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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笔者与一班外省籍的同事谈论到山西的方言，大家都感慨品类繁多，灵石人未必听得懂大同人讲话，同理，运城人用方言也无法与忻州人沟通。然而大家都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即使说得不好，或者其中还带有浓浓的乡音，但是这已经没有障碍了，毕竟言者表意，听者能懂。有位朋友问笔者，普通话是新中国推广的，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各种民族、地方之间语言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差异很大，以前各地、各民族之间是如何沟通的々比如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交谈，或者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交谈，使用何种语言沟通呢?这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据笔者了解，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都不是很了解。
雅言和官话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么有人会问：“雅言是否就是陕西话或者是现在的关中话呢?”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不是。一门语言的语法、发音、声调不仅在空间上有变化的趋势，在时间上当然也不例外。古时候的很多诗歌，用现在的普通话或者方言去读是不押韵的，这就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的发音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所以说周朝时期的“雅言”就是关中话，这是不对的。
《尔雅》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释诃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诸侯国不仅语言不同，甚至文字也有差异，所以之后才有了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在当时各个国家也是有其官话的，特别是国土面积较大的诸侯国，其语言因为空间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了官话。在当时佩戴六国相印的苏秦，以及穿梭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士”，一定要对这些诸侯国的“官话”非常了解。
宋以后，那种通用语言称为“官话”。所谓“官话”，应该就是当官人彼此都能听得懂的话。那么，以何种语言作为官话?一般地说，京城在长安，长安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在开封，开封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到了南京，南京话又成了标准的官话。由于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建都于北京，历经近千年，因此，以北京话为主的语言就很自然成为官话。
当然，有关“官话”，最准确最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官话是汉语中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支。中国约70％的人口以官话为母语。官话在中国北方地区、南方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作为母语使用。
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过去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话划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大类，这才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
官话的特点，就是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官话方言的名字由官方标准话演变而来，由于北方汉族人口主要使用官话方言，而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原因，过去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并且，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东晋南北朝以来分为南北两支，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取代江淮方言系的南方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了解了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孙中山和袁世凯交谈，必须要学着操“华北官话”，不然，身为河南项城人的袁世凯，是很难听懂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孙中山所言为何的。进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无论洪秀全还是郑观应，无论邓世昌还是虐天佑，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无论胡汉民还是许崇智，无论廖仲恺还是汪精卫，要与北方人士同志交流，不使用官话必然就“鸡同鸭讲”。
北京话和普通话
北京话在历史上的发音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从元朝开始，北京一带的方言就经历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去掉了“八声”。在元朝时期，大都的方言为阿尔泰化的汉语，叫做“汉儿言语”。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洪武正韵》恢复了八声，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 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且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像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詞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雍正年问，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已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忧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普通话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时候，虽有官话，官员与民众亦可以勉强沟通，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没有一种法定的统一的语言。这对于中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流，以及对外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交流，都是非常不利的。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统一语言这样艰巨的事，清政府是肯定做不到的。民国又如何呢?有一则史料中提到，粤语差点成为官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首届国会中，有人提议以粤语作为“官话”。为什么有这样的提议?盖因当时广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众多，国会中的议员就有过半数是粤籍人士。当时，广东的人口超过3000万，而全球说粤语者则多达7000万，因此，粤语在中国的代表性很高。
孙中山是位清醒的革命家，虽然他身为临时大总统，虽然他也知道在国会中通过这一法案亦有可能，但是，他更知道，粤语虽是保存雅语元素最多的方言，但是，与中原汉语的差异甚大，从未接触过粤语的人，都觉得粤语如外国语，要在短期内学懂粤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全国而言，操粤语的人还是少数，以粤语为官话，干国不利，而实际上，也难以行得通。因此，他劝说粤籍议员放弃这一动议。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多压倒粤语成为官话。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首都设在北京，北京话成为官话，就很自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加上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浙江吴兴人，宋子文家族以上海为基地，因而江淮官话大行其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官话也吃香起来。此外，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粤籍高官也多，遇到操粤语或粤语口音者，时人亦会肃然敬畏。
共产党以及红军、八路军成员，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不操官话，实在也无法交流，幸而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的江苏话、朱德的四川话、叶剑英的客家话，都在官话的大范围内，彼此都能听懂。但彭湃(海丰人)、邓发(云浮人)、叶挺(惠阳人)、杨殷(香山人)等粤籍人士，不说官话就无法与外省人士沟通了。
