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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进历经了四个阶段和六次转变，昭示出固有的演进逻辑，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看出，于特定“问题处境”中产生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大致通过三种具体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和跃迁；其发展演进在外在形式上直接表现为“一元独尊”和“多元并存”的交替与转换；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扩大建构视野、不断完善自身内涵与形态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演变历程 历史反思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66－06
社会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由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道德准则、理想信念等一系列价值观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在外在形态上具体表现为某种获价值主体意识认同的理论学说或知识系统。其中，反映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基本价值准则、为制度所认定并有效地统摄社会各阶层的价值目标、规制社会心理和意识的理论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和社会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强力支撑和精神依托。
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并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演进。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进程相适应，自殷周以来，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六次转折。四大阶段是：以天命宗法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秦汉至明清)；中西交汇、新旧更替、众说纷纭的近代社会价值体系(1840－1949年)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1949－1978年)。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经历了天命礼制——百家争鸣——独尊儒术——儒道释“三教并存”——理学独尊——中西、古今交汇、诸说杂陈——毛泽东思想的六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六次历史性转折展示出一条既有内在关联性和继承性，又有阶段性差异和不同特点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演进轨迹。
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连绵不绝的发展进程中，存储着丰富的精神资源，闪耀着观照现在、预测未来的启示之光。今天，我们在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任务时，回望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发展变迁史，从既往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中充分挖掘仍具现实意义的可用性功能和传统资源，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寻求经验启示，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作为社会精神现象，特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伴随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而生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更新都会引起价值体系的进步和发展，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则最终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质变，即旧的价值体系瓦解和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古至今所历经的四个发展阶段、六次历史转折，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深层背景下展开的。
西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瓦解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周末年，铁制农具和牛耕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最终导致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和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破产，逐渐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更重要的是成为难以遏制的传统社会基础的解构力量。在私有化过程中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的士、卿大夫和地方诸侯，不断挑战周礼的权威及其确立与维系的社会秩序，致使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这促成了天命论这一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崩解，实现了价值体系由一元到多元的转换。
儒家学说在汉初由原来的一家之言跃升为主导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适应了时代要求，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经过春秋时期的新旧生产方式之间的较量，小农经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内在地形成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以及与之有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对男性家长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在小农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从根本上讲必然是也只能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伦理性的社会心理，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本质内涵。汉儒以“亲亲”为本，推及“尊尊”的伦理政治观，从本质上讲是宗法血缘社会生活方式的理论反映和提炼，与长期延续的宗法族制的社会秩序相匹配。这样，儒学作为对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解释系统也就很自然地被汉代统治者所选中，将其改造和扩展为经学体系，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理学取代经学同样与中唐直至宋代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虽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宋代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极为繁盛的商品经济却诱导宋代居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嬗变，追求实际，讲究功利，拜金主义和享乐风严重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快，富、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传统社会秩序出现混乱。
显然，核心价值体系在此时要履行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巩固秩序，收拾人心；对社会现实进行诊断、批判和给出有效的解释，牵引社会生活和规制社会成员。在核心价值体系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更能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对价值体系的决定作用。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中国是新旧价值体系的交替阶段。而这两个阶段也恰恰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阶段，前者是小农经济取代奴隶制经济，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在社会价值体系上的表现就是价值体系的大碰撞、大冲突、大融合。传统价值观念如周礼、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发生裂变，旧的价值体系的权威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或其权威尚未确立，价值体系呈多元存在格局，出现了百家争鸣、诸说蜂起的活跃局面。社会处于一种动荡、分裂、混乱和无序状态，随着先进生产方式在同落后生产方式的较量中最终获胜和新的社会形态的确立，反映进步生产方式的新价值体系最终取代旧价值体系，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性转变和质的飞跃。
