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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股市见证人”——人们通常这样来形容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科斯托拉尼，犹太人，1906年出生在匈牙利。1917年，十多岁的科斯托拉尼就已经开始与金钱和交易所打交道，但他却不是一个实利主义者。通过思考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带给他快乐。他自信地称自己为投机者，对他来说，投机是一种智力挑战。他与金钱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在他看来，这是成为一个成功投机者的首要前提。
科斯托拉尼既不吝啬，也不挥霍炫耀钱财，金钱对他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被纳粹迫害逃出巴黎时是金钱给了他帮助；是金钱给了他最好的医疗保证，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更看重这一点；是金钱使他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一场戏剧或音乐会特别令他着迷，他就会坐飞机去米兰斯卡拉剧院过通宵。但是能省钱的地方他还是尽可能地省。因此，他经常会把一些讲座举办者送给他的一等戏票换成二等经济票，这样他就可以省下钱为自己的私事买飞机票了。他总是说，反正他太瘦了，太宽的位子也坐不满。
科斯托拉尼是研究投资大众心理学的权威人物，但他一点也不像这一学术领域的先驱人物勒庞那样把散户视为愚蠢的“乌合之众”，而是把散户当作自己的学生和好朋友。“不一定要富有，但一定要独立”——这就是他告诫散户的话。他向散户揭秘“心理学造就90%的行情”，把资金流通量与股票之间的关系、乐观或悲观的心理因素这二点，简明扼要地列出一个方程式：T（趋势）=G（资金）+P（心理）。他非常鄙视和厌恶完全不具想像力的股票分析系统和软件，认为股市的涨跌是公众贪婪与恐惧心理状态的反映，人性心理共识才是股市行情变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他说：“只有损失才是真实的，获利不过是一种错觉。号子里的交易员充其量只是一个懂得用电脑完成交易、不须花脑筋的办事员，但是身为投资人就必须是一个用脑思考的人。”他认为股市是一片充满凶险的热带丛林，必须靠自己独立的思考才能获胜。他精辟地告诉散户牛熊转折的特征：“当最后一个悲观者也变成了乐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牛市 ’的尽头；当最后一个乐观者也变成了悲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熊市’的尽头。”为劝导散户不可用简单的技术指标和数学逻辑来判断股票的走势，他直言不讳地点穿：“想要用技术方法预测股市行情或未来走势的人，不是江湖骗子，就是蠢蛋，要不然就是兼此两种身份的人。”
科斯托拉尼特别强调“想象力”在股票交易中的重要性。他发现，正是大众不愿独立思考、缺乏想像力和习惯于跟风的心理使然。只有那些从大众普遍心理挣脱出来的人，才是赢家，同时他也认为，仅仅是取得股票信息是不够的，想像力才是投机操作的原始动力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他曾指出：“对于股市大盘走势，想像力和资金要比基本面的分析更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在股票市场上成功，不是靠计算，而是思想，用脑子思想”，“在别人不喜欢的地方寻找以后他们会喜欢的东西”，“投机者利用别人的愚蠢所获得的利益往往比靠自己的智慧得来得多，人们可以从别人的愚蠢之处汲取教训”。
科斯托拉尼毫不讳言自己就是股市里的一个“投机者”——他的一生始终以这个“头衔”或以能够识破股市心理的“浪漫投机家”自居，他不同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他对市场上的外汇、股票、商品可能存在的投机机会都不会放过。
