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我还是个单纯的小学生。那时,班上有个叫朱小娟的瘦弱女孩。印象中,她一直是很特别的:总是沉默地坐在座位上,淡淡地与同学交往,也从来不上体育课,静静地待在班里,就像一株最普通的野菊花。
　　后来我们才知道,小娟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在班主任的倡议下,全校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献爱心活动。几天后,那只不大的捐款箱已经满满的了。
　　那天晨会,全校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聚集在操场上。我努力踮起脚昂起头,视线艰难地越过前方层层后脑勺,终于到达了那个不高的主席台。朱小娟的妈妈手捧着捐款箱,对着黑色的话筒泣不成声地诉说着感动和谢意。
　　朱小娟很快就离开学校,去南京治疗了。在她离开的那半学期,我常常会想起她。
　　我想象着身体羸弱的她安静地躺在雪白的手术台上,强烈得有些刺眼的手术灯映照着她苍白的面庞、微皱的眉头、紧闭的双眸和单薄的嘴唇,把她照得近乎不真实的透明。手术室里,萦绕着医生们隐约的私语和清晰的金属器具碰撞的声音。
　　几个月后,康复的朱小娟回来上课了。我们班又成了一个完整的集体,没有空位的教室令我们每个人都很安心。
　　手术后的朱小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爱笑了——那笑容多美啊,那么明朗清澈,纯净动人!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班上开始流传一个秘密,空气中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一天,副班长西西告诉我:“你知道吗,朱小娟根本就没有什么心脏病,她只是得了水痘而已。而且她家很有钱,住的还是两层楼房呢!”
　　“哧——”这句话像一双丑陋而有力的手,生生地撕扯开教室里看似平静的空气,刺眼的阳光似一把把锐利的尖刀透过窗户扎进教室,让这个单纯洁净的空间支离破碎。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满心疑惑地看着西西:“真的?”“同学们都这样说。”她不置可否。我条件反射般地望向朱小娟,她似乎还不知道这个传言,正开心地和同桌交谈着什么。
　　我固执地不相信这些话,可毕竟众口铄金,我也渐渐地对朱小娟和她那曾在全校师生面前哭泣过的母亲产生了怀疑,甚至鄙夷。
　　骗子!我想。
　　真是人言可畏,朱小娟就在这势头渐高的传言中低下头,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
　　时间悄悄地流逝着,一转眼我十三岁了,成了自以为成熟的初中生。在陌生的班级里,朱小娟是我唯一熟悉的面孔。毕竟曾经是同学,我和她自然越走越近,最终成了好朋友。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夏天,朱小娟穿着白色的短袖汗衫来找我去她家玩。透过那薄薄的旧衣衫,我隐隐看到一条粗粗的疤痕,像只丑陋可怕的蜈蚣盘踞在光洁的皮肤上,从她的胸前蜿蜒而上,一直爬到她的锁骨边,从矮矮的衣领下露出头来。
　　我愣住了。
　　骄阳下,我心不在焉地任她拉着向前走。“到我家了!”小娟终于停下来。我一抬头,看到一幢暗淡失色的两层楼房——这分明只是破旧的祖房啊!
　　我心情复杂地看了看朱小娟,她真诚地招呼我进去,我心底涌起了一阵难言的酸涩。
　　我不知道那个谣言由谁传起,又到底传给了哪些人,更无法体会朱小娟当时承受了多少伤痛。
　　年幼时的伤害不是只开一季的野菊花,它会成为一个人永远的痛,一直蔓延到骨髓,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而这种伤,即使用再深的歉意,也是无法抹平的。
　　十三岁那年,我才懂得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