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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出版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三年之后,经过深入的研究､广泛的采访和世界范围的实地考察,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并非“世界是平的”,而是“世界是热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共同构成的生态危机;走出危机的道路只有一条:绿色的道路｡于是,2008年5月他又出版了另一部力作——《热､平､挤: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场绿色革命——以及如何才能更新全球文化》(Hot, Flat, and Crowded: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We Can Renew Our Global Culture,中译本译名为《世界又热又平又挤》)｡该书的主旨是要论述绿色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全球文化革新的途径｡
弗里德曼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了一个结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即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人类要对此负主要责任｡作者引述权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批驳了种种对这一结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观点,告诉读者这一结论“来自大量世界顶尖级科学研究,经过了极为细致的审核并备有详细的证明文件,是目前所研究过的最大､最长､最昂贵､最国际化､学科跨度最大､最彻底的科学议题”(第120页)｡弗里德曼引述哈佛大学伍兹霍尔实验室的环境专家约翰•霍尔德伦教授的话告诫读者,气候变化留给人类积极应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10年前最悲观的预测是2040年北极冰全部融化,而到2008年科学家的预测是2012年左右悲剧就会发生——海平面上涨1~3米甚至更高｡如果这样的悲剧真的发生,人类文明的整个格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迈阿密､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大阪､釜山､新加坡､孟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奥斯陆､圣彼得堡､里斯本､马赛､悉尼､墨尔本以及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宁波､厦门､香港､台北､高雄等)大部分将受重创或被淹没,数以10亿计的生态难民将流离失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绝大多数严谨的科学家都认同这一结论,所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人类继续现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各国不能共同迅速地减排温室气体,快则三年五年,慢则十年八年,灾难必然发生｡弗里德曼清晰地看到即将到来的全人类灾难,那灾难远比两年前阿尔•戈尔所预言的危险更可怕,来得更快｡因此他建议戈尔:不要再花力气证明那些“不可忽视的真相”了,“唤醒世界对这方面的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低估了气候变化｡”(第113页)
情况非常紧迫了,可以说全人类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此,弗里德曼指出,仅仅用“全球变暖”不能传达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和危急｡“全球变暖”这个词太温和了,不足以揭示出气候变化的巨大危害性｡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温度升高､天气变暖这么简单的事,还有伴随而来的降雨量､湿度､土壤温度､大气环流的变化,干旱和荒漠化加剧,洪涝灾害和暴风雨雪等极端异常天气,冰川和南北极冰盖消融,海洋环流系统紊乱及其可能导致的北半球冰期,生物生长繁衍模式的紊乱和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因此,他建议使用“气候变化”甚至“气候诡变”､“全球气候破坏”等词语来表述这一危机｡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气候变化,绝不是“我要不要带雨伞”的问题,而是“海堤修得足够高吗”､“沿海大都市往哪里迁移”､“失去了沿海沿河的工业区､港口､交通线和冲积平原的良田人类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弗里德曼看出,当前生态危机中最紧迫的危机是气候变化危机,而气候变化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近几十年来无限度､大规模地使用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这些“地狱燃料”而非“天堂燃料”(指风能､水能､潮汐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气候和能源是当前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解决问题､走出危境的关键｡因此,他提出,人类已经进入了“能源气候年代”｡他一再说,这是一个新的年代,人类面对的是全新的选择;再不要说“后什么”或者“什么后”了,不是“战后”､“冷战后”､“后殖民”､“后现代”,我们进入的新世纪——能源气候世纪的关键词是“新”,以前所有的文化都不能解决眼前的新问题,人类必须直面新危机并找到新出路｡只有革新全球文化,只有建立起新的生态文明,人类才有出路｡
书中指出,怀疑气候变化说和无视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结论的人和政府依然为数众多｡这是解决问题､走出危机的最大障碍｡不过,这些人和这些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变化的第一阶段是无视､忽视､怀疑､否认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第二阶段是承认气候的确变化了,也承认人类有责任,但却不相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不要危言耸听;第三阶段是终于看到真相了,但却认为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了——“是的,气候变化的确将产生实质性危害,但如果要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损害已经太迟了､太难了､代价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忍受吧”(第121页)｡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怀疑者和否定者的态度已经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了,有的则从第一阶段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这些态度,无论是狂妄地无视事实,还是胆怯地回避真相,抑或是消极地对待灾难,甚至末日狂欢,都比气候变化危机更为可怕,因为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并加速了生态系统的总体崩溃｡