纵览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不难发现，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建构、创新和转换都是社会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推动价值体系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二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在根本上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随着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而演进。同时，价值体系的历史演进又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运动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就其发展途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激荡、交汇和融合是价值体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价值体系多元并存的状态中，代表进步生产方式的价值体系通过与其他价值体系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渗透和诱变，通过对他元价值体系进步内涵的吸收和借鉴，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实现自身向更高级阶段的变革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在汉初被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学就是由儒生通过对秦代价值观念的批判扬弃、对先秦多元价值观的比较选择、对殷周天命神学的重新回归而铸造出来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价值体系在不断的激荡、交汇和融合中获得了充沛的动力和长足的发展，为统治者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对象和充分的选择余地。汉初，董仲舒等人首先唤醒了在秦代经“焚书坑儒”等极端行为被压抑和抹煞的关于原始儒学及诸子学说的历史记忆，以原始儒学为母本，在吸收融合法家、黄老、阴阳等诸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时代诠释和改造，将儒学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经学阶段，借助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运作，从众多的价值体系中一跃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汉初发展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长期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那么，中国中古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由经学阶段发展到理学阶段则是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的长期交汇和融合之后实现的。魏晋以至于宋明，面对佛教、道教盛行的现实，儒家由最初的简单排拒，逐渐转变为主动接纳和吸收，并且以儒学思想作为理解的资源和知识背景，对佛道进行了儒学化的转述、诠释和改造，通过儒佛融合实现儒学的复兴。韩愈为对抗佛教的“祖统”说，提出儒学“道统”说，将佛教的宗教修养的学说和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融合为一。宋代那些长期出入佛老的思想家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借鉴了佛学的思辨结构和佛性学说，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最终建立起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理学。正是沿着这种在儒学传统知识和思想中寻找资源并以此来理解、翻译和表述外来知识和思想的路径，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了经学向理学的转换。
作为价值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近代中国多元价值体系间的交流碰撞基础上形成的，它首先是中西、古今价值体系之间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相结合的产物。
纵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借鉴和吸收是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而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汇和碰撞往往构成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关节点或转折点。如春秋战国和中国近代都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
第二，价值体系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交汇也是价值体系发展的有效途径。
由于存在着价值主体对客观世界和自身认识上的差异性、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以及价值主体实践追求方式和内涵上的差异性，同一价值体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如先秦儒家学说在孔子之后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即所谓“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汉儒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魏晋时期儒学有南学和北学之分；宋明以来的理学又有程朱和陆王之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既一脉相承又自成体系的理论。
价值体系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交汇、冲突和诱变推动了价值体系的发展。隋代经学大师刘焯、刘炫等人就致力于南北经学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所著《五经述义》对南北经学作了初步的汇同，为唐代经学的发展作了材料和思想的准备。在此基础上，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在经义和版本上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巩固了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经学向理学的转型既是在与佛道等他元价值体系的交汇中实现的，也是在儒学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交汇中完成的。中唐以来，韩愈道统说、李翱复性论、张载气学、周邵象数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各种理论和观点之间相互借鉴、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儒学体系实现了由经学阶段向理学阶段的转型。
这种价值体系内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汇和碰撞，既有共时性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借鉴和学习，也有历时性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吸取和总结了党内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认识、不同观点之后形成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后一理论成果又无不是在继承前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价值体系内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激荡、碰撞、涵化和交汇，一般不会导致价值体系发生质变，只能推动价值体系在自身的框架内以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体系可以通过暴力乃至战争等途径实现变迁和演进。
