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梅丽
　　文：[美]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
　　聪明的孩子上名校的压力空前巨大，但名校与非名校之间的差距也空前缩小。
　　如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年轻人生活中命悬一线之时，就是他们得知被哪所大学录取之日。
　　一所精英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形同一张黄金护照。对于那些聪明的学生来说，如果与之失之交臂，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挫折。于是乎，人们的精英学堂情结变得空前强烈。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的新特里尔高中的大学入学总顾问吉姆· 康罗伊说，在过去十年里，父母们对儿女进入重点学校的期待值“一路攀升”。他还补充说，“父母们总是对我说，‘我们只要名校。’”谢利·莱文在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担任大学入学顾问已经二十三年了，也深有同感，“高中生们承受的升学压力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他们觉得如果进不了一所名牌大学，这辈子就差不多没戏了。”
　　升学狂热主要集中在那些“众望所归”的大学，它们具有最大的诱惑力。据录取官员们说，目前称得上“众望所归”的二十五所学校包括长春藤联盟（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阿默斯特学院、伯克莱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乔治城大学、约翰·普柏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波莫纳学院、史密斯学院、斯坦福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瓦萨学院、华盛顿大学、韦尔斯利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当然，一些学生及其家长总是削尖了脑袋想挤进一流学校。但是，由于人口增长了，财富增加了，人们对教育价值的意识也提高了，数百万的家庭对大学入学这个问题已经如临大敌，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外，尽管申请大学入学的学生总数不断增加，精英学校的新生名额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争夺精英学校入学资格的竞争就越来越白热化。 每年，越来越多的聪明、合格的高中生没法得到那令他们朝思暮想的、来自“众望所归”大学的厚厚的信封。
　　但是，如果所有这些紧张和失望产生的根源——那种认为进不了精英学校会让生活有天壤之别的想法——是错误的呢？如果事实证明被“名列前茅”的学校录取根本就不能产生什么影响，那会怎样呢？
　　研究人员阿兰·克鲁格尔和斯特西·伯格·戴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在1999年进行的研究就像是一枚炸弹，轰击目标对准了把精英大学看成命里福星的人。克鲁格尔是普林斯顿的一名经济学家，戴尔是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成员，他们把1976年进入长春藤联盟大学和档次相当的大学的学生，与那些同年进入档次较低的大学里就读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到1995年为止，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比杜兰大学的毕业生收入要多30%，这一数据似乎证明了就读名牌大学能为未来铺平道路的看法。
　　然而，进入耶鲁大学的学生也许只是比在杜兰大学就读的学生更有天赋或更加勤奋。为了检验这个看法，克鲁格尔和戴尔调查了那些接到了精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选择在“筛选程度稍低”、不那么受人追捧的学校里就读的学生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平均说来这些学生毕业二十年以后的收入与在精英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的收入水平相当。克鲁格尔和戴尔发现，那些有足够天分获得重点大学的录取资格的学生，毕业后的收入“几乎没有区别， 不管他们是在哪儿接受的教育”。换句话说，是学生本身，而不是学校，对日后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
　　调查发现，拥有本科文凭的确占据优势。根据普查局的数据，在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那些仅具有高中文凭的人的近两倍。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使大学的价值日益凸显。那些短期内无法接受大学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干干类似于麦当劳服务员的工作，而绝对无法从事那些最需要天分和创意的工作。
