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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大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涌入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上海成为他们主要选择的地区之一。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为这些地区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给这些地区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使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消除负面的影响，是这些地区的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新村民治理的成功案例，能够看到外来务工人员从流入到融入的轨迹，可以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管理；融入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19-03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起步，经济迅猛发展，逐渐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这使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大量涌入这些地区。上海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选择地区。他们流入上海，其中很大一部分集聚于城郊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既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作用，消除负面影响，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极为重要，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
1．外来人口比重
1983年上海的流动人口只有50万人，1984年70万人，1985年134萬人，1993年242万人，1997年282万人，2000年383万人，2007年660.30万人，2010年人口普查为2 220.83万人。其中外地流动人口829.82万，占上海总人口的37.73%。2011年底，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2301.91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达900万，且向郊区流动趋势加剧。在全市外来人口中，有600万在郊区，占全市外来人口比例接近80%。
嘉定区全区常住人口现为147万，其中外省市来沪人口近90万人，外来人口是本地的1.4倍，已远超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江桥、马陆、安亭、南翔等流动人口大镇。
以江桥镇为例，江桥镇常住人口为26万人，其中外来人口20万，占77%。江桥镇太平村户籍人口1 305人，外地人口达4 000多人，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比例是1∶3以上。江桥镇幸福村户籍人口1 863人，外来人员近15 000人，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比例更是高达1∶8以上。
外冈镇2003年外来务工人员15 799名。至2011年增至53 878名，每年平均以20%的速度递增。
2．外来人口结构
嘉定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苏、河南、江西、浙江、四川，占总数86%，其中安徽占38%。
年龄结构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其中16-45岁的占85%左右。年女比例差距较大，为2：1左右。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的占80%左右，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务工、经商人员占90%左右。
3．外来人口生活状况
外来务工人员多数从事收入较低的工种，2012年2月27日公布自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 450元/月，，增加170元/月。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有明显提高，但他们工资70%以上仍在2 000元左右，相对于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4 331元是明显偏低的。这种收入水平在上海也就是属于维持温饱型。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多数举目无亲，由于地区文化差异，他们很难融入本地人生活，从而使他们感到被边缘和歧视，缺少归属感和安全感。碰到工作生活中的困难，难以找到帮助。
4．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现实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对于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上海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一是治安问题突出。由于外来人口流入，违法犯罪现象迅速增加，据统计约占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而其中青少年犯罪占89%以上；二是违章搭建难以控制。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也引发了村域范围内违章搭建问题的大量出现。据2010年的统计，上海农村违法搭建面积96万平米之多，造成各种安全隐患，给村域治理带来从未有过的新难题；三是社会公共资源难以承受。许多城郊村水电严重超负荷，医院、卫生应对难度加大，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孩子入学难的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以嘉定区为例，至2011年底，全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33 617人，占总数的52.99%，学前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21 532人，占学生总数的63.3%。尽管新建一些公办学校校舍，但仍然难以满足需要。已有的民工子弟学校资金不足和师资力量奇缺。要完全解决，区财政也难以承受。四是管理难度加大。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管理难度增强。各村（居）委及相关部门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但在人员流入控制、外来人口管理方面还缺少有效的管理方式。