前述两种都是价值体系的和平变革途径，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当和平途径无法实现价值体系的变革时，就只能求助于极端方式，如战争。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被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取代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在大多情况下是通过极端手段和暴力方式来实现的。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卿大夫的“弑君”行为，各诸侯国间的战争；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这种暴力方式实现了价值体系由多元到一元的转变，在短时间内迅速确立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并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三
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始终存在着一元到多元、多元到一元的分化和趋同的过程，“一元独尊”和“多元并存”交互出现、相互转换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外在形式。
夏商周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典型的一元状态，所谓一元就是通过法律等制度规范认可天命价值观的独尊地位，并保持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全社会的制约力量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到春秋时期，代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与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差异逐渐拉大以至于无法调合，新兴社会集团的思想代表建立起内容和形态各异的价值学说，以破坏性的异己状态向旧的价值观发出挑战，试图以此取代与落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天命神学理论。这时，价值体系挣脱了一元约束，进入百家争鸣的多元状态。
所谓多元就是指各种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存在的一种格局或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特征突出表现为：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的人们以及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多价值观念体系围绕着天人、群 己、义利、德力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优长的价值学说，为后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等人得以博采众长，将原始儒学推进到经学阶段，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也随之由多元状态复归一元。这意味着社会价值体系借助于多元实现了向更高级阶段的跨越，可见，多元昭示着社会价值体系处在剧烈的新陈代谢之中，是社会价值体系向更高阶段跃迁、复归一元的必经环节。
经学在权力的支持下获得独尊地位之后，意味着思想自由发挥时代的结束，之后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不能对思想本身的真理性提出质疑，“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这直接表现为两汉经学都沉溺于章句训诂，缺乏创造性。同时，在儒学一元独尊的格局下，他元价值体系失去了生存空间，经学失去了必要的交流对象，被自我封闭起来，导致僵化和教条。
经学的没落及其独尊地位的削弱，又恰恰为其他理论学说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空间，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重新回到了多元状态，这突出表现为佛道盛行。对此毛泽东曾评价道：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儒道释三种理论学说的较量及其在价值体系中的此消彼长，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价值体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相互吸收、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他元价值学说中的许多有益成分都被纳入到经学体系中，促进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发展进程中最有活力、最有成效的时期。
宋明理学是“三教混一”的最终结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再次由多元状态进入一元状态。但这次从多元到一元的转换不同于春秋到秦汉时期的那次转换，这次是在儒学价值体系基本框架内的量的变化，而第一次从多元到一元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近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重又回到多元状态，在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等各种思想的碰撞中，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生机再现，正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发展阶段孕育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一元与多元的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一元是特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状态；多元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向更高阶段发展和跃迁的必经环节。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实现了天命价值观向儒学价值观的发展；通过近代的多元并存完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儒学价值观的替代。
四
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途径和发展特征表明，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置于多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价值体系之间的碰撞和交汇才能有效地发展和完善自己。这就提示我们，建构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古今、中外的广阔时空场域中展开。必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多元视界下展开探索、进行思考，这是创新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条件。
董仲舒等汉初儒生改造原始儒学，最终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由多元到一元的转变，就是努力扩大视野、在多元视界下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首先，汉初儒生超越了文化的地域限制，立足于全国这一更广阔的时空场域来考虑价值重建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一是齐鲁文化区，崇尚儒学。通过对儒、墨、法、道四家的起源和传播区域的研究，萧公权认为，“儒家思想以鲁国之历史背景为依据”，“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孔子后学之知名可考者亦多生于鲁之邻国，其较远者则多不为纯儒”。二是秦文化区，崇尚法治。法家源于晋、卫、郑等地，就其传播区域看，“则秦为中心而韩赵次之”。三是楚文化区，崇尚道家。萧公权也认为楚宋为老庄思想之宗邦，耽于玄思，老庄屈原皆其代表。汉初儒生在对原始儒学进行改造时，吸取秦代崇尚法治，排斥齐鲁、楚文化的教训，着眼于儒、法、道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融会和贯通，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学新体系，而不再是只限于齐鲁的一隅之见。其次，汉初儒生超越了孔孟儒学一家之言，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既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批判、反省，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终建构出宏大的经学体系。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经学向理学的转型和发展同样是在扩大理论视阈的前提下实现的，是以儒学为本，兼取佛道的结果。中唐以来，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振兴儒学的重要举动就是援佛人儒、建立儒学心性学说以弥补经学的不足。而担任理学创建任务的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兄弟长期出入佛老，他们借鉴了佛学的思辨结构和佛性学说，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在理论形态上将儒学推到极致。
