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拜年，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风格和习俗，这其中一项便是发“压岁钱”。在中国古代，“压岁钱”最初的称谓是“厌胜钱”（“厌”读“鸭”音），也称“压胜钱”“押胜钱”。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佩戴在小孩子身上的用作吉利品或避邪物的装饰品，不过，这种装饰品是用古钱币做的，但却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它最初的本义主要指两方面：压邪攘灾，喜庆祈福。小时候，依稀记得祖母曾送了两枚前朝的铜钱给自己，欢喜收下却也不明所以，只当作一般的玩物。
　　记得住在外婆家石库门房子里时，一大早隔壁邻居便起床洗涮，天井里和客堂间里便充斥着吴侬软语式的拜年声。在烟花的气味中，穿上新衣服，每个孩子都能在整条弄堂里随处遇到各种祝福和糖果礼物。
　　记忆中，一般除夕过后，年初二女儿们要回门，所以这天也是全家大集合的日子。那一天，外婆家里最多的就是平时根本摸不着边的奶油蛋糕，当然除了跑人家做客，最后总能剩下一个作为战利品。到了年初三开始，自己就跟着长辈“跑人家”，互道新年快乐。为了出门做人客，女眷孩子们基本都会穿上新衣，老老小小也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老底子，人们家里用的都是煤球炉，还不是煤气。外婆就用一个自制的铁钳子在煤炉上一烘，稍微烫一些了，把我叫到跟前，随手就给我烫了个前刘海。所以说，最早的时候，烫头发，真的是烫出来的，而且都是20世纪30年代黑白电影里的那种小卷。喜欢臭美的舅舅就会抹一脑袋的发油，看看自己的头式清爽不清爽。那时家里的口红还是很早以前外婆结婚置办的，多半用一条小红纸在嘴上一泯，再往脸上一抹当胭脂。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外婆的头发是天然卷，就没有太多顾虑，而我这从小开始的体验，或多或少让自己见证了早期的美发史。
　　再说衣服。那时，棉袄是定做的。毛衣很少见到现成买的，基本都是家里主妇们自己织的。年前买点全毛的粗毛线或者开司米，织毛领、围巾、毛衣，都是女人们晚上一起闲聊时的必备功课。话说我身上的毛衣，几乎就是外婆拜托七大姑八大姨各显身手的成果展示。
　　过年时，家里的亲戚来拜年的都是一家老小，一来就是一屋子人。比如外公的妹妹家，外婆的姐妹家。因为人多，见面机会少，常常会把各种称谓搞混。这些个，老外或许就没这类烦恼。最恼火的是要管和自己一样大甚至更小的人叫舅舅，基本就是一臉尴尬和满腔的无辜。
　　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过年去过很多地方，比如满街都是糖葫芦和凉粉的西安，在鹅毛大雪中看着出门还一个人的表妹一转眼带回一大群拜年的小伙伴；在贵州和表妹一家去黔灵山附近给当年的红娘家拜年，吃着各类没见过的野菜和山果；在成都和大学同学一路开车到乐山大佛啃着四川的串串、兔头、娃娃鱼，放着各色五彩的烟花；在香港跟着人群举着高过头顶的高香慢慢挪进寺庙祈福……浓浓的年味里，是各地不同的习俗。
　　“过年回家”，这已经是全中国老百姓最温暖的集体记忆。获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同名电影《过年回家》，一个年轻的女囚因家庭纠葛害死了妹妹，被监禁17年后在过年的时候获假释回家，几经坎坷，终于得到了亲人的宽恕……对中国人来说，过年，不只是一次小小的团聚，它已经承载了太多关于家庭、梦想、祝福、感恩等等情感与文化元素。而“不能承受之重”，这或许也是现代社会人们选择心灵出走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