　　但是，正如克鲁格尔所说的那样，“念大学比念哪所大学更重要。”那些顶尖大学的优势被过分强化了。想想看吧，有多少大学不属于前二十五名，但它们并不比精英大学逊色多少：巴德学院、巴纳德学院、鲍登学院、布兰戴斯大学、布林·莫尔学院、巴克内尔学院、卡尔顿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科尔比学院、科尔盖特学院、科罗拉多学院、戴维森学院、丹尼森大学、迪金森学院、埃默里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格林内尔学院、哈密尔顿学院、哈维·玛德学院、哈弗福学院、圣十字学院、凯尼恩学院、拉斐特学院、麦卡利斯特学院、米德尔伯里学院、芒特霍里奥克学院、圣母学院、奥伯林学院、奥克西登塔尔学院、里德学院、莱斯大学、萨拉·劳伦斯学院、斯基德莫尔学院、斯佩尔曼学院、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康涅狄格三一学院、联合学院、范德比尔特大学、华盛顿与李大学、韦斯利恩大学、惠特曼学院、威廉与玛丽学院、密执安大学与弗吉利亚大学。然后再看看其他的一些大学，它们也许缺乏定鼎一尊的优势，但其实力也不容小觑：比如波斯顿学院、凯斯西储学院、格鲁吉亚理工学院、罗切斯特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德州基督教大学、塔夫茨学院、伊利诺伊州大学潘·厄巴纳分校、北卡罗来那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欧文、洛杉矶、圣迭戈分校等等（列举这么多大学的名字不是想做到无一漏忘， 而是想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好大学不胜枚举。）“如果一个孩子被麦迪逊色大学录取了，这个家庭就应该喜出望外了。但那些一门子心思只想进顶尖大学的父母就不会把进入麦迪逊大学看作一次成功。”坦普尔大学的校长戴维·阿达曼尼如是说。“一个被哈佛拒收的学生，也许还可能继续在其他数十所优秀大学中的某一所里接受优质教育并在大学里有出色的表现，但却开始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并因为自己有负父母失望而心感愧疚。许多父母都把对孩子的希望拔得很高，孩子们如果不能获得顶尖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就被认为是失败者。”
　　


　　除了克鲁格尔-戴尔的研究之外，还有许多轶事能证明，芸芸高校中的任何一所都能为它的毕业生铺垫成功的基石。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参议院：这个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团体中有二十六位成员是“众望所归”学校的本科毕业生，考虑到从这些学校毕业生本来所占比例就很小，这个小数目还算过得去。但参议院成员背景的多样性更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参议院的一半成员毕业于公立大学，其中不少大学还是属于州管辖——其中包括芝加哥、科罗拉多、衣阿华，堪萨斯、路易斯安娜、密执根、北卡罗来那、俄亥俄、俄克拉何马、俄勒冈、宾西法尼亚、圣何塞、南达科他、犹他、华盛顿州立大学。我们再来看看位于世界财富五百强的前十位公司的总裁吧：他们之中只有四位就读于精英大学。世界最大公司沃尔玛的总裁H· 李毕业于堪萨斯州匹兹堡市的匹兹堡州立大学。接下来看看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者吧：在三十二位美国获奖者中，只有十六位是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其他的则就读于霍巴特学院、密尔萨普斯学院、莫尔豪斯学院、圣奥拉夫学院、南方大学、犹他州立大学，以及维克森林大学之类的非精英学校。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早年曾被南卡罗来那大学和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著名的电影学院拒收，于是他去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学院，而且在那里如鱼得水。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公司的出版公司的罗杰·斯托斯是战后美国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巴纳德学院院长朱迪斯·夏皮罗说：“学生们受周围的影响，认为如果你进了大学X ， 那么必然会产生结果Y, 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念一所好大学肯定是福气，但好大学有很多。读普林斯顿大学还是读巴纳德学院并非性命交关的事。”