五
完善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增强其理论吸引力和逻辑魅力，同时还意味着思想理论在内容上的完善和成熟。所以，完善的体系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发展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就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借鉴和利用各种思想资源，在理论形态、逻辑体系上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经学就是在与他元价值体系的碰撞、交汇中不断完善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内容的。在与佛教的长期较量中，儒生渐渐意识到儒学自身在理论体系方面的不足，认为佛教久排不去的症结，在于它拥有颇为精致的形上学理论体系。而传统儒学自孔子后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平”之术，忽视了对心性、个体和人生的现实关怀，使儒学仅仅停留在“讲经论义，商略政事”的水平上。这一问题在魏晋以降儒学遭到佛教挑战后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佛教讲生、死、心、身，其理论体系无不是从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来论证自己学说的，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动静、有无，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迫使儒家学者作出回应。自中唐至宋明，儒生开始对最高存在的问题加以探讨，批判佛教的宇宙论，肯定宇宙的本原为实有，为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奠定本体论的基础。因为，肯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等于肯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秩序即仁义礼乐和名教规范的客观实在性及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再转向人的道德性命的修养即心性论上，重新确立儒学统摄人心的功能。赋予那些本属于日用伦常的“心”、“性”、“诚”等范畴以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立足“此岸”，以“超越”但不离世的方式，对涉及人生“终极关怀”的宗教和哲学问题，作出了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以类似“戒定”的“修养工夫”，营造一个可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人圣”境界，从而使儒学既面目一新，又保持了其“修己安人”的人世传统，既在理论结构上具有非宗教的特征，又在社会功能上类似于宗教。
这一体系的特征是将道德价值本体化，将宇 宙本体道德化。或者说，是以本体来提升价值，以价值来充实本体。从而纠正了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离开道德价值讲本体的空虚之病，也同时弥补了汉代儒学缺乏本体根据谈道德价值的粗糙之弊，进而使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儒学在理论形态上臻于完善。
六
“问题处境”是指问题以及围绕着问题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或理论体系的生成环境，它是任何一位思想者无法超越的思想场域，人只能在特定问题处境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处境决定着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着思想的路径、指向、特色和意义。思想的创立者只有对所处的问题环境进行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体察，才能发现并提出“真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创造出与问题处境高度契合的思想和理论。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特定问题处境中产生的，准确把握和认知问题处境是建构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
“礼崩乐坏”、社会失范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处境。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井田与税亩的变异、诸侯之间的争霸、贵族与地主的易权、生产方式变更、多元价值体系碰撞和交汇、社会秩序混乱、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崩塌……这一问题处境决定了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是所有思想家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任何偏离了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和思想都会遭到时代的冷遇和排斥。因此，我们看到，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把思考的问题指向了“秩序”，并以秩序重建为核心建立了种种价值学说。尤其是他们自身蕴藏着的“秩序”情结，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性状的遗传因子而保留至今。
相比较于春秋战国时期，董仲舒等汉儒所处的问题处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政治上大一统秩序的稳定，这就决定了时代的真问题是如何巩固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随着社会的稳定，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拓展功业的追求，黄老之学所关注的“无为”、“守雌贵柔”等问题显然与此时的问题处境错位，相应的价值学说已不再适应时代要求，于是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新的价值选择。而董仲舒等人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处境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中心问题的转换，参证天人，熔冶儒法，精心建构了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念体系。强调积极有为，主张全面“更化”，强调思想统一，重建天上神权，从而对问题处境中的真问题作出了圆满的解答，适应了时代要求，也理所当然地被统治者所青睐，定位于一尊，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明时代，思想家所在的问题处境又不同于两汉。这除了表现为生产力的更大进步和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变迁外，还突出表现为外来价值学说佛教和本土他元价值学说道教与儒家形成鼎足之势。因此，如何收拾人心。恢复、保持和巩固儒家价值学说的一元统摄地位，是此时的首要问题。任何无视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都不会被时代所接纳。所以，我们看到，此时的众多儒士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融合佛道、摄其精华，从理论内容、外在形态等方面来建构和完善儒学上面。这无疑是在准确认知和把握了问题处境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实践证明，“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逻辑和理路，都可以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史中找到端倪和依据。历史之于现实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诚如林贤治所言，“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坐标，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现实社会的道德失范……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初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转折和重建，具有现代性和全球性特征、人文内涵、中国特色和普遍认同的崭新的现代价值体系将会逐渐显现，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中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将是建构这一现代价值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演变历程 历史反思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66－06