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我们必须相信科学的预测｡
我们必须尽全力缓解危机,防止灾难的迅速到来,至少也要延缓它——无论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生态责任,纵使最后依然会面临灾难､遭遇悲剧,也绝不能放弃希望､尊严和努力｡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星球,同时自我救赎,我们要为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无知和轻狂承担后果,并为当代和后代幸存者树立榜样｡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这才是我们的宿命｡
弗里德曼以充足的论据,论证了能源气候危机时代的人类摆脱困境､走出危机的出路:一条绿色的出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普遍地研发､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构建无排放或低排放的､高效的､可持续的能源利用系统｡
诚然,走向这条绿色之路绝非易事,需要国际密切､坦诚､相互信任的合作,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需要解决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克服无数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这又是一条非走不可的路,否则等待人类和所有地球生物的只有死亡｡
弗里德曼明确指出,推动全人类走上这条绿色之路的关键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首先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承担最大限度的责任,付出最大限度的代价,做出最好､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表率｡作为一个美国人,弗里德曼思考问题和提出对策时并没有仅仅从美国和美国人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他首先考虑的是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命运,他也没有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生态义务时忽视过去几百年美国人的资源索取和生态欠账,他没有丧失起码的生态正义感｡他指出:“在讨论印度和中国日益增加的能源资源消耗问题时,美国人需要记住我们自己仍旧是目前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第67页),而且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对地球资源掠夺最多､造成的污染最大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我们美国人没有权利去教训任何人”｡他认识到,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追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人的错误引导有直接的关系｡“我并非在责怪多哈或者大连的市民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生活方式,也不是在责怪他们像我们一样靠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系,也是我们传播了这个体系｡其他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资格和权利去享受这种生活,毕竟我们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味道｡……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要永远贫穷下去｡……这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以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接受的”(第50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只有我们(美国)自己开始做了这些艰苦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建议中国该如何绿化他们的社会(我们已经饱食完大自然的‘山珍海味’只留下‘残羹冷炙’给中国人,而我们却指责他们贪吃,这在他们看来一定非常厚颜无耻)”(第350页)｡
弗里德曼循循善诱并富有激情地告诫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走出气候谈判的泥淖,解决东西方的利益纷争,促使各国共同节能减排的大旗必须由美国来扛,也只能由美国来扛｡扛起这杆大旗,引领世界各国在能源气候危机时代走上绿色的道路,从长远看并没有吃亏｡这样做不仅能够拯救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而且还是确保美国未来的领袖地位的前提｡“我们能够树立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榜样……创造可再生的干净能源以及一套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来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如果我们美国人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经验分享给其他的20亿~30亿人,让他们以一种更持续的方式享受这种生活,那么……没有人——包括我们在内——还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第50页)｡“19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美洲大陆的工业强国,20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全球的工业强国,21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全球信息化社会｡现在,为了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必须再次提升自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环境最好的国家不是什么无私或者施舍的行为,也不是天真的道德狂的行为｡它已经成为关乎国家核心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行为｡绿色不是一种简单的获取电力的新形式,它是一种获取国家力量的新形式”(第20页)｡弗里德曼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真正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智慧,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全人类制定出一个“绿色法典”,将生态危机的新时代里产生的新的生态的文化结晶——绿色法典,“连同人权法案､独立宣言和宪法一起放入美国送给当今世界的礼品袋里”(第71页)｡
