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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国内外译介情况的梳理可看出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的情况仍不容乐观，还有很多研究领域等待开拓。
关键词：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
一、西方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
最早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进行对外译介的是西方人。19 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罗 ·维亚尔在巴黎发表名为《撒尼倮倮》的文章，译介了《阿诗玛》。1939年，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将《鲁般鲁饶》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在国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世纪50年代，戴乃迭翻译了《阿诗玛》，之后分别被译为日、俄、法 、德、泰 、捷克等30 余种文字，引起了国外广泛的关注及研究。 60年代，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翻译了傣族的叙事长诗《朗鲸布》及一些民谣。
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美国汉学家梅维恒教授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2）有一章是专门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执笔撰写。他是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译介非常突出的一位学者，翻译了《苗族古歌》及《密洛陀》，目前还在翻译一些彝族的口传经典。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2011）也收录了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节选，其中包括拉祜族的《婚嫁歌》、楚雄彝族史诗《南诏国的宫灯》以及白族叙事诗《血汗衫》等几首民谣。
二、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
自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走出去”做出努力，比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刘三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和译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者赵衍孙和施珍华翻译并推介了白族的《黄氏女》长诗（20世纪80年代）、《中国云南剑川石宝山情歌对唱》一、二集（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白族歌垣与日本古代文学》（2006）在日本出版，都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1]此外，《白族民间故事选》（大理州文化局编、施珍华校译）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蝴蝶泉和中国少数民族故事》（何立义翻译的英文本在英国伦敦出版）、《白族民间长诗选》、《白族神话传说集成》、《白族民间小曲》、《白族民间歌谣集成》、《白族民间文艺集萃》等，都向国外发行出售。此外，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中（2007），徐朴根据焦晨龙改编的《召树屯》进行了英译，汪榕培英文审校了潘智丹英译的改编了的《阿诗玛》。还有周艳鲜教授等人翻译了《平果壮族嘹歌》（2011）;韩家权教授等人翻译了壮族史诗《布洛陀》（2012）以及由李昌银教授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品英译文库》也出版了（2019年），主要涉及了云南11个少数民族的17部典籍的英译。相对于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些翻译实践具有开拓性，但是从量上来说还是略显不足。
总体而言，云南少数口传文学国内外的译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零星译介，译介主体是外语母语人士;第二（20世纪80年代——2010年）重视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译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译介主体是汉语为母语的国内学者/译者及个别外语母语人士，如马克·本德尔;第三（2011年——今）蓬勃发展：2011年起，比如《平果壮族嘹歌》（2011）;《布洛陀》（2012）以及《云南少数民族作品英译文库》（2019），译介主体主要是汉语为母语的国内学者/译者形成的翻译团队。在以上三类的译介主体中，他们的翻译方法又可以分为：学术型翻译、民族志研究型翻译、伪翻译、意译等。而译介模式主要有三种：转译、基于口传文本的直译、无原文翻译。
三、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的意义
第一，更利于文化“走出去”。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实质上是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其研究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它尝试超越文本，超越翻译，重在客观的描述分析，进而考察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影响、接受、传播等情形，结合译者的时代背景、研究取向、翻译任务、翻译目标等多种情况来分析译文及其译注，还要对不同译法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进行描述性研究考察。看哪种译法接受度更高，影响更大，就说明哪种译法更规范，更容易文化“走出去”。这样才可以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典籍真正地“走出去、出得去、走上去、走进去、立得住、传得开”。[2]
第二，可以保护和发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工作对于传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因为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口传文学资源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少教民族文献古籍蕴藏量达10万余册（卷），口传古籍4万余种，都有待进一步挖掘、翻译。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仍有许多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典籍亟待拯救，因此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对外譯介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3]
第三，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团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目前，一些教师团队正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州组建翻译团队来翻译本地少数民族的文学文化。
四、结语
在国外学者的关注译介下及国内一系列会议和翻译团队的努力带动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及研究成果开始涌现，民族文学译介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语言文学、传播学、社会符号学、人类学等，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现状、意义、策略、语篇体裁、文化语境等问题。民族典籍翻译的蓬勃发展也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翻译带来了契机。尽管如此，其译介情况仍不容乐观：译介作品数量相对较少;译者人才匮乏;理论需进一步加强;资金项目严重短缺;还有很多研究领域等待开拓。这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口传经典的翻译和对外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施珍华. 民族精神，薪火相传——大理州民间文艺半世纪回望[J].大理文化，2006，（6）：58-61
[2]黄中习. 译介学视角下的民族志译者角色研究 ——以贺大卫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1-55
[3]李正栓， 解倩. 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回顾与展望[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01）：72-77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课题《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2019J0753）的成果。