社会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由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道德准则、理想信念等一系列价值观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在外在形态上具体表现为某种获价值主体意识认同的理论学说或知识系统。其中，反映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基本价值准则、为制度所认定并有效地统摄社会各阶层的价值目标、规制社会心理和意识的理论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和社会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强力支撑和精神依托。
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并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演进。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进程相适应，自殷周以来，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六次转折。四大阶段是：以天命宗法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秦汉至明清)；中西交汇、新旧更替、众说纷纭的近代社会价值体系(1840－1949年)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1949－1978年)。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经历了天命礼制——百家争鸣——独尊儒术——儒道释“三教并存”——理学独尊——中西、古今交汇、诸说杂陈——毛泽东思想的六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六次历史性转折展示出一条既有内在关联性和继承性，又有阶段性差异和不同特点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演进轨迹。
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连绵不绝的发展进程中，存储着丰富的精神资源，闪耀着观照现在、预测未来的启示之光。今天，我们在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任务时，回望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发展变迁史，从既往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中充分挖掘仍具现实意义的可用性功能和传统资源，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寻求经验启示，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作为社会精神现象，特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伴随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而生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更新都会引起价值体系的进步和发展，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则最终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质变，即旧的价值体系瓦解和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古至今所历经的四个发展阶段、六次历史转折，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深层背景下展开的。
西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瓦解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周末年，铁制农具和牛耕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最终导致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和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破产，逐渐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更重要的是成为难以遏制的传统社会基础的解构力量。在私有化过程中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的士、卿大夫和地方诸侯，不断挑战周礼的权威及其确立与维系的社会秩序，致使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这促成了天命论这一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崩解，实现了价值体系由一元到多元的转换。
儒家学说在汉初由原来的一家之言跃升为主导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适应了时代要求，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经过春秋时期的新旧生产方式之间的较量，小农经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内在地形成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以及与之有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对男性家长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在小农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从根本上讲必然是也只能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伦理性的社会心理，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本质内涵。汉儒以“亲亲”为本，推及“尊尊”的伦理政治观，从本质上讲是宗法血缘社会生活方式的理论反映和提炼，与长期延续的宗法族制的社会秩序相匹配。这样，儒学作为对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解释系统也就很自然地被汉代统治者所选中，将其改造和扩展为经学体系，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理学取代经学同样与中唐直至宋代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虽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宋代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极为繁盛的商品经济却诱导宋代居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嬗变，追求实际，讲究功利，拜金主义和享乐风严重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快，富、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传统社会秩序出现混乱。
显然，核心价值体系在此时要履行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巩固秩序，收拾人心；对社会现实进行诊断、批判和给出有效的解释，牵引社会生活和规制社会成员。在核心价值体系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更能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对价值体系的决定作用。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中国是新旧价值体系的交替阶段。而这两个阶段也恰恰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阶段，前者是小农经济取代奴隶制经济，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在社会价值体系上的表现就是价值体系的大碰撞、大冲突、大融合。传统价值观念如周礼、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发生裂变，旧的价值体系的权威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或其权威尚未确立，价值体系呈多元存在格局，出现了百家争鸣、诸说蜂起的活跃局面。社会处于一种动荡、分裂、混乱和无序状态，随着先进生产方式在同落后生产方式的较量中最终获胜和新的社会形态的确立，反映进步生产方式的新价值体系最终取代旧价值体系，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性转变和质的飞跃。