　　能否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念书并非性命交关的事——时任《纽约时代周刊》的编辑洛伦·普柏在几年前就有了这种看法。他浏览了《名人录》里1980年代收录的名人（当时《名人录》还是美国显要人物的社会目录——那时还没有《东南部中学女子网球名人录》）和其他派生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将获得本科学位的人收编在他1990年出版的《看到长春藤以外》一书中。普柏发现，为《名人录》输送了最多入选者的学校是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和加州理工学院，这一现象与人们的期待一致。其次是：迪堡学院、圣十字学院、瓦巴西学院、华盛顿和李大学、伊利诺伊州伟顿学院。普柏还发现鲍登学院、丹尼森学院、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密尔萨普斯学院、以及南方大学在为名人录输送人选方面超过了乔治城大学或弗吉尼亚大学，毕洛伊特学院也胜过了杜克大学。
　　这些发现令普柏相信，重点学校已经失去了它们为成功担当看门人的地位了。如今，普柏正为四十所大学大造声势：他认为这些大学与精英大学旗鼓相当， 而且更个性化，更令人身心愉快，压力更小，学费更便宜——至少在一些学校情况如此。霍普学院、罗兹学院 和乌尔辛纳斯等学校没有常春藤联盟大学那样大的入学吸引力，但家长们却乐意把孩子送去就读（可在www. ctcl.com上查到普柏所拥护的非精英优秀大学的名单）。
　　“众望所归大学”也不再是进入研究生院的看门人了。以前，拥有一所精英大学的本科文凭被认为是被重点法律或医学学院录取的前提条件。但如今情况不同了：去年哈佛大学的法律专业新生中的61%都是在长春藤联盟以外的学校获得了本科文凭。“每年我都能看到以前在哈佛大学就读、现在却进不了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或者以前在马里兰大学学习、现在却就读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谢利·莱文如是说。为了出版《看到长春藤以外》，普柏分析了八套医学院能力测试试卷分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分数最高，但卡尔顿学院胜过哈佛大学，摩兰堡学院超过达特茅斯学院, 俄亥俄韦斯利恩大学好于伯克莱大学。
　　精英大学仍然为博士教育提供了最大的生力军（加州理工学院在1990年代占的比例最大），但在这个方面，厄尔翰学院、格林内尔学院、卡拉马祖学院、肯庸学院、诺克斯学院、劳伦斯学院、麦卡利斯特学院、奥伯林学院和伍斯特学院比另外一些地位更高的学校反而做得更好。在1990年代，一个仅仅拥有一千两百名学生的名不见经传的厄尔翰学院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 杜克大学、 西北大学、 宾西法尼亚大学和瓦萨学院。
　　非精英学校为《名人录》输送入选者、为研究生院和参议院培养后继人方面的出色表现说明，许多人过高地估计了“众望所归大学”对学生在未来收入和事业发展上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我毕业于科罗拉多学院，这个小型的文科学院尽管还算受人青睐，但绝对不能望斯坦福大学的项背。我于七十年代在那里读书，当时在校园里晃荡的那些毛头小伙子，如今已经与一大串惊人的成就联系在了一起：医学博士尼尔·巴尔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急诊室”的执行制片人；弗兰克·鲍曼是前任联邦公诉人，被公认为联邦法律量刑专家；凯瑟琳· 德肖是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基金募集负责人；戴维·亨德里克森是科罗拉多学院政治科学系的主任；理查德·基尔布赖德是管理金额高达四千五百亿的ING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负责人；罗伯特·克雷默是电视演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刘，是“比尔 & 梅林达 · 盖茨”基金会的高级顾问，同时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权威之一； 戴维·马尔珀斯是Bear Stearns的总经济师；马克·麦康奈尔是动画师，已经获得了电视动画艾美奖； 吉姆·麦克道尔是BMW北美地区的销售副总裁；马西亚·麦克纳特是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总裁；迈克尔·纳瓦是亨利·里奥斯系列侦探小说的作者；彼特·纽珀特是drugstore.com的总裁；安妮·赖芬贝格是《洛杉矶时代报》的代理商业编辑；德博拉·考尔菲尔德与人合著出版了广受欢迎的烟草诉讼书籍；肯·萨拉扎是科罗拉多的大律师以及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候选人；汤姆·尚克尔是《纽约时代报》的五角大楼驻外记者；乔·西米蒂安被《美国科学》提名为在科技方面最具影响的五十人之一；埃里克·宗德尔曼是丹佛最强大的公共关系公司之一的创立者。
　　大学的功能在于引导学生去创造多彩而眩目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科罗拉多学院在这个时期并不比哥伦比亚大学或康奈尔大学或其他长春藤联盟大学逊色。当然，其他大学也可以因为它们在这个或那个时期的成就而当仁不让；我只是以我所知的例子进行说明。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某段时间内，成功的重力中心从顶尖的学校发生了转移。
