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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商人们正在寻找道德指导,而答案很可能就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寻求道德基础,而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答案。
来自纽约和伦敦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这得到了北京和上海的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所阅读的西方媒体在指责企业管理者的贪婪,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自我控制力的错误信念;他们担心自己所拥有的不动产会贬值;他们质疑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提出的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把一些私有银行收归国有。他们认为西方社会已经丧失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高地,而他们现在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拯救世界呢?
尽管中国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的经济,但是它可以帮助减少因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而中国显然有能力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一种新的国际储存货币的呼吁。受到尊重的有识之士在利用危机寻求新的道德楷模。
来自中国的道德引导?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体制不透明,裙带关系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很严重。中国政府也正在和腐败斗争,而中国的商学院里只有40%提供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并且这些课程也得不到学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会“来事儿”就没有办法在商业圈里生存。
孔子的回归
不错,我们讨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道德引导。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是熟悉的。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支持召开了最大规模的全球佛教会议—杭州世界佛教论坛。会议最终达成了普陀山声明,提出了“世界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呼吁。中国正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的方式来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以此来复兴孔子和儒家思想。从2004年在韩国建立第一所学院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个孔子学习中心。
而孔子和儒家思想所受到的广泛欢迎可以通过大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得到印证,这些节目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都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诠释孔子的哲学思想。于丹的《论语心得》在2008年成为中国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而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所制作的电视剧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当我们与中国的企业家,公司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中国的道德指南针的寻找是真实的,并且是来自民众的,而非来自政府的主导。而对中国的年轻人所进行的采访和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在这个与传统出现的隔离的社会中寻找意义和导向。很多人找到了佛教,儒家思想以及道家的思想,希望借此寻求道德基础。
迈向真正的全球标准
以下是我们这些日子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从西方的商学院MBA项目毕业的45岁的上海商人,曾经和成功的企业家合作过,也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冥想,很少进食,虽然工作但是把收入的大部分都捐赠出去了。 “我到底需要什么?”,他这样问自己,“其实一个人的需求是很少的”。另外一个年纪更大点的中型企业的总裁在谈论道家思想的时候,认为中国现在似乎是以金钱为信仰的,但事实上人们应该学会中庸之道,学会阴阳之间的平衡。
3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关于精神力量和领导艺术讨论中,MBA的学员明显的感受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体系的影响已经足够长了,而现在西方自己也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模式吗?是否可以把中国传统转变成一种超越东方的新的道德范式呢?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而更可能的情形则是,我们正在逐步发展一种真正的全球标准。而这种标准正在被诸如国际贸易组织,8国集团,20国集团,联合国机构等制度安排所鼓励,而人们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的呼吁也对于这种标准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人们希望有更好的全球治理,改进的监督机制以及超越国界的全球货币。
在行业的水平上,一些西方的和中国的商务人士感到,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展和形成一套标准,因为企业都在更多的监管自己的供应商,并且同时也受到自己的客户的监督。在面对诸如安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健康和环境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合资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他们的应对方式都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在怎样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全球标准呢?所有在中国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要在经理和员工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是有可能的,但要把这种个人之间的忠诚转换成和公司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而道德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传统的中国道德观是建立在作为朋友的个体之间的高度的真诚和信任,而不适用于超越这个私人联系圈之外的人。那么人们应当如何把这种对于道德的承诺转换到陌生人的身上呢?比如那些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孩子这样的陌生人?或者那些只是想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安全而可靠的产品的普通消费者这样的陌生人?
信任也是资本
很多和我们交谈过的中国商人表示,单纯的依靠法律是不够的。除非企业的领导拥有道德和爱,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一些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等等。这些商人说,如果我们用诚恳来对待他人,我们就会赢得公众的尊重和社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持续发展的资本。换句话来说,没有道德的信用,就没有信任,也就没有合作,没有生意可谈,这话说的很有力度。在关于佛教的书里,一位商人兼作者说道,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道德,必须有“心”。他认为,如果把顾客比喻成绵羊,我们要做的是剃毛,而不是剥皮。类似的,所有的企业都说他们希望成为雇员的家,但是他们并不像关心家庭成员那样关心他们的需求。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开始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在中国,我们发现那些来到商学院的企业家都是为了寻求摆脱经济衰退的快速途径;而模式转变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不过,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我们还是在启动一个旨在加强中国商学院的商业道德教育的项目,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两天的研讨会,探讨关于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也许通过对于批判性思维的鼓励,通过讨论如何应对一些棘手的问题,通过对于研究的精密性和相关度的鼓励,我们将能够解决道德教育中的困难,并且促进透明性和道德感,同时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寻找一种途径,可以借鉴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误,并且避免完全依赖市场和对于利润的单纯追求的危险,因为这样做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在一个公开和透明没有成为转换过程的基石这样的环境中,培养道德导向的难度将是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审视和学习有可能创造出一条原创的道路。也许东方的哲学—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可以提升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认知,丰富我们评估目前遇到的困境的方式,并且给我们的想像插上翅膀。(摘自:《商业周刊》2009年5月15日 编辑:何乐)
点评:从2008年迅速恶化的金融危机,已经在2009年变得更加肆虐,其起因于商界,也给商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这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多年来学习的、效仿的、追求的商业理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是否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同时,跨年间不断爆发的商业丑闻,也让我们思考:道德和商业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的企业似乎还未能确立一种正确的商业价值?也许普世皆准的善的商业道德,并不在西方课本里,而就在华夏血脉里。西方人都如此反思了,我们呢?
