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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救亡图存”为宏旨，以重建中华道德伦理秩序为目的，严复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严复提出了“去私”和“利他”；在职业生活领域，严复不仅要求知识分子不慕荣利、为国尽责，而且要求官员需有士君子之风；在家庭生活领域，严复认为父母必须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子女则必须有孝心且积极上进。严复主张，国家应担负起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应建立有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体系，应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严复重构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与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严复；伦理道德；近代化；国民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2-0037-06
作者简介：杨景玉（1976—），女，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目前学界对严复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有侧重其伦理学的主要理论问题的，如唐凯麟等[1-4]对严复的义利观、善恶观、自由观、生命观、进化伦理观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隋淑芬[5]从人道主义、珍爱生命等方面对严复伦理道德转型的思路进行了探讨。综观已有的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的居多，而从实践层面探讨的较少。本文拟以严复对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大领域的道德阐述为视角，就其对传统伦理道德如何实现近代化的探索作一分析，以期对现代道德建设有所裨益。
一、构建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主权的部分丧失，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时代剧变是严复伦理道德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据，由此出发，严夏从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大领域，构建了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
1.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道德
严复指出，国人“各顾己私”是近代中国濒于亡国灭种的罪魁祸首。虽然是社会混乱、四邻眈眈，但“朝廷之上，徒各恤其私，终未尝有人为数十年、百年计者”[6]，官员们是“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严复为此忧心忡忡，批评当权者“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并对官员的心理作了深入剖析：“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7]官吏的怙私，最终造成中国四分五裂，几近亡国灭种。官吏如此，百姓呢？“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8]985，以至于西方国家“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驱“苦力”与西方“爱国者”对抗，如此就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针对这种状况，严复认为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首先要去私。他指出，“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国”，国之兴与群之人密切相联，而“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9]1347。而善群者必然是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重之一事”[9]1465，然后群才能日益强大。所以，严复强调，国之兴，“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成己成人之道，必在于“惩忿窒欲，屈私为群”。严复在这里实际上表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
严复还从义与利相统一的角度呼呼人们要去私、利他。他认为，首先，义与利是一致的。“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8]858，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人们把义利截然分开造成的，只有“义利合”，才能“民乐从善”。其次，两利为利。在义利观上，严复高度赞赏亚当·斯密的观点：“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真正的“利”应该是互利，既利己又利人，“大利所存，必其两益”[9]1349。“损”实际是两损，损己又损人。“人道绝大公例”，即“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8]892，“大利”即“两无所损而共利”。另外，严复还提出了“开明自营”的观点。一方面，严复主张个人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提出，“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9]1395。如果只追逐利而不顾义，即“自营大行”，必将造成“群道息而人种灭”的后果。所以，严复提出，德育教育必须让人明确“不义之必无利”，而那些“见利而忘义者”，则是“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耳”。
在漫长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私德盛行而公德普遍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重新构建了伦理道德，提出去私、利他，以激发国民公心，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公德建设，而且有利于增强国民的凝聚力。
2.职业生活领域道德
（1）知识分子道德：为国尽天职、不慕荣利
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蕴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希冀。作为清末民初最具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之一，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书信中写道：“今而知天下之爱我也，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9]1566由此可见，严复当时对梁启超是爱惜有加。严复称赞梁启超本人“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致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吾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已哉”[6]514。可见，严复早期对梁启超的评价和期望是非常高的。