二、一个成功的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管理实践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特点，如何发挥他们对于地区建设的积极作用，消除或减少负面影响，是各级政府部门一直在积极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处于上海近郊的村镇，如何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更是一个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文从江桥镇太平村这几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积极探索和所取得的成效，来展示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管理的成功范例。
1.太平村现状
太平村是个典型的上海城郊村。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西端，紧临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历来为南北通衢要道，距上海市区半小时车程，属标准的城郊结合部地区。全村行政地域为1.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 683亩。全村365户，有8个村民小组，本村户籍人员1 305人，外来流动人员近4 407人，是本地人口的3倍多。2011年村工业总产值7.2亿元，同比增长16%，工业利润2 600万元，同比增长15%，第三产业产值4.2亿，同比增长20%。入库税收5 369万，同比增长5.9%，村可支配财力1 118万元，村级经济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得到递增，净资产2928万，人均收入达到22 504元。太平村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示范村”、“全国民主管理指数第一村”、“全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示范单位”、“全国幸福村”、“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市文明村”、“上海市村容整洁示范村”等100多项荣誉称号。 2．自治管理从尊重开始
随着太平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来沪人员流入，3倍多于户籍人员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太平村带来了基层党建和日常管理两方面的巨大挑战。太平村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认识到外来务工人员问题关系到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地位应该得到尊重，其困难应该得到关注，其利益应该得到重视，回避是解决不了的，必须积极地应对。外来人员绝大多数租用原住民的房子，由于居住在一起，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外地人”、“乡下人”的称呼，带有较明显的歧视倾向，外来人员对此非常反感，常常成为口角的起因。为消除外来人员的隔阂，促使他们实现流入到融入的转变，太平村首先从尊重开始。2003年太平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进行表决通过决议，今后在太平村的来沪人员一律称为“新村民”，并将这一内容写进《新村民自治管理章程》。这不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而且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观念的转变。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平等地位的逐渐确认。太平村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推进新村民自治。
3．推进新村民自治，实行外来人员自我管理
太平村是全国村民自治的典范，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主政治管理模式。村两委把太平村比较成熟的民主管理模式向新村民管理拓展，在太平村党总支的领导下逐渐实行新村民自治。
2003年太平村就開始让新村民代表列席太平村村民代表大会，让新村民逐渐参与太平村村务。2005年5月成立上海市郊首个新村民党支部，在太平村党总支的支持和引导下，新村民党支部逐渐推进新村民自治，实行了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太平村给予一定的管理经费的支持。2006年9月，太平村又成立新村民团支部。党员、团员的带头作用，在服务新村民和带动新村民自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自治条件的成熟，2011年，太平村又在上海率先成立了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提出组团式走访和精细化管理，继续深化对新村民的服务与管理，着力在本村村民和新村民之间营造平等相待的民主和谐氛围。
外来务工人员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最怕自己的事没人管，自己的困难没人帮，实行新村民自治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娘家，他们的困难有人帮助解决，比如就业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邻里纠纷的问题、平时生活娱乐的问题，新村民管理委员会都可以会同太平村两委给以解决和帮助，使他们有了家的感觉，产生了对太平村的归属感，觉得太平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珍惜这种家的感觉，因此关心太平村的发展，关心与新老村民的相处，由此构建起和谐融洽的基础。
4．新村民自治，新村民当家做主
新村民对于新村民的事说得上话，做得了主。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是在4 000多名新村民的基础上通过层层选举而产生的。为了实现新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目的，新村民以50人为单位推荐产生新村民代表1名，正、副组长各1名，由他们负责管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新村民的日常生活。新村民代表是实行新村民自我民主管理的基本力量，是新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者。在新村民代表会议常务工作组的统一组织下开展工作，履行代表职责和义务。每月20日前，新村民代表通过表格汇报本人所做工作、参加各项活动及组织各项活动情况。新村民代表必须密切联系新村民，对于新村民的提议、建议、要求、反映、需解决什么问题，及时向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汇报，作为新村民管理委员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和参考。新村民代表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会议次数。