作者简介：
刘丽艳（1982年8月-），女，云南省腾冲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与翻译研究。
关键词：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
一、西方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
最早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进行对外译介的是西方人。19 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罗 ·维亚尔在巴黎发表名为《撒尼倮倮》的文章，译介了《阿诗玛》。1939年，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将《鲁般鲁饶》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在国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世纪50年代，戴乃迭翻译了《阿诗玛》，之后分别被译为日、俄、法 、德、泰 、捷克等30 余种文字，引起了国外广泛的关注及研究。 60年代，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翻译了傣族的叙事长诗《朗鲸布》及一些民谣。
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美国汉学家梅维恒教授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2）有一章是专门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执笔撰写。他是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译介非常突出的一位学者，翻译了《苗族古歌》及《密洛陀》，目前还在翻译一些彝族的口传经典。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2011）也收录了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节选，其中包括拉祜族的《婚嫁歌》、楚雄彝族史诗《南诏国的宫灯》以及白族叙事诗《血汗衫》等几首民谣。
二、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
自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走出去”做出努力，比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刘三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和译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者赵衍孙和施珍华翻译并推介了白族的《黄氏女》长诗（20世纪80年代）、《中国云南剑川石宝山情歌对唱》一、二集（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白族歌垣与日本古代文学》（2006）在日本出版，都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1]此外，《白族民间故事选》（大理州文化局编、施珍华校译）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蝴蝶泉和中国少数民族故事》（何立义翻译的英文本在英国伦敦出版）、《白族民间长诗选》、《白族神话传说集成》、《白族民间小曲》、《白族民间歌谣集成》、《白族民间文艺集萃》等，都向国外发行出售。此外，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中（2007），徐朴根据焦晨龙改编的《召树屯》进行了英译，汪榕培英文审校了潘智丹英译的改编了的《阿诗玛》。还有周艳鲜教授等人翻译了《平果壮族嘹歌》（2011）;韩家权教授等人翻译了壮族史诗《布洛陀》（2012）以及由李昌银教授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品英译文库》也出版了（2019年），主要涉及了云南11个少数民族的17部典籍的英译。相对于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些翻译实践具有开拓性，但是从量上来说还是略显不足。
总体而言，云南少数口传文学国内外的译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零星译介，译介主体是外语母语人士;第二（20世纪80年代——2010年）重视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译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译介主体是汉语为母语的国内学者/译者及个别外语母语人士，如马克·本德尔;第三（2011年——今）蓬勃发展：2011年起，比如《平果壮族嘹歌》（2011）;《布洛陀》（2012）以及《云南少数民族作品英译文库》（2019），译介主体主要是汉语为母语的国内学者/译者形成的翻译团队。在以上三类的译介主体中，他们的翻译方法又可以分为：学术型翻译、民族志研究型翻译、伪翻译、意译等。而译介模式主要有三种：转译、基于口传文本的直译、无原文翻译。
三、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的意义
第一，更利于文化“走出去”。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实质上是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其研究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它尝试超越文本，超越翻译，重在客观的描述分析，进而考察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影响、接受、传播等情形，结合译者的时代背景、研究取向、翻译任务、翻译目标等多种情况来分析译文及其译注，还要对不同译法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进行描述性研究考察。看哪种译法接受度更高，影响更大，就说明哪种译法更规范，更容易文化“走出去”。这样才可以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典籍真正地“走出去、出得去、走上去、走进去、立得住、传得开”。[2]
第二，可以保护和发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译介工作对于传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因为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口传文学资源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少教民族文献古籍蕴藏量达10万余册（卷），口传古籍4万余种，都有待进一步挖掘、翻译。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仍有许多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典籍亟待拯救，因此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对外譯介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3]
第三，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团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目前，一些教师团队正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州组建翻译团队来翻译本地少数民族的文学文化。
四、结语
在国外学者的关注译介下及国内一系列会议和翻译团队的努力带动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及研究成果开始涌现，民族文学译介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语言文学、传播学、社会符号学、人类学等，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现状、意义、策略、语篇体裁、文化语境等问题。民族典籍翻译的蓬勃发展也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翻译带来了契机。尽管如此，其译介情况仍不容乐观：译介作品数量相对较少;译者人才匮乏;理论需进一步加强;资金项目严重短缺;还有很多研究领域等待开拓。这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口传经典的翻译和对外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施珍华. 民族精神，薪火相传——大理州民间文艺半世纪回望[J].大理文化，2006，（6）：58-61
[2]黄中习. 译介学视角下的民族志译者角色研究 ——以贺大卫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1-55
[3]李正栓， 解倩. 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回顾与展望[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01）：72-77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课题《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2019J0753）的成果。
作者简介：
刘丽艳（1982年8月-），女，云南省腾冲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