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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回顾90多年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正是由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身体力行地做走群众路线的坚定维护者和执行者，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以民主的作风、平等的思想、谦虚的精神、博大的胸怀、坦诚的品格、关爱的情怀与党外人士结下了浓厚的情谊，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生动事迹，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做好特殊的群众工作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民主的作风
毛泽东和张治中推诚相交，是彼此无话不谈的挚友。两人在阐述政见时虽有相互批评，但体现出挚友间的真诚、坦率和亲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泽东指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在这个会议上，还酝酿国旗图案。当时在全国征集了2000多幅图案，审阅小组遴选了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征询大家意见：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其中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嘛？因此不如用另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
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给毛泽东直接去信，信中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一篇讲话了。”
平等的思想
1941年冬天，阜宁县单港村小地主李士芳家屋里不断传出呻吟声。原来是李士芳的8岁男孩患急病，肚子痛得要命，生命垂危，一家人眼泪汪汪。
当时住在这个庄上徐家的胡服（刘少奇），正在房内聚精会神地看文件，听到房外房东徐母在嘀咕：“我家亲戚李士芳真倒霉，8岁孩子患了膨胀病，现在肚子肿得象个鼓，明亮亮的，地方上的医生全都治不了，看样子孩子的性命难保了。如能有个好医生诊治，也许还能有救……。”
胡服听后，特地走出来，问房东这个小孩在哪里？是谁家的？徐母详细地告诉了他。胡服让通讯员去请跟随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通讯员说：“他家是地主，我们派医生去，群众会有意见。”胡服解释说：“他父亲是地主，小孩子并未剥削过人，而且治病救人是人生道德，就是地主家小孩也要治。”通讯员这才去请罗医生。经罗医生查了体温，听了心脏，检查肝脾，然后对症用药，很快这个小孩的肚子肿胀就消失了，而且也有了食欲。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孩终于获救。以后李家一提起这个孩子，就说：“多亏共产党的领导请了外国医生……”
1957年初春，朱德借工作之便，回到了阔别35年的辛亥革命故地昆明。刚到昆明就急切地要与自己怀念已久的辛亥革命老人见面。并宴请了赵钟奇、李鸿祥等40余位辛亥革命老人。
在与辛亥革命老人聚会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朱德住昆明震庄宾馆，在邀请赵钟奇会晤时，朱德一定要亲自到宾馆的大门外迎接，不在会客厅等候。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做保卫工作的杨丽天得知后很吃惊，不理解。总司令年长职位高，为何到外门迎候？那里往来行人很多，又不便保卫！就去问朱德的秘书，秘书告诉他：今天是朱老总请他最早的老师来，必须这样做，以示尊重。
赵钟奇乘坐的车还未停稳，朱德就忙上前去准备开车门，立正敬礼，并用手搀扶老人出车门，然后边笑边谈跟在老人身后走，十分恭敬。这种动人情景，给当时做警卫的同志们印象很深，教育很大。
谦虚的精神
1958年4月，朱德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他专门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同上海的科学家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科学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科学家们面对这位和蔼可亲的党和国家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畅所欲言，纷纷抢着向朱德汇报自己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也谈到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希望和要求。朱德仔细听着，不时做着笔记，还提出一些问题和科学家们一起商讨，会场上气氛融洽、活跃，大家谈得十分放松高兴。
当时，从印度引进了一种生长很快的蚕种，生物专家谈到其养殖问题，向朱德汇报，这种蚕种在中国一开始无法养殖，水土不服，后来，经过生物实验，进行了与我国土生土长的蚕种交配，培育成了适宜在我国生长的蚕种，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怎么推广这一蚕种，是当务之急。朱德听了生物学家的发言后说，这种工作很有前途，成功的科研成果应该推广，可以办些训练班，也可以编书，要写得通俗，容易看懂。 朱德还特别关心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位化学专家介绍了科研情况，说他们那儿正在努力把理论研究同实际研究结合起来，克服一心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弊端。朱德说，国家要工业化，化学很重要，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大力搞化学，今后还要赶上国际水平，你们有没有把握。朱德还对科学家致力于树木的耐盐研究表示鼓励，他说，这很重要，我国盐碱地很多。他听到药物研究人员进行中医药的现代化开发后，高兴地说，过去对中医的排挤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靠中医中药活下来，这便说明中医中药是有用的，要好好研究它，可能对世界有新的贡献。
座谈会快结束时，朱德说，“谢谢大家，今天向各位领教了。”他又亲切地勉励在座的科学家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家是大有作为的，现在工人来敲你们的门，农民来敲你们的门，都来向你们要东西，你们要努力啊！”
博大的胸怀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如《时报》、《新闻报》、《时事日报》、《申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诧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的张冲。他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这则《启事》的内容，通篇都是当时一些反苏反共的八股，和一些类似的反共宣传如出一辙，并无新奇之处。但关键是领衔者“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这起陷害事件，目的无非是败坏共产党的名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也许是历史的默契和必然，就在国共代表初步接触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此时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坫，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时间里，张冲十分钦佩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形势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两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张冲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而为之，其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1941年6月张冲染上恶性疟疾。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慰问，关切备至。张冲在病榻上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吊唁。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写挽联。周恩来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对张冲所遗子女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早年参加革命。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在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成特殊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存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坦诚的品格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任命事项。其中有一项是任命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马寅初为副主任。从此，陈云和马寅初就在一起共事了。
