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话题。
　　小堡村，江西省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地处三乡交界，就行政地理而言，差不多是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总之，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像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不过，江西有二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传统，作为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人文与地理要素，决定了这里的乡村样本十分中国，并具有典型性。
　　2001年春节，熊培云回江西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写成一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随后发表在《南风窗》上。
　　按照最初的想法，熊培云想从村庄史的角度将田野调查继续下去。不过，事情很快有了变化。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他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
　　有些变化完全出人意料，回国后，熊培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原因是，他关于小堡村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了很多关注，很快有几家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他，要求亲往采访。熊培云爽快地答应下来，并提供了小堡村的地址。没过多久，他得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连续做了3天采访。当中国女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赶到这个村庄采访时，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以至于他们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令熊培云费解的是，那位美国记者在采访村民时竟然将他的那篇文章以及未刊发的素材复印了许多份，逐一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这一举动，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自己人”曝光了。尽管熊在杂志中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个中悲情故事在当地早已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快。
　　美国记者将熊培云的村庄推进了国际视野。
　　这家美国报纸出版了“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篇。几位村民包括熊培云父母阳光满脸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报道还配了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是标着圆点的北京，一个是标着圆点的熊培云的村庄。熊说：“虽然我并不认为北京的分量比我的村庄重——北京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而我的村庄是我的心都——但当我在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与北京平起平坐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一点点可怜的虚荣与欢喜。”
　　因为美国记者的鲁莽，熊培云一时间失去了村民们对他的好感。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这本书的写作历时10年，其中部分篇章曾以“乡村纪事”连载于《南方周末》，备受各界关注。作者以自己家乡的村庄为考察对象，从各个侧面梳理了中国乡村这100年来经历的多次不成功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命运，通过一个小小的村庄，展现在读者眼前。
　　传统乡村、农业、农民陷入衰败，似乎是难以阻遏的潮流。法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辉煌30年”，也出现了农民大量进城，相比来说，熊培云认为，中国农民进城比例远远不够，2002年的一个数量统计，法国的农业人口是5％，而中国农民现在还有70％之多。
　　在熊培云看来，“就地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县城可以消化大量农村人口，建立得好，大家没必要增加交通成本，出去打工。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还造成家庭分裂。
　　1989年春天，诗人海子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感到巨大的荒凉，“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
　　托马斯·沃尔夫说：“认识自己故乡的方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
　　留学法国、游历海外让熊培云身上撒上了一层西方思想学说和普遍人性的光辉，同时他也承接着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乡村建设先驱的梦，熊培云甚至说，以后会像他们一样，更多地回到乡村甚至扎根于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