1908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暮色苍茫中的旅顺口东岸黄金山下，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了所有道路，根本不让当地的中国人靠前。有的中国人在远处张望着，猜测着：怕又是有什么大人物来了。这时，几辆满载着日本兵和挖掘机械的军用卡车奔黄金山西北麓扬尘而去。几个小时以后，这些军用卡车从原路返回，一溜烟地驶入了闪耀着鬼火似灯光的军港油库码头。在一位日本大佐军官的指挥之下，日本兵七手八脚地将一个用军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物件，从军用卡车上吊入了早已经停靠在那里的“西海丸”运输船的船舱内。此时，隐蔽在该船会客厅的日本旅顺口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中将，正笑眯眯地透过窗玻璃注视着面前所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天明以后，有当地中国人发现，位于旅顺口东岸黄金山下的鸿胪井刻石不翼而飞，还有那为其遮风挡雨的石亭也不见了踪影。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各种流言不绝于耳。数年后，当它们现身于日本皇宫的建安府时，真相大白：原来，是日寇将它们掳走了。
　　这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究竟为何物？日寇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将它们掳走呢？说来话长。
　　唐朝命官凿井留念
　　话说我国历史上的唐朝有这样一个惯例，朝廷命官持节册封，均要留实物证验，或立碑纪事，或建阁（亭）叙要。
　　据新旧《唐书》记载：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在我国东北边疆依粟末水（松花江）而居的靺鞨族首领大祚荣，于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其按照唐制管理国家，使用汉语，车同轨、书同文。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位后，派遣侍御史张行岌一行出使渤海，探明震国对唐朝的态度，进行了招慰。大祚荣当即表示归附并派遣儿子大门艺随同张行岌去长安。此后，唐朝曾经派遣使臣前往渤海对大祚荣进行册封。但因时逢契丹与突厥连年袭击边境，受阻未能成行。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东突厥默缀可汗请唐和亲，向唐称臣。唐朝利用此时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派遣中郎将、在朝廷里负责掌管接待各族宾客的鸿胪卿崔忻以“敕持节宣劳靺鞨使”的名义，率领使团前往渤海，执行宣谕在渤海建立忽汗州和册封大祚荣官爵的使命。
　　当时，前往渤海有陆路和水路可供选择，由于陆路经常受到战争的阻隔，而水路则畅通无阻，所以，崔忻一行往返皆选择了走水路。他们由长安出发，经陆路到达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后，乘船渡海至都里镇（旅顺口古称）北上，“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今丹东蒲石河口），得渤海之境。”（《新唐书·渤海传》）。从此，大祚荣所管辖的地区去靺鞨之号而专称渤海，正式隶属于唐朝，成为唐朝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大祚荣作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既是唐朝的地方官吏，又是地方的最高统治者。
　　有专家指出：崔忻册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大祚荣的历史功绩在于，能够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招慰和册封，使他所建立的独立政权没有向封建割据方向发展，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使渤海地区成为唐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祚荣统治时期施行的这一政治措施，影响了渤海历代郡王。
　　还有专家指出：渤海臣服于唐朝，使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渤海地区的统治，使唐朝中央政权与渤海地方政权、中原内地与渤海边疆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同时，中原内地先进的封建文化、政治制度，生产技术等逐渐传入渤海地区，促进了那里社会生产的飞跃发展。
　　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完成使命的崔忻一行由来路返回时，在到达都里镇后，为纪念此次册封之事，崔忻下令在黄金山的南麓及西北麓各凿井一口。并在西北麓的那口井旁的一块正面横宽3米、厚2米、最高处至基底1.8米的巨石的左上角镌刻正书3行，共29个字：
　　敕持节宣劳靺鞨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后人将这两口井以崔忻的官职相称为“鸿胪井”，将井旁刻石称作“鸿胪井刻石”。
　　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物
　　凿井留念在我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易经》云：“改邑不改井”，“君子修德养民，有常不变，终始无改，养物不穷，莫过乎井。”“井养而不穷者，叹美井德，愈汲愈生，给养於人，无有穷已也。”