但严复晚年对自己曾经爱惜有加的后辈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他写给好友熊纯如的私人信札中得到充分体现。甲午战争后，梁启超见于报纸的文字颇多。他主办的《时务报》风行国内，“观听为之一耸”。但是，严复却认为，梁启超的言论，“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6]648。1897年，严复曾给梁启超专门写过一封信，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严复在随后的几封信中反复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6]631。严复之所以会有如此看法，所针对的主要是梁启超的政治主见。在严复看来，有深识远见的人士应“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6]631。可叹的是，梁启超却“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6]632，所持宗旨“前后易观者甚众”，其结果是“主暗杀，则人因之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6]632，以致于“种祸无穷”。严复甚至怀疑梁启超，“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6]632。这些批评从侧面反映了严复自己的道德伦理情操，其极力主张将“小我”融入国家和社会的“大我”。 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前后有急剧的转变，我们可以揣测其中原因。严复对知识分子的期待是，“生为此国之人，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6]649，而梁启超早期所为正应了严复的这种期盼。但梁启超后来的言行让严复深感失望：“由言甚易”致“种祸无穷”。梁启超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糜关本原”[9]1567。但是，严复认为，“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9]648，指责梁启超的革命、暗杀、破坏等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梁启超也解析自己，“性喜论议，信口辄谈”，“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10]。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出严、梁二人两种根本不同的革命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不切实际的革命观，严复坚持的是一种既现实而又开放的革命观，这是其道德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若从严复本人的实践活动看，他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显得更为明显。甲午战争后，“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6]527，所以，“屏弃万缘”，选择勤苦译书，目的为的是使炎黄子孙“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6]525。严复在译书过程中非常审慎，“字字由戥子称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11]。由此不难理解，严复对“由言甚易”“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而致“种祸无穷”的梁启超为何会有上述评价上的转向。
而严复对梁启超的责备其实质正如严复所言：“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6]657由此可见，严复实际上是以梁启超为例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严复期待知识分子应“为国尽天职”，强调知识分子应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不为利而谋，要深思、慎言，担当起公共性的社会责任。
（2）官员道德：须有士君子之风
在官员道德方面，严复深谙“官德彰则民风淳，官德毁则世风降”的道理，批评当时的官员既不学无术，又私心未静。在《拟上皇上书》中，严复对甲午战争后的局面做了剖析：“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但可悲的是，“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7]61，严复痛心地指出，造成中国“容忍淟淰，顺敌所求”的原因很多，而“人才之乏为最重”[6]623，无人才，则“标本之治皆不行”。
因此，严复呼吁官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严复所指的“士君子”是指公卿士大夫等治国之才。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的治理之术，而这种治理之术源于学校教育，“自小学以至于大学；自礼、乐、射、御、书、数而后本之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12]324。也就是说，古时的官员治理国家需要首先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然后以修身为本，修养品行，最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严复指出，只有掌握了专门的治理之术又加以修身的公卿士大夫才可“谓之士，谓之君子”。因此，官员是“立法揆度、出号施令”者，而治理国家是一件繁难的事情，“必不可以不学无本之人，操其柄以相与卤莽灭裂故也”[12]325。
另外，严复对官员的恤私行为也是痛恨不已。甲午战败后，严复从洋报上看到，甲午操办海务的官员，为了锱铢之利，在制作水底碰雷和开花弹子时，竟然以铁渣沙泥替代火药，竟然置“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于不顾。严复由此慨叹国家上下最缺乏的“即是经理阿堵物之道德”[6]612。严复对官员的首要期盼就是廉。在《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一文中，严复对数百上千的议员提出的希望就是，“以稍存士君子之风，廉隅敬恭，和悦而诤”[12]325。对此，从严复的相关信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想法。1889年，严复出任北洋水师会办一职，四弟观澜想在北洋谋得一职，严复在百忙中回复道：“如能相助，兄不念吾弟，亦念先人，断无不代出力之理。”但是，严复解释道：“须知兄在此间，所办者系属公事，……岂可一旦操权，躬自为此？”[6]733严复规劝四弟，“兄在此任事，弟理应回避，未能为力”[6]733。
传统伦理学对官员道德的强调往往是“为政以德”，即认为官员只有自身有德并守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因为，官员道德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导向和影响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严复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他对官员道德作出“须有士君子之风”的具体规范，这显然对今日之官员道德建设亦有启示。
3.家庭生活领域道德
严复1907年在为《蒙养镜》作序时，就提出了对子女的教养是父母应尽之职责的观点。严复认为，“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12]254。而国民的性质是优或是劣，则取决于“少成为之”。对于“子弟之德”“堂构之美”，不是偶然而至，而是重在父母的教育影响。
严复引用斯宾塞的话说：“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也就是说，子女年幼无知，善于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皆影响子女将来的品行。如果父母，“日为乾没无己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12]255，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父母如果做出种种不道德行为、立下恶表，其子女会跟随其后。因此，在严复看来，作为父母，只有首先必须做到己身正，而后才能正人。人年少时百事未知，有赖于父母的教养，所以如果听其自然而不教，必自殒灭。因而，父母应尽到教养孩子的责任。但是，严复看到的却是，“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对此，严复感慨道：“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8]987
