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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庆丰包子铺,自己买单、端盘子、取包子。据悉,他点了二两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21元,并吃得干干净净。他的这份工作餐颇为引人关注,网友们“点赞”不断。其实,领袖们的工作餐,一点都不神秘。可工作餐吃什么怎么吃,确实不是一个只关乎饭碗的小问题,它也反映了一个政党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今天谁请客
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最典型的表述来自1968-1976年担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他说:“毛泽东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
第一道菜是肉,红烧肉、牛肉,或羊肉。第二道菜,是鱼,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鱼。第三道菜荤素搭配。第四道是素菜,比如空心菜、木耳什么的。汤一般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1958年的春天,中午放学,家住灌县(今都江堰市)北街5年级的学生王玉芬经过井福街时,看到一群人正从一家小饭店出来,“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出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
这是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视察水利工程项目。中午稍过,身穿一套灰色中山服的毛主席来到井福街,随即到“幸福餐馆”用餐。用餐的地点是灌县县委工作人员决定的,只是觉得这家小饭店的口味主席会喜欢。
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陪同的同志一人发了一支。同毛主席一起用餐,对县委领导来说还是第一次,总觉得有些紧张和不自然。毛泽东却很随和,看看大家,他诙谐地笑着问:“今天谁请客?”
陪同人员争着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地笑着说:“还是我请客吧。”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顿午餐吃得很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饭后,毛主席接见了服务员和厨师,并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
在外地视察,毛泽东吃饭也从不搞特殊,离开前一定付清钱和粮票。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115号房间。
考虑到毛泽东长途跋涉很辛苦,也为了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宾馆管理员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以及丰盛的菜肴。陪同考察的汪东兴熟知毛泽东个性,他发现后立即找来管理员说:“不是说好了吗?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是贰元伍角钱的伙食标准,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起来。”就这样,井冈山人想破例的第一餐也是按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安排的,而且是小碟盛菜、小碗装汤。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和粮票。他动情地说:“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
吴连登耐心地向他解释缘由:“你的这些话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我必须遵守。今天这钱和粮票没交清,我都不能离开井冈山,这可是纪律呀!”
听了吴连登的这番话,雷良钊只好拿出发票,可是,开惯了发票的他,这次竟不知如何提笔填写。吴连登提醒说:“交款人就写首长吧。”雷良钊十分感动,他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开出发票收据: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共计20.26元,交款人:“首长”。
周恩来:来一盘熬萝卜
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当然,也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周恩来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
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南开大学视察。在教职工食堂吃午饭的过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行动为南开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增产节约课”。
那时候,“大跃进”的浪潮虽然还未退去,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显现出来。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再加上当时午饭早已经开过了,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拿什么来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微笑着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们。他走到双手沾满棒子面的赵师傅面前,热情地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赵师傅慌忙中赶快在水里涮了一下手,却仍然不好意思伸出手去。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和蔼地低声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一边说着,一边紧紧握住了赵师傅的手。
周恩来看到笼屉上还有午餐剩下的棒子面窝窝头,问过价钱后说:“挺便宜,我买两个。来一盘熬萝卜,再加两分钱咸菜。”并招呼随行的省、市领导同志和新闻记者:“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去参观,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我请客。”说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啃起窝头来。一边嚼,还一边风趣地跟大家讲起他上南开中学时,在校长张伯苓家吃贴饽饽熬小鱼的故事。
食堂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给总理吃,炊事员们心里难受极了。幸好还有一个病号留下的鸡蛋,他们连忙用这个鸡蛋做了一碗热汤给总理端上来。周恩来客气地说:“不用了,随便吃一点,不是挺好吗?”吃完了饭,他叮嘱随行秘书务必把这一餐饭所需的粮票和钱,如数交给食堂。
邓小平: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議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58年时,重庆市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足。这年11月初,邓小平在贵州视察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随行。途中任白戈向邓小平反映了上述困难,同时提出:将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现巴南区)、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扩大重庆的后勤供应基地。
11月5日,邓小平决定到基层作些调查,听听基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贵州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先到綦江,计划在綦江的赶水区和县城作短暂停留。下午6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到交通路的国营食堂吃晚饭。
为不影响食堂正常工作,邓小平要食堂照常营业。邓小平一行的晚餐十分简朴,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粉蒸羊肉(又称羊肉笼笼)。几位领导吃得很高兴,对粉蒸羊肉赞不绝口,但回锅肉却有些不正宗,邓小平笑对随行人员说:“北方人搞的回锅肉,既不是北方味,也不是正宗的川味,很特别啊。”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来源:《解放日报》)
毛泽东:今天谁请客
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最典型的表述来自1968-1976年担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他说:“毛泽东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
第一道菜是肉,红烧肉、牛肉,或羊肉。第二道菜,是鱼,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鱼。第三道菜荤素搭配。第四道是素菜,比如空心菜、木耳什么的。汤一般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1958年的春天,中午放学,家住灌县(今都江堰市)北街5年级的学生王玉芬经过井福街时,看到一群人正从一家小饭店出来,“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出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
这是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视察水利工程项目。中午稍过,身穿一套灰色中山服的毛主席来到井福街,随即到“幸福餐馆”用餐。用餐的地点是灌县县委工作人员决定的,只是觉得这家小饭店的口味主席会喜欢。
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陪同的同志一人发了一支。同毛主席一起用餐,对县委领导来说还是第一次,总觉得有些紧张和不自然。毛泽东却很随和,看看大家,他诙谐地笑着问:“今天谁请客?”