　　我国历史学界人士认为：鸿胪井刻石为东北地区著名的唐代刻石之一，它记述了渤海国与唐朝之间的历史关系，是我国东北地区隶属中央政府的印证，也是满、汉两族先民们接触、融合的第一块“里程碑”。同时，它还证明了旅顺口在唐朝时就是中原与东北的海上交通要道，是研究唐史、东北地方史、渤海国史、满族史、大连地方史等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它的存在使得日本等一些国外学者有关渤海是与唐朝完全对等的独立国家，否认渤海隶属和臣服于唐的历史事实，称唐朝廷从未册封过渤海王，而渤海王也从未接受过册封，从未履行其藩封的各项义务等等诸多的观点不攻自破。另外，其书法遒劲刚健，可供欣赏。
　　有关鸿胪井刻石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辽东志》。当时，许多文人墨客以此石拓本馈赠于人。路经旅顺口的官员和文人墨客，几乎都要亲临此井观赏石刻。有些官员，如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年）来旅顺口视察的山东布政司参议查应兆、清朝乾隆四年（1739年）来旅顺口巡视的奉天将军额洛图、清朝道光廿年（1840年）在旅顺口巡阅水师的太子少保盛京将军耆英等还在刻石上题刻名字，加刻文字。
　　鸿胪井刻石暴露在野外，历经了1183年的风雨洗礼后，才由一位名叫刘含芳的官吏于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建造一座石亭覆盖了起来。
　　刘含芳，字芗林，安徽贵池人。1881年北洋水师初建，参与旅顺口军港工程建设的领导工作，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1892年调补山东登莱青兵备道。1895年冬，《中日辽南条约》签订后，奉命从山东渡海勘收旅顺口诸处，当见到过去自己所督建的那些海防工程尽遭摧毁，愤慨填膺，痛哭失声。之后，他命人建造石亭，将鸿胪井石刻保护起来。其所建石亭除盖顶外全部采用的是花岗石，石亭正面用楷书刻有“唐碑亭”3字。在一个角柱上刻有“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当时，刘含芳在原刻石左侧添镌五行小字记其始末： 　　“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1898年，因病辞官的刘含芳在原籍逝世，终年58岁。清廷以其有功，死后赠内阁学士，在烟台立祠堂祭祀，国史馆特立传记。
　　有专家指出：刘含芳的题刻中关于鸿胪井刻石“其大如驼”的记载，为刻石的形状提供了确切的资料。但他所说“其井已湮”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当时只是黄金山的南麓的那口鸿胪井无迹可寻，而西北麓刻石旁边的那口鸿胪井尚在，只是被沙俄军队在战争中修筑工事时掩埋了起来。
　　无法掩饰的掠夺罪行
　　1905年1月2日，日军攻陷了由俄军把守的旅顺口，该地区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在此设立了海军镇守府。当日本海军士兵发现了鸿胪井刻石后，时任旅顺口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的富冈定恭中将，立即委托外务省特派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评论员、东洋史学家内藤虎次郎“调查”清朝的文化遗产，对鸿胪井刻石进行鉴定。内藤虎次郎为此专门写出了调查报告，认为“此碑文于史有益”。在经过密谋以后，富冈定恭决定对这一珍贵的中国国宝下手，于是就出现了此文开头的那个场面。
　　鸿胪井刻石及石亭被偷运到日本后，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交给了日本皇宫。两年后，日本为收藏日俄战争纪念品而修建了建安府，鸿胪井刻石及石亭被“收藏”其间。后被列为日本国家专有财产，摆放在皇宫内，并规定不准人们进入参观，不准公开，最多只能提供照片。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坚持要求日本方面归还鸿胪井刻石和石亭而未果。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掩饰卑鄙无耻的强盗行径，富冈定恭于1911年在鸿胪井刻石及石亭遗址附近立起了一座碑。其正面刻有“鸿胪卿之遗迹”字样，背面碑文刻的是：
　　“唐开元二年，鸿胪卿崔忻，奉朝命使北鞑靼过途旅顺，凿井两口以为纪念。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三百余年，余莅任于此地，亲考查崔公事绩，恐湮没其遗迹，树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海军中将从二位勋一等功四级男爵富冈定恭志。”
　　当然，富冈定恭的这种做法是无法掩饰其罪行的。有许多中外专家学者认为：富冈定恭的行为，无疑是得到了当时日本高层的首肯，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人为破坏。这不是没有依据的。著名学者张晋藩先生在其《我的生活之路》一文中道：“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奴化东北人民的心灵，便粗暴地篡改历史，说：满洲国人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
　　还有，日本当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曾经在朝鲜所有山脉顶峰秘密钉下了巨型铁钉，意在破坏朝鲜国风水龙脉，将朝鲜民族钉牢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些巨型铁钉都是在日本本土特制的。直到今天，由此引发的反应也是空前激烈的。韩国政府曾经根据有关线索，调集了大批人力、物力进行清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大伤痛，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够正视历史，反省历史，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不让战争的历史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