严复还对为人父母者不知教养孩子的根源作了分析：“文化未开”造成国民嗜欲重而虑患轻，“嗜欲重，故亟亟于婚嫁，虑患轻，故不知于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7]87。结果往往是，娶妻一人，又生子四五人，“均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造成“所生之子女，饮食粗鄙，居住秽恶，教养失宜……”[7]87。严复把希望寄托在为人父母者身上：“观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殖，是所望于为父母者也。”[12]483
从严复给子女的相关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严复这方面的思想主张。严复四子严璿年少时在外读书，严复在书信中教导儿子“弧矢四方”；当严璿想就读附近学校，说可以时常回家看父亲时，严复首先肯定他“诚属孝思”，继之引用韩愈说欧阳詹的典故教导儿子“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学问有成，常过于团聚膝下”[6]811；在处世方面，严复教导严璿“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6]807；在学业方面，严复强调，“堂课得佳评，故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称通品，无庸虑也”[6]809。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一贯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孝，孝几乎是子女对父母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而严复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作为父母应该教养子女的道德规范；认为在教养子女这一问题上，母亲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严复在1898年专门提及赞成兴办女学堂之事，这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亦有一定的影响。
二、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的途径
除了上述这些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外，严复还融合中西道德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实现近代化的途径进行了深层思考，提出国家应担负起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建立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
1.国家应担负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
严复高度赞扬西方宗教对民众道德所起的作用。“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7]30，“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都是教中常义，这些思想都有利于帮助民众培养起一种对社会发展有益的道德感。正因“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又常”[7]30，所以，西方小民“与吾之君子大人无所异”。严复因此称赞西方在向民众灌输基督教伦理方面做出了真正的、成功的努力。反过来，至于吾民“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那些“穷薝之子，编户之氓”，则“未尝闻有孰教之者”[7]30。严复由此叹息，即使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则近于禽兽”，至于那些“饥寒逼躯，救死不赡者”更是“后义先利，诈伪奸欺”[7]30。鉴于这种情况，严复希望国家要自觉担负起教化国民的责任，“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8]993。
2.建立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
通过中西比较，严复认为，在制度方面，西方“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7]31。因此，西方之民，“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7]31。而中国，为治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事务只有君主和大臣们才去关心，小民只关注个人私利。如何才能引导国民“以同力合志，连一气而御外仇”？对此，严复指出了较为合理的现实途径：“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7]32，即建立让民自治的制度，引导国民“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从而激发国民的公心。
3.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
严复基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提出以“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从而使其深入人心、成为习惯。所谓忠，“所包甚广，……而于事国之天职为犹重”[12]343。严复从救亡图存的角度，着重强调国民要为国尽忠。严复认为“孝”是“中国之真教也”，“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之义所由导源”[12]343；并且认为，孝道内含自着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精神，能够给予国民以道德上的支持。严复同样赋予“义”以崇高的内涵，认为，“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故蹈义之民，视死犹归，百折不回，前仆后继，而又澹定从容，审处熟思，绝非感情之用事”[12]344。除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给予高度重视外，严复还指出了“我辈生为中国之民，不可荒经蔑古”[12]330。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以经为之本原”，如果荒经蔑古，是非就没有了标准，道德就失去了发源地。
三、结语
严复力图改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构建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在近代史上开了新民德之风，其后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孙中山的“心理建设”，以及五四时期的“新道德”运动，无不受到严复的较大影响。时至今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基本适合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国民的道德素质及水平亟待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重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做法与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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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隋淑芬.严复关于道德转型的思想及其价值[J].道德与文明，2005（4）：31.