纵览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不难发现，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建构、创新和转换都是社会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推动价值体系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二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在根本上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随着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而演进。同时，价值体系的历史演进又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运动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就其发展途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激荡、交汇和融合是价值体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价值体系多元并存的状态中，代表进步生产方式的价值体系通过与其他价值体系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渗透和诱变，通过对他元价值体系进步内涵的吸收和借鉴，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实现自身向更高级阶段的变革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在汉初被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学就是由儒生通过对秦代价值观念的批判扬弃、对先秦多元价值观的比较选择、对殷周天命神学的重新回归而铸造出来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价值体系在不断的激荡、交汇和融合中获得了充沛的动力和长足的发展，为统治者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对象和充分的选择余地。汉初，董仲舒等人首先唤醒了在秦代经“焚书坑儒”等极端行为被压抑和抹煞的关于原始儒学及诸子学说的历史记忆，以原始儒学为母本，在吸收融合法家、黄老、阴阳等诸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时代诠释和改造，将儒学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经学阶段，借助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运作，从众多的价值体系中一跃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汉初发展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长期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那么，中国中古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由经学阶段发展到理学阶段则是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的长期交汇和融合之后实现的。魏晋以至于宋明，面对佛教、道教盛行的现实，儒家由最初的简单排拒，逐渐转变为主动接纳和吸收，并且以儒学思想作为理解的资源和知识背景，对佛道进行了儒学化的转述、诠释和改造，通过儒佛融合实现儒学的复兴。韩愈为对抗佛教的“祖统”说，提出儒学“道统”说，将佛教的宗教修养的学说和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融合为一。宋代那些长期出入佛老的思想家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借鉴了佛学的思辨结构和佛性学说，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最终建立起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理学。正是沿着这种在儒学传统知识和思想中寻找资源并以此来理解、翻译和表述外来知识和思想的路径，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了经学向理学的转换。
作为价值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近代中国多元价值体系间的交流碰撞基础上形成的，它首先是中西、古今价值体系之间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相结合的产物。
纵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借鉴和吸收是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而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汇和碰撞往往构成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关节点或转折点。如春秋战国和中国近代都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
第二，价值体系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交汇也是价值体系发展的有效途径。
由于存在着价值主体对客观世界和自身认识上的差异性、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以及价值主体实践追求方式和内涵上的差异性，同一价值体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如先秦儒家学说在孔子之后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即所谓“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汉儒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魏晋时期儒学有南学和北学之分；宋明以来的理学又有程朱和陆王之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既一脉相承又自成体系的理论。
价值体系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交汇、冲突和诱变推动了价值体系的发展。隋代经学大师刘焯、刘炫等人就致力于南北经学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所著《五经述义》对南北经学作了初步的汇同，为唐代经学的发展作了材料和思想的准备。在此基础上，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在经义和版本上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巩固了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经学向理学的转型既是在与佛道等他元价值体系的交汇中实现的，也是在儒学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交汇中完成的。中唐以来，韩愈道统说、李翱复性论、张载气学、周邵象数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各种理论和观点之间相互借鉴、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儒学体系实现了由经学阶段向理学阶段的转型。
这种价值体系内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汇和碰撞，既有共时性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借鉴和学习，也有历时性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吸取和总结了党内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认识、不同观点之后形成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后一理论成果又无不是在继承前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价值体系内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激荡、碰撞、涵化和交汇，一般不会导致价值体系发生质变，只能推动价值体系在自身的框架内以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体系可以通过暴力乃至战争等途径实现变迁和演进。