他在早年一篇题为《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的专栏文章直言：“做财政部长，我不行。做银行家，我不想。我就是投机家和股票族。”他写《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时已值85岁高龄，依然坦诚地说：“我是投机者，始终如一！”在他看来，没有非理性的投机就不存在股市。他如实地道破天机：“股价的波动从来未曾符合过股票的真正价值，股价永远过高或过低。如果股价可以随时反映真正的价值，也就不会有上下波动的行情了。”同时他也自知投机者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他必须在关键时刻觉察出关联性并作出适当的处理”。
为了帮助散户把握好在不同行情循环周期的投机操作，他一目了然地将行情的循环周期划分为股价盘整、顺势波动、急速扩张三个时期阶段，并给出相应的投机策略和方法。他坦言，股市投机家最为重视的是“傻瓜的价值”，也就是智慧的投机家总是利用别人的愚蠢来获利。他把所谓高智商的人也归入无知群众之列，戏称为“博学笨蛋”，并假设“挑选100名高智商的人共处一室，结果显示冲动情绪会战胜理智思考”。他认为，对于大众心理反应强弱的关键时机，经验老到的投机家有时是可以预测到的。比如一旦察觉出大众心理过于狂热，投机家就会退场。在股票投机的天地里博弈，他坚信其中的诀窍如同玩牌：“做一个投机商就仿佛在玩扑克牌，你必须在拿到坏牌时尽量少输，拿到好牌时尽量多赢。”
做一个投机者，可没有那么简单。照科斯托拉尼所说：投机者就是高智商、有头脑的交易所投机手。他能正确预测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向，并能设法从中赢利。但交易所里的人群中没有几个好榜样，绝大多数交易所参与者都是不经思考，慌乱在交易所跑来跑去。
对着蜂拥加入炒股大军的小股民们，在科斯托拉尼看来，这些人是交易所的小投机手，他们配不上投机者这一称号。当股市震动或下跌时，投机手迟早会破产。科斯托拉尼曾说：“在我80年的交易所生涯中，我还没认识一位能长期取得成功的交易所投机手。我的大部分经验是在损失惨重的交易经过中获得的。因此我也可以说，一位交易所投机者一生中没有至少两次破产，他就不配得到这一称号。”
如果谁想从科斯托拉尼这位交易所老手那里得到重要建议，那将会失望。他在每次报告开始都说：“你们别想什么别的建议。”因为，建议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么也不过是告诉大家，它们只是银行或其他利益集团企图向公众兜售某种股票罢了。不过，科斯托拉尼还是愿意与人们去分享他的经验，他35年来写的新闻体著作却有着太多的建议。其中最有名的一例是，到药店买些安眠药吃下，然后买一揽子国际标准证券，再大睡几年。谁要是听从了这个建议，一定会获得那个早被他预言过的惊喜。
不过用科斯托拉尼的好朋友史蒂芬？黑斯的话来说，科斯托拉尼把他最明智的建议给了年轻的父母：“你们应投资于孩子们的教育！”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通过科斯托拉尼自己的经验，这句话听起来就特别有分量。在他18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巴黎，向一个熟识的交易所经纪人学习。科斯托拉尼的父母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多亏这次教育，才使他们的儿子有能力资助他们在瑞士安度晚年。
在股海纵横的80年里，科斯托拉尼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两次破产，见证了20世纪的股市沉浮，最终赚得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而35岁就已经退休的他，凭借着过人的精力，又成为财经杂志的专栏作家，为德国经济评论杂志《资本》供稿长达25年。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斯托拉尼多了一个新头衔“股市教授”，开始在德国和世界各大都市的咖啡馆中，教授股市知识，不断教导青年朋友：在股票市场上成功，不是靠计算，而是思想，用脑子思想。上至王孙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科斯托拉尼咖啡馆讲座中的学生，或许这些，才是科斯托拉尼最想做的事情。
1999年9月14日，科斯托拉尼虚弱的身体再也抵抗不住腿部骨折给他带来的后遗症，在巴黎逝世，享年93岁。《大投机家》是他最后的遗产，同时这是其一生投机智慧的结晶。
科斯托拉尼一生共写了13本书，在全世界销售300万册。《资本》杂志上有他的专栏，他在上面发表过414篇文章。第一篇发表在1965年3月的那一期，题目是《一个投机者的自白》。最后一篇发表在1999年10月的那一期。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为2000年1月的那一期继续写些东西。他曾用他那富于幽默的方式说道：“《资本》给了我保障，但谁来保障《资本》呢？”