[6] 王栻.严复集：第3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573.
[7] 王栻.严复集：第1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4.
[8] 王栻.严复集：第4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王栻.严复集：第5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76.
[1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
[12]王栻.严复集：第2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144.
关键词：严复；伦理道德；近代化；国民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2-0037-06
作者简介：杨景玉（1976—），女，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目前学界对严复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有侧重其伦理学的主要理论问题的，如唐凯麟等[1-4]对严复的义利观、善恶观、自由观、生命观、进化伦理观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隋淑芬[5]从人道主义、珍爱生命等方面对严复伦理道德转型的思路进行了探讨。综观已有的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的居多，而从实践层面探讨的较少。本文拟以严复对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大领域的道德阐述为视角，就其对传统伦理道德如何实现近代化的探索作一分析，以期对现代道德建设有所裨益。
一、构建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主权的部分丧失，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时代剧变是严复伦理道德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据，由此出发，严夏从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大领域，构建了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
1.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道德
严复指出，国人“各顾己私”是近代中国濒于亡国灭种的罪魁祸首。虽然是社会混乱、四邻眈眈，但“朝廷之上，徒各恤其私，终未尝有人为数十年、百年计者”[6]，官员们是“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严复为此忧心忡忡，批评当权者“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并对官员的心理作了深入剖析：“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7]官吏的怙私，最终造成中国四分五裂，几近亡国灭种。官吏如此，百姓呢？“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8]985，以至于西方国家“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驱“苦力”与西方“爱国者”对抗，如此就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针对这种状况，严复认为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首先要去私。他指出，“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国”，国之兴与群之人密切相联，而“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9]1347。而善群者必然是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重之一事”[9]1465，然后群才能日益强大。所以，严复强调，国之兴，“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成己成人之道，必在于“惩忿窒欲，屈私为群”。严复在这里实际上表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
严复还从义与利相统一的角度呼呼人们要去私、利他。他认为，首先，义与利是一致的。“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8]858，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人们把义利截然分开造成的，只有“义利合”，才能“民乐从善”。其次，两利为利。在义利观上，严复高度赞赏亚当·斯密的观点：“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真正的“利”应该是互利，既利己又利人，“大利所存，必其两益”[9]1349。“损”实际是两损，损己又损人。“人道绝大公例”，即“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8]892，“大利”即“两无所损而共利”。另外，严复还提出了“开明自营”的观点。一方面，严复主张个人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提出，“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9]1395。如果只追逐利而不顾义，即“自营大行”，必将造成“群道息而人种灭”的后果。所以，严复提出，德育教育必须让人明确“不义之必无利”，而那些“见利而忘义者”，则是“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耳”。
在漫长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私德盛行而公德普遍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重新构建了伦理道德，提出去私、利他，以激发国民公心，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公德建设，而且有利于增强国民的凝聚力。
2.职业生活领域道德
（1）知识分子道德：为国尽天职、不慕荣利
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蕴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希冀。作为清末民初最具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之一，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书信中写道：“今而知天下之爱我也，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9]1566由此可见，严复当时对梁启超是爱惜有加。严复称赞梁启超本人“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致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吾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已哉”[6]514。可见，严复早期对梁启超的评价和期望是非常高的。