听取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进行评议，提出评议意见，纠正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在工作中的不当和偏差；讨论、提出要求村党总支、村民委员会予以关心、帮助或协调解决的涉及新村民切身利益、权益等事项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选举新村民代表会议常务工作组成员及成员的罢免、补选；选举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职数及成员的罢免、补选。村里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新村民代表及正、副组长会议，一方面向他们传达村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听取他们在新村民中了解到的意见和建议，为村党总支工作的顺利开展出谋划策。另外，村里还邀请新村民党员参与村民组的例会和村民大会，希望他们为村务、组务管理献计献策。村党总支同时根据新村民反映的一些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解决。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五至七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届满按照本章程规定进行换届选举，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成员职数由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各项新村民管理工作和新村民活动，保障新村民的合法权益；开展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公益活动；联系、服务新村民；配合村党总支开展工作等等。
5．以服务为理念，构建“三位一体”管理模式
为实现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太平村十分重视现在居住、工作在本村的4000多名新村民的人性化管理。为此，太平村构建了“党建引领+属地管理+多元服务”三位一体的新村民管理新格局。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围绕村党总支工作思路，建立了新村民信息管理服务中心，并且以“中心”为枢纽，在各村民组和企业先后建立了管理分站。对于外口管理中存在房东长期居住在村外，宅前宅后脏乱差，新村民管理难的特点，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在村民组积极推广私房出租托管模式，通过村老协组织、组务会、新村民正副组长等进行广泛宣传，由分站负责人统一进行协调，安排符合规定的新村民入住，这样既是服务新村民，又为加强新村民管理创设了有利条件。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还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从人性化管理角度出发，先后推出了就业推荐、法律咨询、子女入学等12项服务项目，旨在通过服务达到以服务推进管理，以管理促进服务的“两促进”工作目标。
凡在太平村里居住满两年以上，有固定工作或营业场所，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村规民约，能积极参加村民组或所在企业开展的各类活动，主动配合和支持村里的工作，并且表现突出的来沪人员，均有资格当选为新村民代表。新村民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对本村重大问题享有讨论和建议权，对村干部和新村民管理人员享有批评权等等。 新村民自己管理自己，就有了“当家”的感觉，他们不再是“外来人”而是主动关心村里的事情。在太平村8个村民组和新村民家园，只要天气好，每晚都会有广场舞会，跳的人多，看的人更多。这种活动不仅丰富了新村民的文化生活，还增加了新村民与本地村民之间的互动和了解。而为了服务好舞会，不少新村民代表自发承担音乐播放、现场秩序和安全的维护工作，一名新村民党员还将自家2万多元买的一套音响拿出来给大家使用。晚会结束后，很多人都主动留下来捡垃圾清洁场地，根本没有人要求这样做。最近为太平村安装大联勤监控设备的某公司老总说：“我在嘉定跑过那么多村，太平村最‘神奇’，无论何时来这里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以为的“神奇”，其实是新村民自治的结果。
太平村是太平的，新老村民和谐相处，在外来务工人员8年增加了13倍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没有一起群众上访，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三、启示与思考
多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也取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但许多客观的、制度性的瓶颈依然难以突破，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虽然，太平村在外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许多工作制度，既调动了新村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太平村形成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当前做好农村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一些敏感和现实的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但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在新形势下，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入商讨，有些还需要政策层面的创新。
第一，如何确保新村民录入信息的正确。这是源头上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但由于来沪人员准入制度不健全，租房政策和制度不规范、缺乏制约性办法，来沪人员流动性较大，入住、信息采集、办证、签约、变更等各环节的程序、办法不规范等原因，新村民基本信息的完整、準确掌握还有一定困难。
第二，如何提高新村民代表的议政能力和素质。由于新村民数量庞大，而教育培训资源不足，缺少平台和载体；新村民还没有纳入本地区社区和终身教育体系；新村民没有规范、完整的组织体系，组织开展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力量薄弱；组织开展各类学习培训活动经费缺乏，代表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村民代表的议政能力和素质，从而提高基层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三，如何确保新村民参政的可持续性。虽然太平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已进行多年，新村民参与的制度也已实施多年，并且卓有成效，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领导的理念和民主意识，而且由于现行法律、政策制度的规定和村级财力限制，新村民民生保障的提高还有一定困难，因此，新村民参政的长期性、持续性无法保证。