两人一起共事时，陈云不仅在工作上同马寅初合作得很好，给马寅初以多方面的关怀和帮助，而且作为专家，他们两人在经济科学研究中，又能彼此切磋，共同探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关经济政策和实际问题。
1955年初，马寅初在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曾预见到我国政府将本着一贯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而且一定采取逐行逐业改造方式。为此，他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这年的4月底撰写成了一篇题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科学论文。
如同以往马寅初在写出重要论文之后，要向陈云请教一样，这次他也把这篇论文于5月份照例送请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审阅，并请陈云指正。
陈云副总理尽管工作繁忙，但他在收到马寅初长篇论文后，还是挤出时间很快就将文章仔细地读完了，并且专门写了回信：“你的这篇文章中许多关于政府方面公布过的或讲过的政策，我看了之后，觉得符合情况。关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说法，后来我改过了一些，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因为在一视同仁前面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一视同仁’，所以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立论更牢靠些。”
马寅初读罢陈云给他的回信，真是喜出望外，本来在他撰写这篇论文时，对这一提法就有点拿不准，可是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说法，现在经陈云这么一指点，他在思想上便豁然开朗起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当即依照陈云的意见，把原来的“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标题，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
事过几年之后，马寅初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全行业合营的主张和预见，都已变成现实。为此，他极其兴奋地说：“我平日喜欢读经济史，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不能预见最近经济发展的趋向，则何贵乎有此史学研究者耶？”
马寅初非常感激陈云对他的帮助和指导，并把这些事情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
关爱的情怀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提前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大师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接着真诚地说：“‘文革’期间，政策错了，你受了苦。”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邓小平话题一转：“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相遇贵相知》第二、三、四辑，《张治中与毛泽东》、《肝胆相照，师生情深》、《少奇广交天下士》、《风雨忆同舟》、《崇高的友情》等文章。
2. 吴跃农：《朱德与统一战线》，载《世纪行》2001年第11期。
民主的作风
毛泽东和张治中推诚相交，是彼此无话不谈的挚友。两人在阐述政见时虽有相互批评，但体现出挚友间的真诚、坦率和亲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泽东指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在这个会议上，还酝酿国旗图案。当时在全国征集了2000多幅图案，审阅小组遴选了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征询大家意见：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其中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嘛？因此不如用另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
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给毛泽东直接去信，信中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一篇讲话了。”
平等的思想
1941年冬天，阜宁县单港村小地主李士芳家屋里不断传出呻吟声。原来是李士芳的8岁男孩患急病，肚子痛得要命，生命垂危，一家人眼泪汪汪。
当时住在这个庄上徐家的胡服（刘少奇），正在房内聚精会神地看文件，听到房外房东徐母在嘀咕：“我家亲戚李士芳真倒霉，8岁孩子患了膨胀病，现在肚子肿得象个鼓，明亮亮的，地方上的医生全都治不了，看样子孩子的性命难保了。如能有个好医生诊治，也许还能有救……。”
胡服听后，特地走出来，问房东这个小孩在哪里？是谁家的？徐母详细地告诉了他。胡服让通讯员去请跟随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通讯员说：“他家是地主，我们派医生去，群众会有意见。”胡服解释说：“他父亲是地主，小孩子并未剥削过人，而且治病救人是人生道德，就是地主家小孩也要治。”通讯员这才去请罗医生。经罗医生查了体温，听了心脏，检查肝脾，然后对症用药，很快这个小孩的肚子肿胀就消失了，而且也有了食欲。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孩终于获救。以后李家一提起这个孩子，就说：“多亏共产党的领导请了外国医生……”
1957年初春，朱德借工作之便，回到了阔别35年的辛亥革命故地昆明。刚到昆明就急切地要与自己怀念已久的辛亥革命老人见面。并宴请了赵钟奇、李鸿祥等40余位辛亥革命老人。
在与辛亥革命老人聚会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朱德住昆明震庄宾馆，在邀请赵钟奇会晤时，朱德一定要亲自到宾馆的大门外迎接，不在会客厅等候。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做保卫工作的杨丽天得知后很吃惊，不理解。总司令年长职位高，为何到外门迎候？那里往来行人很多，又不便保卫！就去问朱德的秘书，秘书告诉他：今天是朱老总请他最早的老师来，必须这样做，以示尊重。
赵钟奇乘坐的车还未停稳，朱德就忙上前去准备开车门，立正敬礼，并用手搀扶老人出车门，然后边笑边谈跟在老人身后走，十分恭敬。这种动人情景，给当时做警卫的同志们印象很深，教育很大。
谦虚的精神
1958年4月，朱德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他专门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同上海的科学家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科学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科学家们面对这位和蔼可亲的党和国家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畅所欲言，纷纷抢着向朱德汇报自己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也谈到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希望和要求。朱德仔细听着，不时做着笔记，还提出一些问题和科学家们一起商讨，会场上气氛融洽、活跃，大家谈得十分放松高兴。