中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寻求道德基础,而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答案。
来自纽约和伦敦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这得到了北京和上海的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所阅读的西方媒体在指责企业管理者的贪婪,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自我控制力的错误信念;他们担心自己所拥有的不动产会贬值;他们质疑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提出的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把一些私有银行收归国有。他们认为西方社会已经丧失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高地,而他们现在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拯救世界呢?
尽管中国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的经济,但是它可以帮助减少因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而中国显然有能力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一种新的国际储存货币的呼吁。受到尊重的有识之士在利用危机寻求新的道德楷模。
来自中国的道德引导?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体制不透明,裙带关系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很严重。中国政府也正在和腐败斗争,而中国的商学院里只有40%提供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并且这些课程也得不到学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会“来事儿”就没有办法在商业圈里生存。
孔子的回归
不错,我们讨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道德引导。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是熟悉的。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支持召开了最大规模的全球佛教会议—杭州世界佛教论坛。会议最终达成了普陀山声明,提出了“世界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呼吁。中国正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的方式来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以此来复兴孔子和儒家思想。从2004年在韩国建立第一所学院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个孔子学习中心。
而孔子和儒家思想所受到的广泛欢迎可以通过大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得到印证,这些节目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都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诠释孔子的哲学思想。于丹的《论语心得》在2008年成为中国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而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所制作的电视剧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当我们与中国的企业家,公司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中国的道德指南针的寻找是真实的,并且是来自民众的,而非来自政府的主导。而对中国的年轻人所进行的采访和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在这个与传统出现的隔离的社会中寻找意义和导向。很多人找到了佛教,儒家思想以及道家的思想,希望借此寻求道德基础。
迈向真正的全球标准
以下是我们这些日子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从西方的商学院MBA项目毕业的45岁的上海商人,曾经和成功的企业家合作过,也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冥想,很少进食,虽然工作但是把收入的大部分都捐赠出去了。 “我到底需要什么?”,他这样问自己,“其实一个人的需求是很少的”。另外一个年纪更大点的中型企业的总裁在谈论道家思想的时候,认为中国现在似乎是以金钱为信仰的,但事实上人们应该学会中庸之道,学会阴阳之间的平衡。
3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关于精神力量和领导艺术讨论中,MBA的学员明显的感受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体系的影响已经足够长了,而现在西方自己也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模式吗?是否可以把中国传统转变成一种超越东方的新的道德范式呢?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而更可能的情形则是,我们正在逐步发展一种真正的全球标准。而这种标准正在被诸如国际贸易组织,8国集团,20国集团,联合国机构等制度安排所鼓励,而人们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的呼吁也对于这种标准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人们希望有更好的全球治理,改进的监督机制以及超越国界的全球货币。
在行业的水平上,一些西方的和中国的商务人士感到,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展和形成一套标准,因为企业都在更多的监管自己的供应商,并且同时也受到自己的客户的监督。在面对诸如安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健康和环境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合资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他们的应对方式都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在怎样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全球标准呢?所有在中国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要在经理和员工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是有可能的,但要把这种个人之间的忠诚转换成和公司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而道德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传统的中国道德观是建立在作为朋友的个体之间的高度的真诚和信任,而不适用于超越这个私人联系圈之外的人。那么人们应当如何把这种对于道德的承诺转换到陌生人的身上呢?比如那些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孩子这样的陌生人?或者那些只是想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安全而可靠的产品的普通消费者这样的陌生人?
信任也是资本
很多和我们交谈过的中国商人表示,单纯的依靠法律是不够的。除非企业的领导拥有道德和爱,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一些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等等。这些商人说,如果我们用诚恳来对待他人,我们就会赢得公众的尊重和社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持续发展的资本。换句话来说,没有道德的信用,就没有信任,也就没有合作,没有生意可谈,这话说的很有力度。在关于佛教的书里,一位商人兼作者说道,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道德,必须有“心”。他认为,如果把顾客比喻成绵羊,我们要做的是剃毛,而不是剥皮。类似的,所有的企业都说他们希望成为雇员的家,但是他们并不像关心家庭成员那样关心他们的需求。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开始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在中国,我们发现那些来到商学院的企业家都是为了寻求摆脱经济衰退的快速途径;而模式转变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不过,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我们还是在启动一个旨在加强中国商学院的商业道德教育的项目,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两天的研讨会,探讨关于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也许通过对于批判性思维的鼓励,通过讨论如何应对一些棘手的问题,通过对于研究的精密性和相关度的鼓励,我们将能够解决道德教育中的困难,并且促进透明性和道德感,同时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寻找一种途径,可以借鉴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误,并且避免完全依赖市场和对于利润的单纯追求的危险,因为这样做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在一个公开和透明没有成为转换过程的基石这样的环境中,培养道德导向的难度将是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审视和学习有可能创造出一条原创的道路。也许东方的哲学—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可以提升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认知,丰富我们评估目前遇到的困境的方式,并且给我们的想像插上翅膀。(摘自:《商业周刊》2009年5月15日 编辑:何乐)
点评:从2008年迅速恶化的金融危机,已经在2009年变得更加肆虐,其起因于商界,也给商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这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多年来学习的、效仿的、追求的商业理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是否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同时,跨年间不断爆发的商业丑闻,也让我们思考:道德和商业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的企业似乎还未能确立一种正确的商业价值?也许普世皆准的善的商业道德,并不在西方课本里,而就在华夏血脉里。西方人都如此反思了,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