但严复晚年对自己曾经爱惜有加的后辈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他写给好友熊纯如的私人信札中得到充分体现。甲午战争后，梁启超见于报纸的文字颇多。他主办的《时务报》风行国内，“观听为之一耸”。但是，严复却认为，梁启超的言论，“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6]648。1897年，严复曾给梁启超专门写过一封信，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严复在随后的几封信中反复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6]631。严复之所以会有如此看法，所针对的主要是梁启超的政治主见。在严复看来，有深识远见的人士应“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6]631。可叹的是，梁启超却“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6]632，所持宗旨“前后易观者甚众”，其结果是“主暗杀，则人因之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6]632，以致于“种祸无穷”。严复甚至怀疑梁启超，“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6]632。这些批评从侧面反映了严复自己的道德伦理情操，其极力主张将“小我”融入国家和社会的“大我”。 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前后有急剧的转变，我们可以揣测其中原因。严复对知识分子的期待是，“生为此国之人，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6]649，而梁启超早期所为正应了严复的这种期盼。但梁启超后来的言行让严复深感失望：“由言甚易”致“种祸无穷”。梁启超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糜关本原”[9]1567。但是，严复认为，“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9]648，指责梁启超的革命、暗杀、破坏等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梁启超也解析自己，“性喜论议，信口辄谈”，“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10]。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出严、梁二人两种根本不同的革命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不切实际的革命观，严复坚持的是一种既现实而又开放的革命观，这是其道德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若从严复本人的实践活动看，他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显得更为明显。甲午战争后，“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6]527，所以，“屏弃万缘”，选择勤苦译书，目的为的是使炎黄子孙“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6]525。严复在译书过程中非常审慎，“字字由戥子称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11]。由此不难理解，严复对“由言甚易”“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而致“种祸无穷”的梁启超为何会有上述评价上的转向。
而严复对梁启超的责备其实质正如严复所言：“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6]657由此可见，严复实际上是以梁启超为例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严复期待知识分子应“为国尽天职”，强调知识分子应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不为利而谋，要深思、慎言，担当起公共性的社会责任。
（2）官员道德：须有士君子之风
在官员道德方面，严复深谙“官德彰则民风淳，官德毁则世风降”的道理，批评当时的官员既不学无术，又私心未静。在《拟上皇上书》中，严复对甲午战争后的局面做了剖析：“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但可悲的是，“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7]61，严复痛心地指出，造成中国“容忍淟淰，顺敌所求”的原因很多，而“人才之乏为最重”[6]623，无人才，则“标本之治皆不行”。
因此，严复呼吁官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严复所指的“士君子”是指公卿士大夫等治国之才。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的治理之术，而这种治理之术源于学校教育，“自小学以至于大学；自礼、乐、射、御、书、数而后本之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12]324。也就是说，古时的官员治理国家需要首先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然后以修身为本，修养品行，最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严复指出，只有掌握了专门的治理之术又加以修身的公卿士大夫才可“谓之士，谓之君子”。因此，官员是“立法揆度、出号施令”者，而治理国家是一件繁难的事情，“必不可以不学无本之人，操其柄以相与卤莽灭裂故也”[12]325。
另外，严复对官员的恤私行为也是痛恨不已。甲午战败后，严复从洋报上看到，甲午操办海务的官员，为了锱铢之利，在制作水底碰雷和开花弹子时，竟然以铁渣沙泥替代火药，竟然置“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于不顾。严复由此慨叹国家上下最缺乏的“即是经理阿堵物之道德”[6]612。严复对官员的首要期盼就是廉。在《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一文中，严复对数百上千的议员提出的希望就是，“以稍存士君子之风，廉隅敬恭，和悦而诤”[12]325。对此，从严复的相关信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想法。1889年，严复出任北洋水师会办一职，四弟观澜想在北洋谋得一职，严复在百忙中回复道：“如能相助，兄不念吾弟，亦念先人，断无不代出力之理。”但是，严复解释道：“须知兄在此间，所办者系属公事，……岂可一旦操权，躬自为此？”[6]733严复规劝四弟，“兄在此任事，弟理应回避，未能为力”[6]733。
传统伦理学对官员道德的强调往往是“为政以德”，即认为官员只有自身有德并守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因为，官员道德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导向和影响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严复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他对官员道德作出“须有士君子之风”的具体规范，这显然对今日之官员道德建设亦有启示。
3.家庭生活领域道德
严复1907年在为《蒙养镜》作序时，就提出了对子女的教养是父母应尽之职责的观点。严复认为，“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12]254。而国民的性质是优或是劣，则取决于“少成为之”。对于“子弟之德”“堂构之美”，不是偶然而至，而是重在父母的教育影响。
严复引用斯宾塞的话说：“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也就是说，子女年幼无知，善于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皆影响子女将来的品行。如果父母，“日为乾没无己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12]255，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父母如果做出种种不道德行为、立下恶表，其子女会跟随其后。因此，在严复看来，作为父母，只有首先必须做到己身正，而后才能正人。人年少时百事未知，有赖于父母的教养，所以如果听其自然而不教，必自殒灭。因而，父母应尽到教养孩子的责任。但是，严复看到的却是，“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对此，严复感慨道：“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8]987
