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人商业意识的淡薄与浓厚，观念的保守与开放，在谋取生活幸福指数的道路上是主动性更强一些，还是更滞后一些，总体上构成了该地商人群体精神的群众基础。现在是一个全球商业化的时代，没有人能挡住谁合法致富的行动。
　　首先是一个地区的人想不想富裕。
　　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想，当然想，太想了！
　　但是，怎么想很重要，怎么说很重要，怎么做更重要。只有致富的欲望强烈，采取行动的愿望更强烈，而且承担了种种风险付诸实施的人，才可能走上一条抵达愿景的道路。如果一个地区的观念整体上处于保守状态，这个地区仍然会有少数人是开放的，采取行动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会获得成功。然后，这些成功人士由于群体观念的滞后却可能失去了更强大的参考对象，尤其是当他的视野还局限于当地的时候，他的认识水平一般来说，只可能比当地人领先一点点。
　　这一点，我们在天津火车站目睹的两个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冠冕堂皇的瘦高个男子（听口音是天津周边地区的）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听打了一通电话，完事之后那位一看就是下岗后再就业的老大姐要收取他一元钱。
　　男子不依了。先是大吵大嚷，继而恶语相向，最后竟然打起人来。
　　他的主要观点是：我打的市话，市话也就是几毛钱，为什么收我一块钱？
　　但是他忘了一点，火车站周边的地租高，物价自然是要贵一点，飞机场就会更贵。一样的啤酒，在小卖部与星级酒店，甚至酒吧里相差往往几十倍。
　　大姐支付了较高的房租等等杂费，自然要多收一点，这有什么好奇怪、好愤怒乃至于发展到变态地步的？
　　还是在这个火车站附近，我们去一家“经济快餐店”吃饭，一看店名就好奇怪。及至进去，所有的店员，开票收钱的，搞服务的，都是中老年员工。菜单上只有几样凉菜，所卖的也就是狗不理包子、饺子之类面食。那位收钱开票的大姐，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旁边有人咨询别的问题，她必然是听不见的。其他的店员，明明坐在哪里聊天，你要一碗面汤，厨师自然是听不见的，他们竟然也听不见。
　　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于是过来一个，很热情，行动依然迟缓。原来他是专门搞服务的那一个，其他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分工，因此绝对是听不见的。
　　来店里吃饭的人很多，一位老大姐始终坐在一个角落抽烟，好像一个工人在车间里休息一样，神态从容，面带微笑，她也听不见，也不行动。搞不清她的分工是什么。
　　我就问：您这儿是国营饭店吗?
　　于是她的话如潮水，果然是而且是一个很著名的集团下属的。
　　原来她的职责是专门与客人聊天的？
　　从她哪里我们知道，这个小店一个月的租金竟然有15000元。
　　由于火车站周围客流量大，她们还没赔本，但要赚更多，恐怕是很难的。
　　因为客人的话他们总是没听见，或者认为没必要听见。
　　有了这次遭遇我终于明白，天津的一家民营、星级、规模较大的酒店为什么服务那么差的原因了，这不仅仅是酒店的管理问题，还是员工的地域服务观念问题。
　　有关汉中的归属问题，与此类似。
　　最近陕西的媒介大腕正在热炒一件大事，这个大事的主题竟是“汉中该不该划到四川去”，一时间，网友、经济学家、始作俑者，你方唱罢我登台，吵得不亦乐乎。
　　究其来源，还是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据说先是《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钟伟志先生过去的一篇报道《汉中归蜀》突然“在华商论坛、星光社区、百度贴吧、新浪论坛、行政区划论坛等论坛里走红”，该文引用了汉中一些地方官员的论点，认为汉中近些年来的发展缓慢是由于自元代以来的行政区划造成的，因而“首次提出‘汉中归蜀’这一典型论断”。
　　娃他舅舅们既然要想把汉中弄到四川去，大伙似乎也嚷嚷得不可开交，自然得找一位权威专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结果陕西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被“忽悠”到了论战现场。张宝通先生是一个仁厚长者，莫奈何一共被采访了两次。他本人是反对把汉中弄到四川去的，而且在第二次回答媒体的问题时，非常厚道地给汉中指出了一条长篇大论的希望之路，自然是有理有据，节节生辉。
　　然而，如果这场论战果然很热烈，其要害并不在于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想到要把汉中弄到四川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非洲和印度就应该诅咒自己的独立，本来在欧州国家的“行政区划”中待得好好的，何苦要哭着喊着闹独立，结果穷得一塌糊涂？
　　再者说，四川就真的那么值得迷信吗？
　　人人都说四川好，其实四川最有潜力的是成都平原这个经济区域，其他的山区，甚至连汉中都不如。遍布全国的四川打工族，出来什么苦都吃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外面再苦，比自个家里还是要好一点啊。
　　著名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厚道就厚道在这个地方，索性把一场很荒诞的闹剧拿来当正剧对待了。
　　其实，真要回答这个问题，完全不用那么较劲。一个地区的经济就如同一个国家，需要总部经济效应，需要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更需要边贸经济制造大的外部循环，这样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健全的经济体。而且边贸地区历史上往往是富得流油的区域——东南沿海为什么这么富，就因为它是一个边区，它跟国际上其他经济体的交流比内地频繁，机会也多。大与小是一个道理，陕西的汉中，和陕北都处于这些跟异地交通的边贸地位，而关中则是一个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地区。
　　这里只问娃他舅们一个问题，难道汉中经过千年之后，回到四川的怀抱，就能享受到成都和绵阳那样的待遇吗？
　　现实情况是，汉中留在陕西，它是陕西跟四川区域经济交流的“边贸”或者过渡板块；汉中回到四川，它依然在四川的边缘，无非还是承担上述功能。
　　陕西人素来是分为三派，陕北人、关中人、陕南人，水土不同，秉性各异，大事小事，似乎都会争竞一番。从元代至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更换了多少朝代，汉中未必都如同今天那么落后，过去的秦商和聪明人，官府和普通平民，也没认为这是多大的事件，人家该发达的还是发达了，该辉煌的还是辉煌了。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成了一个貌似很严重的问题呢？
　　然而这个汉中地方政府寻找经济出路的思考和行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地的企业及商人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仍然停留在等政策、等机会、等资金、等支援的状态，一个地方官员提出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就更加无可厚非了。
　　行为至此，笔者忽然想起，河北省的石家庄也流传过一个笑话，起因是有人提出要把石家庄改为“中都”，与北京、南京三足鼎立。因为“石家庄”这名儿，听来听去都是一个小庄子，长不大，石家庄的区域经济发展缓慢，都是由于名字叫坏了！
　　一位石家庄的朋友把这个笑话告诉我。我回答说，应该给那些人重新解释这个名字：石家庄，一座建立在磐石上的城市。
　　这位朋友问我何出此言。我回答说，这是受到上帝保佑的名字。因为在《圣经》里记载，上帝喜欢谁，就会许诺说，我要把你们的未来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
　　于是大家哈哈一笑。
　　也许等多少年以后，人们会怀念元代的统治者，幸亏把汉中划到陕西来了，因为它耀眼了，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商家必争之地，而先知在他的老家，难免得到被人忽视的待遇。
　　这个时候，一定是汉中的经济已经上去了，大家都有了自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