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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赶考意识萌芽源于延安时期，赶考准备及命题正式提出始于西柏坡时期，赶考精神的形成与60多年的执政历程同步。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质的赶考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强大思想武器。
[关键词]赶考；渊源；内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10-0022-03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进城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这里，是西柏坡精神的诞生地、两个务必的提出地，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赶考准备在此就绪，赶考从这里启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具有执政特色的赶考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追求。
一、“赶考”溯源
（一）建党初期：“赶考”的蕴育阶段
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民族的屈辱，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出路何在？正在中国人苦于找不到出路时，俄国十月革命让处于迷茫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曙光：中国要想走向民族独立和富强，只有走俄国革命之路。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同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一大”通过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党的性质、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纪律；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此，开启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争的伟大征程，才有了1949年的毛周“赶考”对话。
（二）延安时期：赶考的萌芽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不但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而且对大顺政权重蹈“亡明覆辙”也进行了思考，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错误，通过一系列方式在全党进行警示教育。
一是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顺应历史潮流，代表当时劳苦大众利益，实行“均田免粮”“秋毫无犯”等政策，深受百姓拥戴。不幸的是进城后很快站到了劳苦大众的对立面，上演了一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它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个特例，但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300多年过去了，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文章认为，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城后因胜而骄、因骄而奢、因奢而腐，致使人心离散，最终失掉民心，兵败山海关，使得攻占北京城仅仅42天的大顺政权迅速土崩瓦解。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局部执政、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贪腐和懈怠现象之时。它好比及时雨，使毛泽东有了一种播开云雾见日月之感，因此他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并把其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下发全党。此后在多种场合，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要引以为戒，不要重犯李自成因腐而亡的错误。
二是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命题。1945年7月，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一行六人访问延安。通过在延安的所听、所闻、所言、所看，临行前在延安的土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促膝长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安窑洞对”，由此成就了一段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佳话。这次谈话，给毛泽东再次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解之题——能否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毛泽东的回答：出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高度自信。由此，毛泽东萌生了“赶考”的念头。
（三）西柏坡时期：赶考准备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逆潮流而动，公然挑起内战，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对爱国的民主人士实行残酷的迫害，加之物价飞涨、官员腐化致使民心急剧流失。国民党迅速败亡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迅速到来的胜利面前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执政后的考验到底是什么？这再次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深思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进京赶考”做好了充分准备。
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也才有了解放区的广大农民涌跃参军参战支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就没有《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也就没有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更不可能有“进京赶考”之说。毋庸置疑，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作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九月会议制定的三项制度，保证了三大战役的实施和胜利，为进京赶考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出台的“六条规定”以及进城之前颁布的“进城八条注意事项”，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大战役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拚搏精神；勤俭节约、官兵一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集体办公、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科学的民主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先后作出了四次重大学习部署。一是1948年4月，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二是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规定了党员必读的五本教材。三是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要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来制定。四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同时要求3万干部3年内通读12本书，并在1948年底创办了马列学院。上述种种，不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使全党逐渐树立起了赶考意识，同时也为“进京赶考”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通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组建各级院校、建设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成立迁移委员会、民主评议党员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离开西柏坡至建国前夕：赶考的初步实践阶段
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是中国共产党赶考正式提出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现。由此，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
从西柏坡到香山，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人民递交了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群众、怎样为官、严守纪律、解放全中国、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等答卷。这些答卷得到了人民的肯定与赞扬。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赶考精神形成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执政考场。几十年来，在执政这个大考场，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一份份答卷：1949年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卷；1956年至1978年，建立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卷；1978年至今，改革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落实“四个全面”的同时，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前所未有，大大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凝聚了党心民心，可谓成绩斐然。当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答考卷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赶考”远未结束。
