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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具有“经济人”的特征，既有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也有不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其最终行动取决于内在的成本收益分析。内在成本收益分析建构的决策空间依赖于制度建设的质量和官员个人的羞耻度。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中短期依赖监督纠错的能力，长期依赖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官员个人的羞耻度则须依赖持续有力的思想道德教育。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须立足改变腐败成本收益对比的决策空间，才能使官员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也不能腐败，从而引导形成官员主动抵制腐败的内生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