第四，新村民自治的完善，社会福利的提高，生活环境的稳定和谐，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前来居住，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居住空间的有限、社会资源配套的紧缺的矛盾如何解决，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第五，随着外来务工人员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原籍村民与“新村民”之间政治、经济待遇的差异将显现，“新村民”对于这些方面的诉求如何解决，需要在制度政策方面加以探讨和解决。
（责任编辑：刘娇娇）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管理；融入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19-03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起步，经济迅猛发展，逐渐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这使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大量涌入这些地区。上海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选择地区。他们流入上海，其中很大一部分集聚于城郊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既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作用，消除负面影响，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极为重要，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
1．外来人口比重
1983年上海的流动人口只有50万人，1984年70万人，1985年134萬人，1993年242万人，1997年282万人，2000年383万人，2007年660.30万人，2010年人口普查为2 220.83万人。其中外地流动人口829.82万，占上海总人口的37.73%。2011年底，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2301.91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达900万，且向郊区流动趋势加剧。在全市外来人口中，有600万在郊区，占全市外来人口比例接近80%。
嘉定区全区常住人口现为147万，其中外省市来沪人口近90万人，外来人口是本地的1.4倍，已远超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江桥、马陆、安亭、南翔等流动人口大镇。
以江桥镇为例，江桥镇常住人口为26万人，其中外来人口20万，占77%。江桥镇太平村户籍人口1 305人，外地人口达4 000多人，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比例是1∶3以上。江桥镇幸福村户籍人口1 863人，外来人员近15 000人，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比例更是高达1∶8以上。
外冈镇2003年外来务工人员15 799名。至2011年增至53 878名，每年平均以20%的速度递增。
2．外来人口结构
嘉定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苏、河南、江西、浙江、四川，占总数86%，其中安徽占38%。
年龄结构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其中16-45岁的占85%左右。年女比例差距较大，为2：1左右。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的占80%左右，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务工、经商人员占90%左右。
3．外来人口生活状况
外来务工人员多数从事收入较低的工种，2012年2月27日公布自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 450元/月，，增加170元/月。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有明显提高，但他们工资70%以上仍在2 000元左右，相对于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4 331元是明显偏低的。这种收入水平在上海也就是属于维持温饱型。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多数举目无亲，由于地区文化差异，他们很难融入本地人生活，从而使他们感到被边缘和歧视，缺少归属感和安全感。碰到工作生活中的困难，难以找到帮助。
4．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现实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对于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上海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一是治安问题突出。由于外来人口流入，违法犯罪现象迅速增加，据统计约占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而其中青少年犯罪占89%以上；二是违章搭建难以控制。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也引发了村域范围内违章搭建问题的大量出现。据2010年的统计，上海农村违法搭建面积96万平米之多，造成各种安全隐患，给村域治理带来从未有过的新难题；三是社会公共资源难以承受。许多城郊村水电严重超负荷，医院、卫生应对难度加大，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孩子入学难的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以嘉定区为例，至2011年底，全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33 617人，占总数的52.99%，学前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21 532人，占学生总数的63.3%。尽管新建一些公办学校校舍，但仍然难以满足需要。已有的民工子弟学校资金不足和师资力量奇缺。要完全解决，区财政也难以承受。四是管理难度加大。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管理难度增强。各村（居）委及相关部门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但在人员流入控制、外来人口管理方面还缺少有效的管理方式。
二、一个成功的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管理实践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特点，如何发挥他们对于地区建设的积极作用，消除或减少负面影响，是各级政府部门一直在积极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处于上海近郊的村镇，如何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更是一个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文从江桥镇太平村这几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积极探索和所取得的成效，来展示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管理的成功范例。