陪同人员争着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地笑着说:“还是我请客吧。”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顿午餐吃得很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饭后,毛主席接见了服务员和厨师,并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
在外地视察,毛泽东吃饭也从不搞特殊,离开前一定付清钱和粮票。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115号房间。
考虑到毛泽东长途跋涉很辛苦,也为了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宾馆管理员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以及丰盛的菜肴。陪同考察的汪东兴熟知毛泽东个性,他发现后立即找来管理员说:“不是说好了吗?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是贰元伍角钱的伙食标准,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起来。”就这样,井冈山人想破例的第一餐也是按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安排的,而且是小碟盛菜、小碗装汤。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和粮票。他动情地说:“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
吴连登耐心地向他解释缘由:“你的这些话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我必须遵守。今天这钱和粮票没交清,我都不能离开井冈山,这可是纪律呀!”
听了吴连登的这番话,雷良钊只好拿出发票,可是,开惯了发票的他,这次竟不知如何提笔填写。吴连登提醒说:“交款人就写首长吧。”雷良钊十分感动,他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开出发票收据: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共计20.26元,交款人:“首长”。
周恩来:来一盘熬萝卜
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当然,也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周恩来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
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南开大学视察。在教职工食堂吃午饭的过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行动为南开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增产节约课”。
那时候,“大跃进”的浪潮虽然还未退去,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显现出来。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再加上当时午饭早已经开过了,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拿什么来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微笑着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们。他走到双手沾满棒子面的赵师傅面前,热情地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赵师傅慌忙中赶快在水里涮了一下手,却仍然不好意思伸出手去。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和蔼地低声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一边说着,一边紧紧握住了赵师傅的手。
周恩来看到笼屉上还有午餐剩下的棒子面窝窝头,问过价钱后说:“挺便宜,我买两个。来一盘熬萝卜,再加两分钱咸菜。”并招呼随行的省、市领导同志和新闻记者:“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去参观,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我请客。”说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啃起窝头来。一边嚼,还一边风趣地跟大家讲起他上南开中学时,在校长张伯苓家吃贴饽饽熬小鱼的故事。
食堂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给总理吃,炊事员们心里难受极了。幸好还有一个病号留下的鸡蛋,他们连忙用这个鸡蛋做了一碗热汤给总理端上来。周恩来客气地说:“不用了,随便吃一点,不是挺好吗?”吃完了饭,他叮嘱随行秘书务必把这一餐饭所需的粮票和钱,如数交给食堂。
邓小平: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議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58年时,重庆市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足。这年11月初,邓小平在贵州视察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随行。途中任白戈向邓小平反映了上述困难,同时提出:将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现巴南区)、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扩大重庆的后勤供应基地。
11月5日,邓小平决定到基层作些调查,听听基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贵州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先到綦江,计划在綦江的赶水区和县城作短暂停留。下午6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到交通路的国营食堂吃晚饭。
为不影响食堂正常工作,邓小平要食堂照常营业。邓小平一行的晚餐十分简朴,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粉蒸羊肉(又称羊肉笼笼)。几位领导吃得很高兴,对粉蒸羊肉赞不绝口,但回锅肉却有些不正宗,邓小平笑对随行人员说:“北方人搞的回锅肉,既不是北方味,也不是正宗的川味,很特别啊。”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