科斯托拉尼，犹太人，1906年出生在匈牙利。1917年，十多岁的科斯托拉尼就已经开始与金钱和交易所打交道，但他却不是一个实利主义者。通过思考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带给他快乐。他自信地称自己为投机者，对他来说，投机是一种智力挑战。他与金钱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在他看来，这是成为一个成功投机者的首要前提。
科斯托拉尼既不吝啬，也不挥霍炫耀钱财，金钱对他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被纳粹迫害逃出巴黎时是金钱给了他帮助；是金钱给了他最好的医疗保证，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更看重这一点；是金钱使他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一场戏剧或音乐会特别令他着迷，他就会坐飞机去米兰斯卡拉剧院过通宵。但是能省钱的地方他还是尽可能地省。因此，他经常会把一些讲座举办者送给他的一等戏票换成二等经济票，这样他就可以省下钱为自己的私事买飞机票了。他总是说，反正他太瘦了，太宽的位子也坐不满。
科斯托拉尼是研究投资大众心理学的权威人物，但他一点也不像这一学术领域的先驱人物勒庞那样把散户视为愚蠢的“乌合之众”，而是把散户当作自己的学生和好朋友。“不一定要富有，但一定要独立”——这就是他告诫散户的话。他向散户揭秘“心理学造就90%的行情”，把资金流通量与股票之间的关系、乐观或悲观的心理因素这二点，简明扼要地列出一个方程式：T（趋势）=G（资金）+P（心理）。他非常鄙视和厌恶完全不具想像力的股票分析系统和软件，认为股市的涨跌是公众贪婪与恐惧心理状态的反映，人性心理共识才是股市行情变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他说：“只有损失才是真实的，获利不过是一种错觉。号子里的交易员充其量只是一个懂得用电脑完成交易、不须花脑筋的办事员，但是身为投资人就必须是一个用脑思考的人。”他认为股市是一片充满凶险的热带丛林，必须靠自己独立的思考才能获胜。他精辟地告诉散户牛熊转折的特征：“当最后一个悲观者也变成了乐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牛市 ’的尽头；当最后一个乐观者也变成了悲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熊市’的尽头。”为劝导散户不可用简单的技术指标和数学逻辑来判断股票的走势，他直言不讳地点穿：“想要用技术方法预测股市行情或未来走势的人，不是江湖骗子，就是蠢蛋，要不然就是兼此两种身份的人。”
科斯托拉尼特别强调“想象力”在股票交易中的重要性。他发现，正是大众不愿独立思考、缺乏想像力和习惯于跟风的心理使然。只有那些从大众普遍心理挣脱出来的人，才是赢家，同时他也认为，仅仅是取得股票信息是不够的，想像力才是投机操作的原始动力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他曾指出：“对于股市大盘走势，想像力和资金要比基本面的分析更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在股票市场上成功，不是靠计算，而是思想，用脑子思想”，“在别人不喜欢的地方寻找以后他们会喜欢的东西”，“投机者利用别人的愚蠢所获得的利益往往比靠自己的智慧得来得多，人们可以从别人的愚蠢之处汲取教训”。
科斯托拉尼毫不讳言自己就是股市里的一个“投机者”——他的一生始终以这个“头衔”或以能够识破股市心理的“浪漫投机家”自居，他不同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他对市场上的外汇、股票、商品可能存在的投机机会都不会放过。
他在早年一篇题为《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的专栏文章直言：“做财政部长，我不行。做银行家，我不想。我就是投机家和股票族。”他写《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时已值85岁高龄，依然坦诚地说：“我是投机者，始终如一！”在他看来，没有非理性的投机就不存在股市。他如实地道破天机：“股价的波动从来未曾符合过股票的真正价值，股价永远过高或过低。如果股价可以随时反映真正的价值，也就不会有上下波动的行情了。”同时他也自知投机者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他必须在关键时刻觉察出关联性并作出适当的处理”。