前述两种都是价值体系的和平变革途径，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当和平途径无法实现价值体系的变革时，就只能求助于极端方式，如战争。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被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取代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在大多情况下是通过极端手段和暴力方式来实现的。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卿大夫的“弑君”行为，各诸侯国间的战争；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这种暴力方式实现了价值体系由多元到一元的转变，在短时间内迅速确立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并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三
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始终存在着一元到多元、多元到一元的分化和趋同的过程，“一元独尊”和“多元并存”交互出现、相互转换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外在形式。
夏商周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典型的一元状态，所谓一元就是通过法律等制度规范认可天命价值观的独尊地位，并保持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全社会的制约力量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到春秋时期，代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与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差异逐渐拉大以至于无法调合，新兴社会集团的思想代表建立起内容和形态各异的价值学说，以破坏性的异己状态向旧的价值观发出挑战，试图以此取代与落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天命神学理论。这时，价值体系挣脱了一元约束，进入百家争鸣的多元状态。
所谓多元就是指各种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存在的一种格局或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特征突出表现为：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的人们以及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多价值观念体系围绕着天人、群 己、义利、德力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优长的价值学说，为后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等人得以博采众长，将原始儒学推进到经学阶段，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也随之由多元状态复归一元。这意味着社会价值体系借助于多元实现了向更高级阶段的跨越，可见，多元昭示着社会价值体系处在剧烈的新陈代谢之中，是社会价值体系向更高阶段跃迁、复归一元的必经环节。
经学在权力的支持下获得独尊地位之后，意味着思想自由发挥时代的结束，之后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不能对思想本身的真理性提出质疑，“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这直接表现为两汉经学都沉溺于章句训诂，缺乏创造性。同时，在儒学一元独尊的格局下，他元价值体系失去了生存空间，经学失去了必要的交流对象，被自我封闭起来，导致僵化和教条。
经学的没落及其独尊地位的削弱，又恰恰为其他理论学说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空间，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重新回到了多元状态，这突出表现为佛道盛行。对此毛泽东曾评价道：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儒道释三种理论学说的较量及其在价值体系中的此消彼长，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价值体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相互吸收、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他元价值学说中的许多有益成分都被纳入到经学体系中，促进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发展进程中最有活力、最有成效的时期。
宋明理学是“三教混一”的最终结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再次由多元状态进入一元状态。但这次从多元到一元的转换不同于春秋到秦汉时期的那次转换，这次是在儒学价值体系基本框架内的量的变化，而第一次从多元到一元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近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重又回到多元状态，在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等各种思想的碰撞中，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生机再现，正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发展阶段孕育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一元与多元的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一元是特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状态；多元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向更高阶段发展和跃迁的必经环节。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实现了天命价值观向儒学价值观的发展；通过近代的多元并存完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儒学价值观的替代。
四
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途径和发展特征表明，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置于多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价值体系之间的碰撞和交汇才能有效地发展和完善自己。这就提示我们，建构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古今、中外的广阔时空场域中展开。必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多元视界下展开探索、进行思考，这是创新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条件。
董仲舒等汉初儒生改造原始儒学，最终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由多元到一元的转变，就是努力扩大视野、在多元视界下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首先，汉初儒生超越了文化的地域限制，立足于全国这一更广阔的时空场域来考虑价值重建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一是齐鲁文化区，崇尚儒学。通过对儒、墨、法、道四家的起源和传播区域的研究，萧公权认为，“儒家思想以鲁国之历史背景为依据”，“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孔子后学之知名可考者亦多生于鲁之邻国，其较远者则多不为纯儒”。二是秦文化区，崇尚法治。法家源于晋、卫、郑等地，就其传播区域看，“则秦为中心而韩赵次之”。三是楚文化区，崇尚道家。萧公权也认为楚宋为老庄思想之宗邦，耽于玄思，老庄屈原皆其代表。汉初儒生在对原始儒学进行改造时，吸取秦代崇尚法治，排斥齐鲁、楚文化的教训，着眼于儒、法、道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融会和贯通，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学新体系，而不再是只限于齐鲁的一隅之见。其次，汉初儒生超越了孔孟儒学一家之言，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既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批判、反省，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终建构出宏大的经学体系。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经学向理学的转型和发展同样是在扩大理论视阈的前提下实现的，是以儒学为本，兼取佛道的结果。中唐以来，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振兴儒学的重要举动就是援佛人儒、建立儒学心性学说以弥补经学的不足。而担任理学创建任务的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兄弟长期出入佛老，他们借鉴了佛学的思辨结构和佛性学说，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在理论形态上将儒学推到极致。
