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已过去十多年了，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那个世纪的美国文坛全貌已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综观那时代的美国文坛，有三大文学潮流是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的。其一，就是左翼文学思潮的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从世纪初开始就渗透进美国的文化领域，在其影响下兴起的左翼文学思潮，起起伏伏一直延续到世纪末，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坛前所未见的新颖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对这一部分，很长时间内我们仍沿用苏联学术界的传统观念，或把三十年代前后美共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当成了整个左翼文学，没有看到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全貌；或用“现实主义”这个框框去衡量左派，结果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群体被排斥在左派文学范畴之外。到苏联剧变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多少受西方主流文学史学界有意抹煞和低估左派文学的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美国左翼文艺思潮的独立存在。其二，当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异军突起。对这类文学思潮，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前大体上把它们视为“颓废文学”简单地加以排斥，改革开放以来则能够比较公正地看待它们，认识到它们是美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突出的反传统特点的文学思潮，是不能无视其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其三，是铺天盖地的商品化文学大潮。以前当然也有过商品化的文学，但到二十世纪它才真正成了大气候，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的普及，商品化文学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芸芸大众每日必需的消费品，其影响之深、之广，是前代根本无法比拟的。过去我们对商品化文学往往抱有成见，轻蔑地认为它们根本就不算艺术；但实事求是地说，在美国商品化文学中固然有很多模式化、公式化、如过眼烟云的作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产生过艺术精品。以上三大文学潮流虽各有特点，但也是互相影响并有交汇之处的。研究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也不能不顾及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商品化文学以及美国主流文化的复杂关系。
　　我国学界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过去客观上受资料有限的制约。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的当权集团及主流学界，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对左翼文化界进行打压、贬损，使其许多重要艺术成果和资料被埋没、封存，外界难以窥见其全貌。冷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摆脱了政治的困扰，对自身的左翼文学思潮及有关的文学史料进行重新发掘和研究，对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成就的评价也变得比较公允而客观。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就有沃尔德（Alan M.Wald）、尼尔森（Cary Nelson）、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莫非（James F. Murphy）、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卡莱德加（Walter Kalaidjian）等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较客观地研究和重新评价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论著，为我们全面了解这种思潮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左翼文学思潮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红色三十年代”前后的左翼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当时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公开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的作家，如里德、高尔德、考德威尔、马尔兹等，而且许多在全社会广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也纷纷向左转，如德莱塞、斯坦贝克、安德森、辛克莱、多斯·帕索斯等，可以说左翼文坛是群星灿烂，佳作如云，为美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时左翼文艺思潮还很不成熟，有些人对文艺与左翼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显得机械而庸俗，内部又宗派纷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看来，一方面是美国文学发展到二十 世纪已积累了丰富的“伟大传统”（如左翼批评家希克斯所说），已足以在艺术质量和文学反抗社会不公的精神这两个侧面都来一次飞跃；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形势所推动的，内有垄断资本的横行、经济大危机的到来、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的高涨，外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当然以后不久左翼文学创作开始退潮，这也同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关。罗斯福推行“新政”，借鉴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做法，如施行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些改良措施使国内阶级矛盾得以缓和；战时和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富裕化，使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白领的中间阶层成为人口中的多数，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减少，许多蓝领也开始白领化，工人运动的发展难以为继。再加内有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左翼文艺人士的残酷镇压，外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缺陷的日益暴露、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冷战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减退具有必然性。即使如此，在低潮时期，仍然有左翼作家在坚持创作，用儿童文学、科幻作品、商品化文学或现代主义风格等样式继续传播其左翼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三十年代”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美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土化的进程。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大发展。从三十到六十年代，以《群众》《新群众》《党派评论》等左派杂志为阵地，在“纽约文人集群”和其他左翼团体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文艺批评家，如拉夫、威尔逊、欧文·豪、卡津、特里林、旦尼尔·贝尔、肯尼斯·伯克等，他们浸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文学批评著作，以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完整的批评体系把美国的文艺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思潮很难企及的。而到六十年代以后，又兴起了“新左派”的一批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如桑塔格、波德莱茨、乔姆斯基、萨义德、格拉夫、兰特里夏、詹姆逊等。特别是詹姆逊，以其《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三部力作，成为美国学界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典性成就。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之深，还表现在它广泛地渗透到女权主义文学运动、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犹太裔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运动之中。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艺术成就和理论建树不可小觑，但也不能低估其复杂性。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文学左翼的成员就是多元化的，其社会立场和文艺观点各异，内部宗派林立并纷争不断。其共同之点只在于要求变革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资产阶级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及其传统的文化观。早期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的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外，还有许多“波希民”（Bohemian）艺术家，他们富于叛逆精神，但往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常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反抗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其狂热的求变激情难于维持久远。至于那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一部分拘泥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其文艺政策，另一部分则较早看出此种模式和政策的弊病而去探索本土化的新观念，这类内部矛盾后来发展到几乎势不两立。从事后看来，争执的各方都有些过“左”的、幼稚的东西。这类复杂的内部矛盾也是造成三十年代末期旧左派文艺运动过早分化和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左派”，除了受国内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激励外，很大程度上是受从欧洲传过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赞赏马克思主义之“新”，主要是想摆脱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和庸俗化、僵硬化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从老左派开始的想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努力的继续。但“新左派”中除了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也有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左翼存在主义者、反种族主义人士、女权主义活动家，以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艺术家等参与其中，其社会主张和艺术观点也各色各样。至于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阐释、运用，也多有不同；到底哪些是应时代要求的真的“新”发展，哪些是歪曲和不当的“修正”，还有待认真观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其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进一步探索。从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范畴而言，这种探索是有益的，也是富有成果的。如詹姆斯的著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美学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又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从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等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形成一种动态综合、完整系统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为“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在西方人文学科内的重要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