读了这些话,或许有些中国读者会感到一种美国式的自负甚至狂妄｡但如果从借鉴意义上来审视,我们会认识到,他以及他的主张为我们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大国气度和大国风范｡一个真正的大国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强大,还意味着勇于并自觉地承担起与大国地位相当的全球责任和人类使命,意味着积极地向全世界输出正确的思想文化成果､生活方式和发展战略,意味着主动地引领全人类摆脱危机,走上正确的道路｡要做到这些,它的视野和胸襟必须开阔,要时时把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利益和命运记在心头,绝不能让民族和国家利益与人类和地球利益相冲突,而只能将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国首先是承担大责任､作出大奉献甚至大牺牲的国家｡只有足够的担当才能得到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在抓住了美国做出最大努力和牺牲这一关键的基础上,弗里德曼也讨论了能源气候危机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绿赢”,并期盼这个词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在每一种语言里｡他同样指出,在应对能源气候危机和整个生态危机方面,各国要将视野放宽放远,不能局限于眼前利益和短期牺牲上,要充分认识到合作过程中的付出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输”,最终换来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赢”,而是人类的共赢,是地球的共赢,是绿色的赢｡为了地球家园和人类共同利益而真诚合作,“人们会发现他们可以‘绿赢’那些来自市场､战场和设计室的竞争,甚至赢得反贫斗争的胜利”(第310页)｡“绿赢”“不是零和博弈｡我在某些领域可以‘绿赢’你的公司､国家和社区,而在另一个领域你也可以比我更绿一筹｡今天我可以‘绿赢’你,而明天你可以‘绿赢’我,而我们双方的境况都变好了｡无论是谁,只要做到‘绿赢’并保持‘绿赢’都会过得更好､更长久”｡弗里德曼指出,“我们､欧盟以及中国需要进行一场……维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竞赛｡冷战时期有赢家和输家,但在这场地球竞赛中要么大家共赢,要么大家共输”(第350页)｡
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是整体主义的｡在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他认识到了人类共同体共生共存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整体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作为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此,虽然从他提出的具体策略和途径中也能分析出他的指导思想,但毋庸讳言,他对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绿色出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深入论述｡思想的深度不够,使得他对“如何才能更新全球文化”的论述显得很单薄｡不客气地说,他的这一写作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尽管如此,《地球有热又平又挤》这本书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主张和建议｡
在指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带头绿化自己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之后,弗里德曼也对中国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共创“绿赢”的建议｡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认真思考这些建议｡比如,他说过这样的话: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邓小平曾经用当地方言说出了那条至理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猫论”说的就是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可以了｡但客观情况不允许再这样了｡现在,如果这“猫”不是绿色的,那么无论是“猫”自己､老鼠或是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不可能再享受发展｡(第337页)
中国这辆高速巴士一旦爆炸,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环境上,对地球人而言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第350页)
责任编辑:王俊羑
弗里德曼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了一个结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即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人类要对此负主要责任｡作者引述权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批驳了种种对这一结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观点,告诉读者这一结论“来自大量世界顶尖级科学研究,经过了极为细致的审核并备有详细的证明文件,是目前所研究过的最大､最长､最昂贵､最国际化､学科跨度最大､最彻底的科学议题”(第120页)｡弗里德曼引述哈佛大学伍兹霍尔实验室的环境专家约翰•霍尔德伦教授的话告诫读者,气候变化留给人类积极应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10年前最悲观的预测是2040年北极冰全部融化,而到2008年科学家的预测是2012年左右悲剧就会发生——海平面上涨1~3米甚至更高｡如果这样的悲剧真的发生,人类文明的整个格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迈阿密､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大阪､釜山､新加坡､孟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奥斯陆､圣彼得堡､里斯本､马赛､悉尼､墨尔本以及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宁波､厦门､香港､台北､高雄等)大部分将受重创或被淹没,数以10亿计的生态难民将流离失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绝大多数严谨的科学家都认同这一结论,所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人类继续现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各国不能共同迅速地减排温室气体,快则三年五年,慢则十年八年,灾难必然发生｡弗里德曼清晰地看到即将到来的全人类灾难,那灾难远比两年前阿尔•戈尔所预言的危险更可怕,来得更快｡因此他建议戈尔:不要再花力气证明那些“不可忽视的真相”了,“唤醒世界对这方面的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低估了气候变化｡”(第113页)