当时，从印度引进了一种生长很快的蚕种，生物专家谈到其养殖问题，向朱德汇报，这种蚕种在中国一开始无法养殖，水土不服，后来，经过生物实验，进行了与我国土生土长的蚕种交配，培育成了适宜在我国生长的蚕种，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怎么推广这一蚕种，是当务之急。朱德听了生物学家的发言后说，这种工作很有前途，成功的科研成果应该推广，可以办些训练班，也可以编书，要写得通俗，容易看懂。 朱德还特别关心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位化学专家介绍了科研情况，说他们那儿正在努力把理论研究同实际研究结合起来，克服一心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弊端。朱德说，国家要工业化，化学很重要，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大力搞化学，今后还要赶上国际水平，你们有没有把握。朱德还对科学家致力于树木的耐盐研究表示鼓励，他说，这很重要，我国盐碱地很多。他听到药物研究人员进行中医药的现代化开发后，高兴地说，过去对中医的排挤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靠中医中药活下来，这便说明中医中药是有用的，要好好研究它，可能对世界有新的贡献。
座谈会快结束时，朱德说，“谢谢大家，今天向各位领教了。”他又亲切地勉励在座的科学家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家是大有作为的，现在工人来敲你们的门，农民来敲你们的门，都来向你们要东西，你们要努力啊！”
博大的胸怀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如《时报》、《新闻报》、《时事日报》、《申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诧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的张冲。他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这则《启事》的内容，通篇都是当时一些反苏反共的八股，和一些类似的反共宣传如出一辙，并无新奇之处。但关键是领衔者“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这起陷害事件，目的无非是败坏共产党的名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也许是历史的默契和必然，就在国共代表初步接触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此时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坫，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时间里，张冲十分钦佩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形势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两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张冲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而为之，其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1941年6月张冲染上恶性疟疾。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慰问，关切备至。张冲在病榻上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吊唁。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写挽联。周恩来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对张冲所遗子女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早年参加革命。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在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成特殊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存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坦诚的品格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任命事项。其中有一项是任命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马寅初为副主任。从此，陈云和马寅初就在一起共事了。
两人一起共事时，陈云不仅在工作上同马寅初合作得很好，给马寅初以多方面的关怀和帮助，而且作为专家，他们两人在经济科学研究中，又能彼此切磋，共同探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关经济政策和实际问题。
1955年初，马寅初在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曾预见到我国政府将本着一贯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而且一定采取逐行逐业改造方式。为此，他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这年的4月底撰写成了一篇题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科学论文。
如同以往马寅初在写出重要论文之后，要向陈云请教一样，这次他也把这篇论文于5月份照例送请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审阅，并请陈云指正。
陈云副总理尽管工作繁忙，但他在收到马寅初长篇论文后，还是挤出时间很快就将文章仔细地读完了，并且专门写了回信：“你的这篇文章中许多关于政府方面公布过的或讲过的政策，我看了之后，觉得符合情况。关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说法，后来我改过了一些，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因为在一视同仁前面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一视同仁’，所以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立论更牢靠些。”
马寅初读罢陈云给他的回信，真是喜出望外，本来在他撰写这篇论文时，对这一提法就有点拿不准，可是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说法，现在经陈云这么一指点，他在思想上便豁然开朗起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当即依照陈云的意见，把原来的“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标题，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
事过几年之后，马寅初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全行业合营的主张和预见，都已变成现实。为此，他极其兴奋地说：“我平日喜欢读经济史，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不能预见最近经济发展的趋向，则何贵乎有此史学研究者耶？”
马寅初非常感激陈云对他的帮助和指导，并把这些事情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
关爱的情怀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提前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大师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接着真诚地说：“‘文革’期间，政策错了，你受了苦。”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邓小平话题一转：“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相遇贵相知》第二、三、四辑，《张治中与毛泽东》、《肝胆相照，师生情深》、《少奇广交天下士》、《风雨忆同舟》、《崇高的友情》等文章。
2. 吴跃农：《朱德与统一战线》，载《世纪行》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