严复还对为人父母者不知教养孩子的根源作了分析：“文化未开”造成国民嗜欲重而虑患轻，“嗜欲重，故亟亟于婚嫁，虑患轻，故不知于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7]87。结果往往是，娶妻一人，又生子四五人，“均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造成“所生之子女，饮食粗鄙，居住秽恶，教养失宜……”[7]87。严复把希望寄托在为人父母者身上：“观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殖，是所望于为父母者也。”[12]483
从严复给子女的相关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严复这方面的思想主张。严复四子严璿年少时在外读书，严复在书信中教导儿子“弧矢四方”；当严璿想就读附近学校，说可以时常回家看父亲时，严复首先肯定他“诚属孝思”，继之引用韩愈说欧阳詹的典故教导儿子“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学问有成，常过于团聚膝下”[6]811；在处世方面，严复教导严璿“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6]807；在学业方面，严复强调，“堂课得佳评，故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称通品，无庸虑也”[6]809。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一贯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孝，孝几乎是子女对父母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而严复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作为父母应该教养子女的道德规范；认为在教养子女这一问题上，母亲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严复在1898年专门提及赞成兴办女学堂之事，这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亦有一定的影响。
二、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的途径
除了上述这些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外，严复还融合中西道德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实现近代化的途径进行了深层思考，提出国家应担负起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建立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
1.国家应担负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
严复高度赞扬西方宗教对民众道德所起的作用。“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7]30，“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都是教中常义，这些思想都有利于帮助民众培养起一种对社会发展有益的道德感。正因“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又常”[7]30，所以，西方小民“与吾之君子大人无所异”。严复因此称赞西方在向民众灌输基督教伦理方面做出了真正的、成功的努力。反过来，至于吾民“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那些“穷薝之子，编户之氓”，则“未尝闻有孰教之者”[7]30。严复由此叹息，即使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则近于禽兽”，至于那些“饥寒逼躯，救死不赡者”更是“后义先利，诈伪奸欺”[7]30。鉴于这种情况，严复希望国家要自觉担负起教化国民的责任，“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8]993。
2.建立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
通过中西比较，严复认为，在制度方面，西方“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7]31。因此，西方之民，“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7]31。而中国，为治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事务只有君主和大臣们才去关心，小民只关注个人私利。如何才能引导国民“以同力合志，连一气而御外仇”？对此，严复指出了较为合理的现实途径：“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7]32，即建立让民自治的制度，引导国民“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从而激发国民的公心。
3.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
严复基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提出以“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从而使其深入人心、成为习惯。所谓忠，“所包甚广，……而于事国之天职为犹重”[12]343。严复从救亡图存的角度，着重强调国民要为国尽忠。严复认为“孝”是“中国之真教也”，“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之义所由导源”[12]343；并且认为，孝道内含自着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精神，能够给予国民以道德上的支持。严复同样赋予“义”以崇高的内涵，认为，“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故蹈义之民，视死犹归，百折不回，前仆后继，而又澹定从容，审处熟思，绝非感情之用事”[12]344。除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给予高度重视外，严复还指出了“我辈生为中国之民，不可荒经蔑古”[12]330。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以经为之本原”，如果荒经蔑古，是非就没有了标准，道德就失去了发源地。
三、结语
严复力图改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构建适合中国近代化需要的新道德，在近代史上开了新民德之风，其后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孙中山的“心理建设”，以及五四时期的“新道德”运动，无不受到严复的较大影响。时至今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基本适合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国民的道德素质及水平亟待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重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做法与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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