情况非常紧迫了,可以说全人类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此,弗里德曼指出,仅仅用“全球变暖”不能传达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和危急｡“全球变暖”这个词太温和了,不足以揭示出气候变化的巨大危害性｡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温度升高､天气变暖这么简单的事,还有伴随而来的降雨量､湿度､土壤温度､大气环流的变化,干旱和荒漠化加剧,洪涝灾害和暴风雨雪等极端异常天气,冰川和南北极冰盖消融,海洋环流系统紊乱及其可能导致的北半球冰期,生物生长繁衍模式的紊乱和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因此,他建议使用“气候变化”甚至“气候诡变”､“全球气候破坏”等词语来表述这一危机｡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气候变化,绝不是“我要不要带雨伞”的问题,而是“海堤修得足够高吗”､“沿海大都市往哪里迁移”､“失去了沿海沿河的工业区､港口､交通线和冲积平原的良田人类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弗里德曼看出,当前生态危机中最紧迫的危机是气候变化危机,而气候变化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近几十年来无限度､大规模地使用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这些“地狱燃料”而非“天堂燃料”(指风能､水能､潮汐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气候和能源是当前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解决问题､走出危境的关键｡因此,他提出,人类已经进入了“能源气候年代”｡他一再说,这是一个新的年代,人类面对的是全新的选择;再不要说“后什么”或者“什么后”了,不是“战后”､“冷战后”､“后殖民”､“后现代”,我们进入的新世纪——能源气候世纪的关键词是“新”,以前所有的文化都不能解决眼前的新问题,人类必须直面新危机并找到新出路｡只有革新全球文化,只有建立起新的生态文明,人类才有出路｡
书中指出,怀疑气候变化说和无视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结论的人和政府依然为数众多｡这是解决问题､走出危机的最大障碍｡不过,这些人和这些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变化的第一阶段是无视､忽视､怀疑､否认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第二阶段是承认气候的确变化了,也承认人类有责任,但却不相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不要危言耸听;第三阶段是终于看到真相了,但却认为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了——“是的,气候变化的确将产生实质性危害,但如果要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损害已经太迟了､太难了､代价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忍受吧”(第121页)｡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怀疑者和否定者的态度已经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了,有的则从第一阶段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这些态度,无论是狂妄地无视事实,还是胆怯地回避真相,抑或是消极地对待灾难,甚至末日狂欢,都比气候变化危机更为可怕,因为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并加速了生态系统的总体崩溃｡
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我们必须相信科学的预测｡
我们必须尽全力缓解危机,防止灾难的迅速到来,至少也要延缓它——无论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生态责任,纵使最后依然会面临灾难､遭遇悲剧,也绝不能放弃希望､尊严和努力｡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星球,同时自我救赎,我们要为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无知和轻狂承担后果,并为当代和后代幸存者树立榜样｡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这才是我们的宿命｡
弗里德曼以充足的论据,论证了能源气候危机时代的人类摆脱困境､走出危机的出路:一条绿色的出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普遍地研发､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构建无排放或低排放的､高效的､可持续的能源利用系统｡
诚然,走向这条绿色之路绝非易事,需要国际密切､坦诚､相互信任的合作,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需要解决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克服无数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这又是一条非走不可的路,否则等待人类和所有地球生物的只有死亡｡
弗里德曼明确指出,推动全人类走上这条绿色之路的关键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首先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承担最大限度的责任,付出最大限度的代价,做出最好､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表率｡作为一个美国人,弗里德曼思考问题和提出对策时并没有仅仅从美国和美国人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他首先考虑的是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命运,他也没有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生态义务时忽视过去几百年美国人的资源索取和生态欠账,他没有丧失起码的生态正义感｡他指出:“在讨论印度和中国日益增加的能源资源消耗问题时,美国人需要记住我们自己仍旧是目前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第67页),而且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对地球资源掠夺最多､造成的污染最大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我们美国人没有权利去教训任何人”｡他认识到,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追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人的错误引导有直接的关系｡“我并非在责怪多哈或者大连的市民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生活方式,也不是在责怪他们像我们一样靠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系,也是我们传播了这个体系｡其他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资格和权利去享受这种生活,毕竟我们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味道｡……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要永远贫穷下去｡……这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以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接受的”(第50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只有我们(美国)自己开始做了这些艰苦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建议中国该如何绿化他们的社会(我们已经饱食完大自然的‘山珍海味’只留下‘残羹冷炙’给中国人,而我们却指责他们贪吃,这在他们看来一定非常厚颜无耻)”(第350页)｡