在渚末民国时期，虽已有了“普通话”的定义，但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在腐败战乱的旧中国，这任务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现如今，普通话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在方言众多的中华大地上，普通话成为国人交流的最有力的工具。
雅言和官话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么有人会问：“雅言是否就是陕西话或者是现在的关中话呢?”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不是。一门语言的语法、发音、声调不仅在空间上有变化的趋势，在时间上当然也不例外。古时候的很多诗歌，用现在的普通话或者方言去读是不押韵的，这就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的发音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所以说周朝时期的“雅言”就是关中话，这是不对的。
《尔雅》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释诃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诸侯国不仅语言不同，甚至文字也有差异，所以之后才有了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在当时各个国家也是有其官话的，特别是国土面积较大的诸侯国，其语言因为空间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了官话。在当时佩戴六国相印的苏秦，以及穿梭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士”，一定要对这些诸侯国的“官话”非常了解。
宋以后，那种通用语言称为“官话”。所谓“官话”，应该就是当官人彼此都能听得懂的话。那么，以何种语言作为官话?一般地说，京城在长安，长安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在开封，开封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到了南京，南京话又成了标准的官话。由于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建都于北京，历经近千年，因此，以北京话为主的语言就很自然成为官话。
当然，有关“官话”，最准确最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官话是汉语中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支。中国约70％的人口以官话为母语。官话在中国北方地区、南方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作为母语使用。
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过去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话划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大类，这才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
官话的特点，就是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官话方言的名字由官方标准话演变而来，由于北方汉族人口主要使用官话方言，而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原因，过去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并且，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东晋南北朝以来分为南北两支，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取代江淮方言系的南方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了解了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孙中山和袁世凯交谈，必须要学着操“华北官话”，不然，身为河南项城人的袁世凯，是很难听懂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孙中山所言为何的。进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无论洪秀全还是郑观应，无论邓世昌还是虐天佑，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无论胡汉民还是许崇智，无论廖仲恺还是汪精卫，要与北方人士同志交流，不使用官话必然就“鸡同鸭讲”。
北京话和普通话
北京话在历史上的发音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从元朝开始，北京一带的方言就经历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去掉了“八声”。在元朝时期，大都的方言为阿尔泰化的汉语，叫做“汉儿言语”。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洪武正韵》恢复了八声，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 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且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像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詞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雍正年问，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已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忧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普通话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时候，虽有官话，官员与民众亦可以勉强沟通，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没有一种法定的统一的语言。这对于中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流，以及对外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交流，都是非常不利的。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统一语言这样艰巨的事，清政府是肯定做不到的。民国又如何呢?有一则史料中提到，粤语差点成为官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首届国会中，有人提议以粤语作为“官话”。为什么有这样的提议?盖因当时广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众多，国会中的议员就有过半数是粤籍人士。当时，广东的人口超过3000万，而全球说粤语者则多达7000万，因此，粤语在中国的代表性很高。
孙中山是位清醒的革命家，虽然他身为临时大总统，虽然他也知道在国会中通过这一法案亦有可能，但是，他更知道，粤语虽是保存雅语元素最多的方言，但是，与中原汉语的差异甚大，从未接触过粤语的人，都觉得粤语如外国语，要在短期内学懂粤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全国而言，操粤语的人还是少数，以粤语为官话，干国不利，而实际上，也难以行得通。因此，他劝说粤籍议员放弃这一动议。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多压倒粤语成为官话。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首都设在北京，北京话成为官话，就很自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加上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浙江吴兴人，宋子文家族以上海为基地，因而江淮官话大行其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官话也吃香起来。此外，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粤籍高官也多，遇到操粤语或粤语口音者，时人亦会肃然敬畏。
共产党以及红军、八路军成员，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不操官话，实在也无法交流，幸而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的江苏话、朱德的四川话、叶剑英的客家话，都在官话的大范围内，彼此都能听懂。但彭湃(海丰人)、邓发(云浮人)、叶挺(惠阳人)、杨殷(香山人)等粤籍人士，不说官话就无法与外省人士沟通了。
在渚末民国时期，虽已有了“普通话”的定义，但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在腐败战乱的旧中国，这任务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现如今，普通话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在方言众多的中华大地上，普通话成为国人交流的最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