二、赶考精神内涵
（一）赶考精神的精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中外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太平盛世，维系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忧患意识；一个执政党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因为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丧失警惕。一旦丧失了忧患意识，一味贪图享乐，置人民疾苦于不顾，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无论以往如何强大，最终结局只有一个——衰落直至灭亡。古罗马帝国如此，中国的历代王朝也是如此。所以，党的历代领导人均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思考并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进京前提出不做李自成、进城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源于这种忧虑；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必须解放思想、警惕精神懈怠也是源于这一忧虑；江泽民、胡锦涛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同样还是源于这一忧虑。党的十八大提出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然存在、习近平同志提出赶考仍在继续仍然源于这一忧虑。
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因为有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的忧患意识，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忧患意识。事实说明，只有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才能面对困难不畏惧，面对成绩不骄傲，做到忧党与强党、忧国与强国、忧民与富民三者的有机统一。
（二）赶考精神的核心：廉政勤政、永不懈怠
古语说得好：水不流则腐，官不廉则败。廉洁是为官之道。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之所以征战十几年四十多天就退出了北京城，一个致命原因就是腐化，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也是如此。可见，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把廉洁从政作为第一生命来维护，才不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才不会亡党亡国。因而，反腐倡廉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不贪是为官之本，勤政是为官之要。只廉不勤或只勤不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有害的。当然，廉政是勤政的前提。既廉且勤，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也是为官的必备条件。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勇于战胜困难，一刻也不懈怠，才能书写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因为精神状态对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就会错失发展机遇甚至前功尽弃。
（三）赶考精神的本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共产党人深信这一点，所以一直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第一追求，把为民谋福作为最大执政责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优化党的执政环境。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讲：“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理念的最高标准”，“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概而言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最高概括，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长期执政执好政的制胜法宝。
（四）赶考精神的灵魂：忠诚履职、勇于担当
忠诚履职、勇于敢于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能力。古人说得好：“不患无策，只怕无心。”恪尽职守，埋头苦干，忠诚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改革创新、整治庸懒散奢、严厉惩治腐败上，不回避、不躲闪、不推脱、不畏惧，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承担难事、棘手的事、得罪人的事，特别是遇到矛盾不回避、碰到困难不退缩、面对责任敢担当，体现的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共产党人应有的风范和品格。
课题负责人：贾丽云
课题组成员：李彦青 张振杰
责任编辑：王玮玮
[关键词]赶考；渊源；内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10-0022-03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进城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这里，是西柏坡精神的诞生地、两个务必的提出地，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赶考准备在此就绪，赶考从这里启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具有执政特色的赶考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追求。
一、“赶考”溯源
（一）建党初期：“赶考”的蕴育阶段
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民族的屈辱，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出路何在？正在中国人苦于找不到出路时，俄国十月革命让处于迷茫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曙光：中国要想走向民族独立和富强，只有走俄国革命之路。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同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一大”通过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党的性质、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纪律；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此，开启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争的伟大征程，才有了1949年的毛周“赶考”对话。
（二）延安时期：赶考的萌芽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不但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而且对大顺政权重蹈“亡明覆辙”也进行了思考，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错误，通过一系列方式在全党进行警示教育。
一是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顺应历史潮流，代表当时劳苦大众利益，实行“均田免粮”“秋毫无犯”等政策，深受百姓拥戴。不幸的是进城后很快站到了劳苦大众的对立面，上演了一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它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个特例，但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300多年过去了，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文章认为，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城后因胜而骄、因骄而奢、因奢而腐，致使人心离散，最终失掉民心，兵败山海关，使得攻占北京城仅仅42天的大顺政权迅速土崩瓦解。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局部执政、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贪腐和懈怠现象之时。它好比及时雨，使毛泽东有了一种播开云雾见日月之感，因此他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并把其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下发全党。此后在多种场合，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要引以为戒，不要重犯李自成因腐而亡的错误。
二是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命题。1945年7月，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一行六人访问延安。通过在延安的所听、所闻、所言、所看，临行前在延安的土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促膝长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安窑洞对”，由此成就了一段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佳话。这次谈话，给毛泽东再次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解之题——能否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毛泽东的回答：出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高度自信。由此，毛泽东萌生了“赶考”的念头。