弗里德曼循循善诱并富有激情地告诫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走出气候谈判的泥淖,解决东西方的利益纷争,促使各国共同节能减排的大旗必须由美国来扛,也只能由美国来扛｡扛起这杆大旗,引领世界各国在能源气候危机时代走上绿色的道路,从长远看并没有吃亏｡这样做不仅能够拯救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而且还是确保美国未来的领袖地位的前提｡“我们能够树立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榜样……创造可再生的干净能源以及一套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来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如果我们美国人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经验分享给其他的20亿~30亿人,让他们以一种更持续的方式享受这种生活,那么……没有人——包括我们在内——还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第50页)｡“19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美洲大陆的工业强国,20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全球的工业强国,21世纪我们自我改造为全球信息化社会｡现在,为了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必须再次提升自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环境最好的国家不是什么无私或者施舍的行为,也不是天真的道德狂的行为｡它已经成为关乎国家核心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行为｡绿色不是一种简单的获取电力的新形式,它是一种获取国家力量的新形式”(第20页)｡弗里德曼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真正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智慧,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全人类制定出一个“绿色法典”,将生态危机的新时代里产生的新的生态的文化结晶——绿色法典,“连同人权法案､独立宣言和宪法一起放入美国送给当今世界的礼品袋里”(第71页)｡
读了这些话,或许有些中国读者会感到一种美国式的自负甚至狂妄｡但如果从借鉴意义上来审视,我们会认识到,他以及他的主张为我们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大国气度和大国风范｡一个真正的大国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强大,还意味着勇于并自觉地承担起与大国地位相当的全球责任和人类使命,意味着积极地向全世界输出正确的思想文化成果､生活方式和发展战略,意味着主动地引领全人类摆脱危机,走上正确的道路｡要做到这些,它的视野和胸襟必须开阔,要时时把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利益和命运记在心头,绝不能让民族和国家利益与人类和地球利益相冲突,而只能将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国首先是承担大责任､作出大奉献甚至大牺牲的国家｡只有足够的担当才能得到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在抓住了美国做出最大努力和牺牲这一关键的基础上,弗里德曼也讨论了能源气候危机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绿赢”,并期盼这个词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在每一种语言里｡他同样指出,在应对能源气候危机和整个生态危机方面,各国要将视野放宽放远,不能局限于眼前利益和短期牺牲上,要充分认识到合作过程中的付出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输”,最终换来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赢”,而是人类的共赢,是地球的共赢,是绿色的赢｡为了地球家园和人类共同利益而真诚合作,“人们会发现他们可以‘绿赢’那些来自市场､战场和设计室的竞争,甚至赢得反贫斗争的胜利”(第310页)｡“绿赢”“不是零和博弈｡我在某些领域可以‘绿赢’你的公司､国家和社区,而在另一个领域你也可以比我更绿一筹｡今天我可以‘绿赢’你,而明天你可以‘绿赢’我,而我们双方的境况都变好了｡无论是谁,只要做到‘绿赢’并保持‘绿赢’都会过得更好､更长久”｡弗里德曼指出,“我们､欧盟以及中国需要进行一场……维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竞赛｡冷战时期有赢家和输家,但在这场地球竞赛中要么大家共赢,要么大家共输”(第350页)｡
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是整体主义的｡在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他认识到了人类共同体共生共存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整体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作为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此,虽然从他提出的具体策略和途径中也能分析出他的指导思想,但毋庸讳言,他对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绿色出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深入论述｡思想的深度不够,使得他对“如何才能更新全球文化”的论述显得很单薄｡不客气地说,他的这一写作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尽管如此,《地球有热又平又挤》这本书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主张和建议｡
在指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带头绿化自己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之后,弗里德曼也对中国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共创“绿赢”的建议｡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认真思考这些建议｡比如,他说过这样的话: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邓小平曾经用当地方言说出了那条至理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猫论”说的就是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可以了｡但客观情况不允许再这样了｡现在,如果这“猫”不是绿色的,那么无论是“猫”自己､老鼠或是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不可能再享受发展｡(第337页)
中国这辆高速巴士一旦爆炸,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环境上,对地球人而言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第350页)
责任编辑:王俊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