五
完善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增强其理论吸引力和逻辑魅力，同时还意味着思想理论在内容上的完善和成熟。所以，完善的体系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发展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就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借鉴和利用各种思想资源，在理论形态、逻辑体系上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经学就是在与他元价值体系的碰撞、交汇中不断完善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内容的。在与佛教的长期较量中，儒生渐渐意识到儒学自身在理论体系方面的不足，认为佛教久排不去的症结，在于它拥有颇为精致的形上学理论体系。而传统儒学自孔子后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平”之术，忽视了对心性、个体和人生的现实关怀，使儒学仅仅停留在“讲经论义，商略政事”的水平上。这一问题在魏晋以降儒学遭到佛教挑战后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佛教讲生、死、心、身，其理论体系无不是从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来论证自己学说的，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动静、有无，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迫使儒家学者作出回应。自中唐至宋明，儒生开始对最高存在的问题加以探讨，批判佛教的宇宙论，肯定宇宙的本原为实有，为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奠定本体论的基础。因为，肯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等于肯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秩序即仁义礼乐和名教规范的客观实在性及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再转向人的道德性命的修养即心性论上，重新确立儒学统摄人心的功能。赋予那些本属于日用伦常的“心”、“性”、“诚”等范畴以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立足“此岸”，以“超越”但不离世的方式，对涉及人生“终极关怀”的宗教和哲学问题，作出了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以类似“戒定”的“修养工夫”，营造一个可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人圣”境界，从而使儒学既面目一新，又保持了其“修己安人”的人世传统，既在理论结构上具有非宗教的特征，又在社会功能上类似于宗教。
这一体系的特征是将道德价值本体化，将宇 宙本体道德化。或者说，是以本体来提升价值，以价值来充实本体。从而纠正了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离开道德价值讲本体的空虚之病，也同时弥补了汉代儒学缺乏本体根据谈道德价值的粗糙之弊，进而使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儒学在理论形态上臻于完善。
六
“问题处境”是指问题以及围绕着问题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或理论体系的生成环境，它是任何一位思想者无法超越的思想场域，人只能在特定问题处境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处境决定着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着思想的路径、指向、特色和意义。思想的创立者只有对所处的问题环境进行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体察，才能发现并提出“真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创造出与问题处境高度契合的思想和理论。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特定问题处境中产生的，准确把握和认知问题处境是建构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
“礼崩乐坏”、社会失范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处境。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井田与税亩的变异、诸侯之间的争霸、贵族与地主的易权、生产方式变更、多元价值体系碰撞和交汇、社会秩序混乱、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崩塌……这一问题处境决定了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是所有思想家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任何偏离了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和思想都会遭到时代的冷遇和排斥。因此，我们看到，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把思考的问题指向了“秩序”，并以秩序重建为核心建立了种种价值学说。尤其是他们自身蕴藏着的“秩序”情结，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性状的遗传因子而保留至今。
相比较于春秋战国时期，董仲舒等汉儒所处的问题处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政治上大一统秩序的稳定，这就决定了时代的真问题是如何巩固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随着社会的稳定，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拓展功业的追求，黄老之学所关注的“无为”、“守雌贵柔”等问题显然与此时的问题处境错位，相应的价值学说已不再适应时代要求，于是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新的价值选择。而董仲舒等人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处境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中心问题的转换，参证天人，熔冶儒法，精心建构了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念体系。强调积极有为，主张全面“更化”，强调思想统一，重建天上神权，从而对问题处境中的真问题作出了圆满的解答，适应了时代要求，也理所当然地被统治者所青睐，定位于一尊，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明时代，思想家所在的问题处境又不同于两汉。这除了表现为生产力的更大进步和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变迁外，还突出表现为外来价值学说佛教和本土他元价值学说道教与儒家形成鼎足之势。因此，如何收拾人心。恢复、保持和巩固儒家价值学说的一元统摄地位，是此时的首要问题。任何无视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都不会被时代所接纳。所以，我们看到，此时的众多儒士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融合佛道、摄其精华，从理论内容、外在形态等方面来建构和完善儒学上面。这无疑是在准确认知和把握了问题处境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实践证明，“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逻辑和理路，都可以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史中找到端倪和依据。历史之于现实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诚如林贤治所言，“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坐标，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现实社会的道德失范……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初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转折和重建，具有现代性和全球性特征、人文内涵、中国特色和普遍认同的崭新的现代价值体系将会逐渐显现，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中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将是建构这一现代价值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责任编辑：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