（三）西柏坡时期：赶考准备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逆潮流而动，公然挑起内战，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对爱国的民主人士实行残酷的迫害，加之物价飞涨、官员腐化致使民心急剧流失。国民党迅速败亡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迅速到来的胜利面前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执政后的考验到底是什么？这再次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深思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进京赶考”做好了充分准备。
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也才有了解放区的广大农民涌跃参军参战支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就没有《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也就没有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更不可能有“进京赶考”之说。毋庸置疑，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作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九月会议制定的三项制度，保证了三大战役的实施和胜利，为进京赶考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出台的“六条规定”以及进城之前颁布的“进城八条注意事项”，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大战役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拚搏精神；勤俭节约、官兵一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集体办公、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科学的民主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先后作出了四次重大学习部署。一是1948年4月，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二是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规定了党员必读的五本教材。三是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要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来制定。四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同时要求3万干部3年内通读12本书，并在1948年底创办了马列学院。上述种种，不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使全党逐渐树立起了赶考意识，同时也为“进京赶考”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通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组建各级院校、建设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成立迁移委员会、民主评议党员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离开西柏坡至建国前夕：赶考的初步实践阶段
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是中国共产党赶考正式提出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现。由此，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
从西柏坡到香山，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人民递交了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群众、怎样为官、严守纪律、解放全中国、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等答卷。这些答卷得到了人民的肯定与赞扬。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赶考精神形成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执政考场。几十年来，在执政这个大考场，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一份份答卷：1949年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卷；1956年至1978年，建立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卷；1978年至今，改革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落实“四个全面”的同时，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前所未有，大大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凝聚了党心民心，可谓成绩斐然。当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答考卷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赶考”远未结束。
二、赶考精神内涵
（一）赶考精神的精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中外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太平盛世，维系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忧患意识；一个执政党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因为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丧失警惕。一旦丧失了忧患意识，一味贪图享乐，置人民疾苦于不顾，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无论以往如何强大，最终结局只有一个——衰落直至灭亡。古罗马帝国如此，中国的历代王朝也是如此。所以，党的历代领导人均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思考并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进京前提出不做李自成、进城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源于这种忧虑；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必须解放思想、警惕精神懈怠也是源于这一忧虑；江泽民、胡锦涛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同样还是源于这一忧虑。党的十八大提出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然存在、习近平同志提出赶考仍在继续仍然源于这一忧虑。
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因为有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的忧患意识，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忧患意识。事实说明，只有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才能面对困难不畏惧，面对成绩不骄傲，做到忧党与强党、忧国与强国、忧民与富民三者的有机统一。
（二）赶考精神的核心：廉政勤政、永不懈怠
古语说得好：水不流则腐，官不廉则败。廉洁是为官之道。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之所以征战十几年四十多天就退出了北京城，一个致命原因就是腐化，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也是如此。可见，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把廉洁从政作为第一生命来维护，才不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才不会亡党亡国。因而，反腐倡廉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不贪是为官之本，勤政是为官之要。只廉不勤或只勤不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有害的。当然，廉政是勤政的前提。既廉且勤，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也是为官的必备条件。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勇于战胜困难，一刻也不懈怠，才能书写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因为精神状态对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就会错失发展机遇甚至前功尽弃。
（三）赶考精神的本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共产党人深信这一点，所以一直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第一追求，把为民谋福作为最大执政责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优化党的执政环境。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讲：“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理念的最高标准”，“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概而言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最高概括，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长期执政执好政的制胜法宝。
（四）赶考精神的灵魂：忠诚履职、勇于担当
忠诚履职、勇于敢于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能力。古人说得好：“不患无策，只怕无心。”恪尽职守，埋头苦干，忠诚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改革创新、整治庸懒散奢、严厉惩治腐败上，不回避、不躲闪、不推脱、不畏惧，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承担难事、棘手的事、得罪人的事，特别是遇到矛盾不回避、碰到困难不退缩、面对责任敢担当，体现的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共产党人应有的风范和品格。
课题负责人：贾丽云
课题组成员：李彦青 张振杰
责任编辑：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