为了帮助散户把握好在不同行情循环周期的投机操作，他一目了然地将行情的循环周期划分为股价盘整、顺势波动、急速扩张三个时期阶段，并给出相应的投机策略和方法。他坦言，股市投机家最为重视的是“傻瓜的价值”，也就是智慧的投机家总是利用别人的愚蠢来获利。他把所谓高智商的人也归入无知群众之列，戏称为“博学笨蛋”，并假设“挑选100名高智商的人共处一室，结果显示冲动情绪会战胜理智思考”。他认为，对于大众心理反应强弱的关键时机，经验老到的投机家有时是可以预测到的。比如一旦察觉出大众心理过于狂热，投机家就会退场。在股票投机的天地里博弈，他坚信其中的诀窍如同玩牌：“做一个投机商就仿佛在玩扑克牌，你必须在拿到坏牌时尽量少输，拿到好牌时尽量多赢。”
做一个投机者，可没有那么简单。照科斯托拉尼所说：投机者就是高智商、有头脑的交易所投机手。他能正确预测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向，并能设法从中赢利。但交易所里的人群中没有几个好榜样，绝大多数交易所参与者都是不经思考，慌乱在交易所跑来跑去。
对着蜂拥加入炒股大军的小股民们，在科斯托拉尼看来，这些人是交易所的小投机手，他们配不上投机者这一称号。当股市震动或下跌时，投机手迟早会破产。科斯托拉尼曾说：“在我80年的交易所生涯中，我还没认识一位能长期取得成功的交易所投机手。我的大部分经验是在损失惨重的交易经过中获得的。因此我也可以说，一位交易所投机者一生中没有至少两次破产，他就不配得到这一称号。”
如果谁想从科斯托拉尼这位交易所老手那里得到重要建议，那将会失望。他在每次报告开始都说：“你们别想什么别的建议。”因为，建议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么也不过是告诉大家，它们只是银行或其他利益集团企图向公众兜售某种股票罢了。不过，科斯托拉尼还是愿意与人们去分享他的经验，他35年来写的新闻体著作却有着太多的建议。其中最有名的一例是，到药店买些安眠药吃下，然后买一揽子国际标准证券，再大睡几年。谁要是听从了这个建议，一定会获得那个早被他预言过的惊喜。
不过用科斯托拉尼的好朋友史蒂芬？黑斯的话来说，科斯托拉尼把他最明智的建议给了年轻的父母：“你们应投资于孩子们的教育！”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通过科斯托拉尼自己的经验，这句话听起来就特别有分量。在他18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巴黎，向一个熟识的交易所经纪人学习。科斯托拉尼的父母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多亏这次教育，才使他们的儿子有能力资助他们在瑞士安度晚年。
在股海纵横的80年里，科斯托拉尼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两次破产，见证了20世纪的股市沉浮，最终赚得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而35岁就已经退休的他，凭借着过人的精力，又成为财经杂志的专栏作家，为德国经济评论杂志《资本》供稿长达25年。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斯托拉尼多了一个新头衔“股市教授”，开始在德国和世界各大都市的咖啡馆中，教授股市知识，不断教导青年朋友：在股票市场上成功，不是靠计算，而是思想，用脑子思想。上至王孙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科斯托拉尼咖啡馆讲座中的学生，或许这些，才是科斯托拉尼最想做的事情。
1999年9月14日，科斯托拉尼虚弱的身体再也抵抗不住腿部骨折给他带来的后遗症，在巴黎逝世，享年93岁。《大投机家》是他最后的遗产，同时这是其一生投机智慧的结晶。
科斯托拉尼一生共写了13本书，在全世界销售300万册。《资本》杂志上有他的专栏，他在上面发表过414篇文章。第一篇发表在1965年3月的那一期，题目是《一个投机者的自白》。最后一篇发表在1999年10月的那一期。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为2000年1月的那一期继续写些东西。他曾用他那富于幽默的方式说道：“《资本》给了我保障，但谁来保障《资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