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重要驱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们追逐个人、群体和国家梦想的岁月历程。古老的神州大地曾孕育出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传统中国曾以繁盛、昌明雄傲于世，这其中又凝聚了多少贤哲志士、凡夫俗子的逐梦结晶！近代以降，西式文明异军突起，列强帝国凭藉强大武力欺凌、压榨中华，陷亿万黎民于水深火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民众幸福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和数代中国人内心中深沉的梦想。
　　及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剧烈的时局动荡，那是黑暗与光明交叠隐现、痛苦与希望交织并存的迷茫时代。一方面外敌入侵、内战不止、高压统治、灾荒频发，民族的苦难未得减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思想、民主科学观念广泛传播与流行，先进政治力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引领时代发展。由于自身的职业特性和思维方式所致，知识分子通常对于未来有许多的展望和梦想，他们对于社会脉动变化的感知也是最敏锐的。舆论界关注知识群体的梦想，让他们抒发胸臆，宣泄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2年11月，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东方杂志》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梦”活动。截止到当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篇征文。1933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头两期以大篇幅刊出144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徐悲鸿、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梁漱溟、朱自清等大批为人熟知的知识分子。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征文作者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虽然如此，“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也不禁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的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从年龄来看，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大多数，最年长者马相伯先生已有94岁高龄，“还有着伟大的梦”。从身份和职业来看，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者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这难免让编者觉得遗憾：“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知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憬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梦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一个人的梦想是其思想价值观的映照。从当时征文作者对自己梦想的描述，我们基本可以窥视到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及思想风貌。这次别出心裁的征文活动是对知识分子思想心理的一次社会调查，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思想史料，是很有意义的。
　　总的来看，征文作者的梦想粗略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社会主义”或“大同”梦。有此类梦想的作者共计20多人，这是个不低的比例。如辛亥老人柳亚子梦想的未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杨杏佛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郁达夫说：“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冰心说：“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张申府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二是现代化国家梦。面对当时外敌入侵、军阀混战、贫穷落后、专制独裁的黑暗现状，人们很自然地希望将来中国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式，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教育部官员戴应观梦想“几十年后的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铁路、公路、航海、航空、教育、科学都有巨大的发展”。三是恶梦、怪梦。有的征文作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感到比较悲观，做的是恶梦。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图案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们生活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说：中国的将来，“倒像一只可怜的骆驼，不管什么合理与不合理的负担，都一天天的加重在它身上，而它将来也只有忍受着那样的重负，一天一天地在无边际的沙漠中前进！”四是拒绝做梦、说梦。这种态度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也强调要脚踏实地地努力苦干，才能使国家有希望。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不愿回答问题，而是骂题。他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梦想有麻醉的功能。‘未来的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文学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但对梦想的追逐是不变的，只不过梦想的时代特色和内容有所不同罢了。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将近25分钟的时间里9次提及中国梦，再次引发了舆论和公众对中国梦的热议。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梦，和80年前相比，其语境、内涵及实现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集中体现为当初的梦想缺少制度力量的支撑，几乎只能停留于空想层面，而今日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距离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只有几步之遥，从未这么接近过“梦想成真”——尽管新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断涌现。但是，重温80年前国人的中国梦，依然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现实是历史的不断延续和升华，它们有相互承接和映照的关系。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当下的中国可称得上是80年前人们所预测和憧憬的梦想中国。这里就可以做一个梦想与现实的对照，看看当时中国人的哪些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哪些梦想由于脱离实际已被现时代边缘化或抛弃？哪些依然是人们在为之奋斗争取的梦想？是何种原因造成这种差异？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复杂、深刻的动因。思考这些问题，检视各种历史大事件，能够使人们获得丰富的历史教益，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及人的思维规律，从而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把握好前进方向，处理好梦想与实干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规避失误和挫折。
　　中国梦与个人梦唇齿相依。树立合理可行的个人梦并为之努力，本身就是在践行中国梦。在80年前《东方杂志》的梦想征文活动中，相当多的作者谈到自己个人的梦想时候，都向往一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追求精神愉悦恬适的生活境界，这在当前颇令人关注、玩味。有学者曾指出，中国梦的深远意义是文明复兴，以此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实现持续发展。人类文明转型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当前居于主导地位的物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将为一种崇尚心灵自由快乐的新生活方式所取代，而中华传统文明将在人类生活方式转变过程发挥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80年前，在传统文明日益消退、欧风美雨袭来的情形下，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已意识到现代化浪潮对个人心灵生活的侵蚀，希望以自身传统文化修养进行对冲、舒解；80年后，当中国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时，如何消解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焦虑？个人如何设计、追求自身梦想而不以真正的幸福为代价？重温知识界名流的个人梦想及他们对人生命运的认识，也许能获得一些感悟和启迪。
　　作为上世纪30年代文化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鲁迅没有参加这次梦想征文活动，但他看到《东方杂志》的征文专栏后，写下了一篇《听说梦》来谈自己的感想，对于追逐梦想的人们，鲁迅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睿语，也可说是他对后来者的期望：“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选自《文史天地》2013年第8期。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