　　而上述转移发生的关键是非精英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我采访过的许多大学官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在一代或两代人以前，如果一个学生不能被某所长春藤大学或者精英学校录取的话，这无疑是他生命中得一大挫折，因为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够提供真正的一流教学。但从那以后，非精英学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今的伊利诺伊韦斯利恩大学远远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哈佛大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可能要小得多。”这所大学的主管官员珍妮特·麦克纽说。这样的话可以适用其他许多大学。不少过去就不错的学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那些顶尖的学校多少有点按兵不动。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缩短了与精英大学的差距。
　　现在有多少大学提供优秀的教育呢？新特里尔中学的吉姆·康罗伊认为可能有一百所；而谢利·莱文认为可能有两百多所。进步特别明显的是一些大型公立大学。密执根大学和弗吉利亚大学已经变成了“公立长春藤”，而无数的私立大学如今提供着最高档的教育。一个学生是否因为公立大学提供的良好教育而去就读是另一回事：但一个宽大的、乱哄哄的校园，可能成为靠喝啤酒打游戏虚度四年光阴的乐园，而在一个小型的私立的大学里，那样的行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公立大学质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入学机会，而且还对本州学生提供打折学费。许多无法支付昂贵的私立大学学费的家庭，现在往往能在公立大学中找到令人满意的选择。
　　数量如此众多的大学得到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大量的优秀教员。由GI条例（注：GI Bill of Rights，1944年军人重新安置法的俗称。它规定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医疗、购房以及四年大学教育提供援助。其最大影响表现在教育方面，大量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求学，形成庞大的学生人潮。）引发的教育浪潮吸引了无数英才投身于学术界。由于顶尖大学的职位任期轮换得很慢，青年教师军团就扩散到了其他大学，因而提高了非精英大学的教学水平。与此相生相随的是，国家越来越繁荣，大学也越来越兴旺——包括那些第二梯队大学。当GB法案催生的第一批军团成员年事已高、功成身退时，他们数额不菲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非精英大学。（今年初匹兹堡州立大学法律学院就收到了学生赠送的四百二十五万美元。）如今，许多的非精英大学都有充裕的财源：艾默里大学得到的捐赠有四十五亿美元，凯斯西储学院有十四亿美元，连小小的科尔比学院也有三亿两千三百万美元——这个金额在几十年前，对于一个非全国性的小规模文科院校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由于第二梯队大学的崛起，传统的特权阶层在商业界和其他行业中的优势开始逐渐消失。曾几何时，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文凭，在很多地方被看作是得到晋升的顺风饱帆，因为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毕业生往往具有正统的中上层新教背景。而现在，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文凭根本无法代表一个人的背景，因此它在招聘工作和职位提升上的优势越来越小；许多公司宁肯要一个在里海大学里出类拔萃的学生，而不肯要一个在布朗大学里的表现平平者。律师事务所对社会阶层仍然非常在意——一些学校顾问认为，律师事务所在选择雇员时，仍然要考虑学生是从哪所大学获得的本科文凭。但大部分雇佣单位并不把社会阶层作为考虑因素，其中一些甚至故意避开来自顶尖学校的求职者，因为这些求职者往往不切实际地期望迅速加官晋爵。
　　被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关系通常只是碰巧如此而已，但下面的事实确实具有讽刺性：非精英大学在教育质量和资金来源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而顶尖大学文凭却没那么吃香了。进入一所精英大学念书，变得更像是满足一个全国性的心理情结而已。
　　让我们再回到克鲁格尔-戴尔的论文。我们真的确信哈密尔顿学院和哈佛一样好吗？