1.太平村现状
太平村是个典型的上海城郊村。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西端，紧临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历来为南北通衢要道，距上海市区半小时车程，属标准的城郊结合部地区。全村行政地域为1.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 683亩。全村365户，有8个村民小组，本村户籍人员1 305人，外来流动人员近4 407人，是本地人口的3倍多。2011年村工业总产值7.2亿元，同比增长16%，工业利润2 600万元，同比增长15%，第三产业产值4.2亿，同比增长20%。入库税收5 369万，同比增长5.9%，村可支配财力1 118万元，村级经济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得到递增，净资产2928万，人均收入达到22 504元。太平村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示范村”、“全国民主管理指数第一村”、“全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示范单位”、“全国幸福村”、“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市文明村”、“上海市村容整洁示范村”等100多项荣誉称号。 2．自治管理从尊重开始
随着太平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来沪人员流入，3倍多于户籍人员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太平村带来了基层党建和日常管理两方面的巨大挑战。太平村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认识到外来务工人员问题关系到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地位应该得到尊重，其困难应该得到关注，其利益应该得到重视，回避是解决不了的，必须积极地应对。外来人员绝大多数租用原住民的房子，由于居住在一起，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外地人”、“乡下人”的称呼，带有较明显的歧视倾向，外来人员对此非常反感，常常成为口角的起因。为消除外来人员的隔阂，促使他们实现流入到融入的转变，太平村首先从尊重开始。2003年太平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进行表决通过决议，今后在太平村的来沪人员一律称为“新村民”，并将这一内容写进《新村民自治管理章程》。这不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而且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观念的转变。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平等地位的逐渐确认。太平村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推进新村民自治。
3．推进新村民自治，实行外来人员自我管理
太平村是全国村民自治的典范，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主政治管理模式。村两委把太平村比较成熟的民主管理模式向新村民管理拓展，在太平村党总支的领导下逐渐实行新村民自治。
2003年太平村就開始让新村民代表列席太平村村民代表大会，让新村民逐渐参与太平村村务。2005年5月成立上海市郊首个新村民党支部，在太平村党总支的支持和引导下，新村民党支部逐渐推进新村民自治，实行了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太平村给予一定的管理经费的支持。2006年9月，太平村又成立新村民团支部。党员、团员的带头作用，在服务新村民和带动新村民自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自治条件的成熟，2011年，太平村又在上海率先成立了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提出组团式走访和精细化管理，继续深化对新村民的服务与管理，着力在本村村民和新村民之间营造平等相待的民主和谐氛围。
外来务工人员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最怕自己的事没人管，自己的困难没人帮，实行新村民自治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娘家，他们的困难有人帮助解决，比如就业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邻里纠纷的问题、平时生活娱乐的问题，新村民管理委员会都可以会同太平村两委给以解决和帮助，使他们有了家的感觉，产生了对太平村的归属感，觉得太平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珍惜这种家的感觉，因此关心太平村的发展，关心与新老村民的相处，由此构建起和谐融洽的基础。
4．新村民自治，新村民当家做主
新村民对于新村民的事说得上话，做得了主。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是在4 000多名新村民的基础上通过层层选举而产生的。为了实现新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目的，新村民以50人为单位推荐产生新村民代表1名，正、副组长各1名，由他们负责管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新村民的日常生活。新村民代表是实行新村民自我民主管理的基本力量，是新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者。在新村民代表会议常务工作组的统一组织下开展工作，履行代表职责和义务。每月20日前，新村民代表通过表格汇报本人所做工作、参加各项活动及组织各项活动情况。新村民代表必须密切联系新村民，对于新村民的提议、建议、要求、反映、需解决什么问题，及时向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汇报，作为新村民管理委员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和参考。新村民代表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会议次数。听取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进行评议，提出评议意见，纠正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在工作中的不当和偏差；讨论、提出要求村党总支、村民委员会予以关心、帮助或协调解决的涉及新村民切身利益、权益等事项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选举新村民代表会议常务工作组成员及成员的罢免、补选；选举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职数及成员的罢免、补选。