　　一些分析者认为，最顶尖的大学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哈佛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斯比对大学的成果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精英大学的毕业生，确实比那些虽然能力相当但就读于其他大学的学生收入要高一些。霍克斯比对1982年进入大学的男学生进行了研究，并把他们按能力分类，尽管她采用的标准同克鲁格尔和戴尔的不一样。她认为，在能力相当的情况下，那些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在日后工作中的收入平均为二百九十万美元，而进入第二梯队大学的学生能获得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使得霍克斯比相信，心怀大志的顶尖大学学生有理由追求万里挑一的工作。
　　她说：“排名大约在前五十位的学校的确具有优势。顶尖学校建立的社会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遇到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的儿子，然后他的父亲就给了你一个工作，而是说你能遇到来校园开会或演讲的专家。这种会议网络效应在精英大学里要好得多。”霍克斯比估计，一个学生从教育中受到的利益的四分之三都取决于他的努力和能力，这种情况在任何一所好的大学里都差不多。剩下的四分之一取决于学校的地位——好的大学拥有更好的资源和关系网，顶尖学生能带动其他一批顶尖学生。”
　　“如今，许多大学都拥有良好的师资，因此师资并不是顶尖大学的优势所在，”霍克斯比解释说，“也许普林斯顿大学与鲁格斯大学的师资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的学生却有很大的差别，而每个人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来自于与别的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里，也许有少数学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崩溃，但多数人都能在重压之下越战越佳，而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就是“众望所归大学”。霍克斯比注意到，一些中等档次的公立大学在内部设立了“荣誉学院”，吸引表现优异的学生。“在公立大学荣誉学院立的学生表现不错，但如果他们就读精英学校，肯定会发挥更好。”霍克斯比得出这样的论证，并且觉得原因就是他们周围缺乏其他的尖子生。
　　但有这样一群学生，甚至是克鲁格尔和戴尔也觉得他们从精英大学里获得了巨大的益处：那就是那些来自劣势背景的学生。贫穷家庭的孩子来到阿默斯特学院或西北大学这样的环境后，得到的益处大大超过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为什么？答案可能是他们能学到在以前的环境中无法学到得社会默契规则和习惯。艾尔弗雷德·卢布拉诺是一个砌砖工的儿子，他在2003年出版的《过渡地带》（“LIMBO”）一书中分析了工人阶层背景的人们进入白领文化后发生的情况。卢布拉诺写道，他们的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就是学会在任何时候都表现的不动感情，外表镇定，不管他们内心是怎样翻江倒海。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在进入大学时就已经学会了以镇静为面具。家境贫穷的孩子们可能在新得环境中学习到如何自我表现——这是在一流大学里能特别得到证实的一个特点。
　　可以理解为什么无以计数的高中老师和心急火燎的家长一心一意地想让孩子们进入精英大学。十来岁的年纪正是接受一系列考验的阶段：要学业成功，要适应环境，要擅长接受并应对考验，要懂得怎样讨大人欢喜。这些考验似乎都终结于一个评定——一个对前十八年的生活非好即差优劣分明的评定，而做出这个评定的人就是大学的录取官员。对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一天就是得到人生真谛的时刻：他们会知道成人们是如何看他们的，会看到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否成功的征兆。当然，成人世界里既不乏落魄失意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充满了事业上踌躇满志或生活上春风得意的格鲁吉亚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但十几岁的孩子们还不可能懂得这些。他们惟一确信的，就是大学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他们，就像约会可能被接受或拒绝一样——只不过前者更严重一些，而且父母会知道有关的一切细节。
　　当然，要取消大学申请过程中设置的一道道考验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能理解到，如今许多的学校都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并为他们未来的良好收入和光明事业铺路架桥，那大学入学就不会把人搞得那么人心惶惶，也不应会给中学生活投下那么浓重的阴影哈佛大学固然让人艳羡，但你没有必要认为，一定要进入哈佛才能跨入人生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