村里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新村民代表及正、副组长会议，一方面向他们传达村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听取他们在新村民中了解到的意见和建议，为村党总支工作的顺利开展出谋划策。另外，村里还邀请新村民党员参与村民组的例会和村民大会，希望他们为村务、组务管理献计献策。村党总支同时根据新村民反映的一些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解决。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五至七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届满按照本章程规定进行换届选举，新村民管理委员会成员职数由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各项新村民管理工作和新村民活动，保障新村民的合法权益；开展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公益活动；联系、服务新村民；配合村党总支开展工作等等。
5．以服务为理念，构建“三位一体”管理模式
为实现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太平村十分重视现在居住、工作在本村的4000多名新村民的人性化管理。为此，太平村构建了“党建引领+属地管理+多元服务”三位一体的新村民管理新格局。
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围绕村党总支工作思路，建立了新村民信息管理服务中心，并且以“中心”为枢纽，在各村民组和企业先后建立了管理分站。对于外口管理中存在房东长期居住在村外，宅前宅后脏乱差，新村民管理难的特点，新村民管理委员会在村民组积极推广私房出租托管模式，通过村老协组织、组务会、新村民正副组长等进行广泛宣传，由分站负责人统一进行协调，安排符合规定的新村民入住，这样既是服务新村民，又为加强新村民管理创设了有利条件。新村民管理委员会还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从人性化管理角度出发，先后推出了就业推荐、法律咨询、子女入学等12项服务项目，旨在通过服务达到以服务推进管理，以管理促进服务的“两促进”工作目标。
凡在太平村里居住满两年以上，有固定工作或营业场所，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村规民约，能积极参加村民组或所在企业开展的各类活动，主动配合和支持村里的工作，并且表现突出的来沪人员，均有资格当选为新村民代表。新村民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对本村重大问题享有讨论和建议权，对村干部和新村民管理人员享有批评权等等。 新村民自己管理自己，就有了“当家”的感觉，他们不再是“外来人”而是主动关心村里的事情。在太平村8个村民组和新村民家园，只要天气好，每晚都会有广场舞会，跳的人多，看的人更多。这种活动不仅丰富了新村民的文化生活，还增加了新村民与本地村民之间的互动和了解。而为了服务好舞会，不少新村民代表自发承担音乐播放、现场秩序和安全的维护工作，一名新村民党员还将自家2万多元买的一套音响拿出来给大家使用。晚会结束后，很多人都主动留下来捡垃圾清洁场地，根本没有人要求这样做。最近为太平村安装大联勤监控设备的某公司老总说：“我在嘉定跑过那么多村，太平村最‘神奇’，无论何时来这里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以为的“神奇”，其实是新村民自治的结果。
太平村是太平的，新老村民和谐相处，在外来务工人员8年增加了13倍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没有一起群众上访，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三、启示与思考
多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也取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但许多客观的、制度性的瓶颈依然难以突破，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虽然，太平村在外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许多工作制度，既调动了新村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太平村形成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当前做好农村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一些敏感和现实的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但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在新形势下，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入商讨，有些还需要政策层面的创新。
第一，如何确保新村民录入信息的正确。这是源头上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但由于来沪人员准入制度不健全，租房政策和制度不规范、缺乏制约性办法，来沪人员流动性较大，入住、信息采集、办证、签约、变更等各环节的程序、办法不规范等原因，新村民基本信息的完整、準确掌握还有一定困难。
第二，如何提高新村民代表的议政能力和素质。由于新村民数量庞大，而教育培训资源不足，缺少平台和载体；新村民还没有纳入本地区社区和终身教育体系；新村民没有规范、完整的组织体系，组织开展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力量薄弱；组织开展各类学习培训活动经费缺乏，代表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村民代表的议政能力和素质，从而提高基层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三，如何确保新村民参政的可持续性。虽然太平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已进行多年，新村民参与的制度也已实施多年，并且卓有成效，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领导的理念和民主意识，而且由于现行法律、政策制度的规定和村级财力限制，新村民民生保障的提高还有一定困难，因此，新村民参政的长期性、持续性无法保证。
第四，新村民自治的完善，社会福利的提高，生活环境的稳定和谐，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前来居住，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居住空间的有限、社会资源配套的紧缺的矛盾如何解决，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第五，随着外来务工人员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原籍村民与“新村民”之间政治、经济待遇的差异将显现，“新村民”对于这些方面的诉求如何解决，需要在制度政策方面加以探讨和解决。
（责任编辑：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