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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把画家在绘画过程中经常用到的观察、表现对象以及创作的方法(整体——局部——整体),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这种“画家的方法论”不是凭空杜撰的,是从实践中来并能回到实践中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整合了中西方思维优势(西方偏重分析,中国古代偏重综合)、符合当代系统科学、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
关键词:整体 综合 局部 分析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方法论涉及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即用什么方法认识世界。哲学家们通常都会提出与其哲学相应的方法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法、培根的归纳法、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法等等。笔者认为,好的方法论不是凭空杜撰的,它应当从实践中来并能回到实践中去;好的方法论也应该与时代的需要相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这里所介绍的“画家的方法论”正是这样一种好的方法论。它就是画家们在绘画过程中,经常用到的观察、表现对象以及创作的方法:
整体——局部——整体
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更具有科学和哲学的意味)为:
综合——分析——综合
从总体上看,在量子论和系统论产生之前,西方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细节入手,最终还原一个整体,每深入一层都要对整体来一个调整。这是一种偏重分析的方法,“原子论”是其最突出的表现。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缺乏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识,没有看到整体绝非部分的叠加。
对此,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有过论述:“过去科学的唯一目标似乎是进行分析,把实际存在的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尽量小的单元和孤立的单个因果链。因此物理实体被分割成大量的质点或原子,生命有机体被分割成细胞,行为被分割成反射,知觉被分割成点状的感觉,如此等等。”
与西方的思维方法相比,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偏重于综合。从整体入手,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其特点。最典型的表现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一方法的明显不足,是缺乏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迈因策尔(Klaus Mainzer)在《复杂性中的思维》中说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然哲学中没有原子微粒概念,因而没有发展出西方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数理力学。相反,其核心是自然界和谐的模型,其中节律波和场使得所有的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
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最根本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显然,这两种以对方的缺失为自己优长,而又不存在互补关系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能够取长补短,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方法论,其意义非同小可。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里戈金(Prigogine)在《从混沌都有序》中也有过这种想法:“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有趣的是,这一方法早已被画家们创造出来(具体发明人不详),并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整体——局部——整体”是画家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一方法所面对的是视觉形象,从来没有人用它来解决抽象、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之所以把它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除了它成功的实效性外,还有其科学性或理论依据。
首先,它所强调的整体性与格式塔心理学相符。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知觉不是各种感觉要素的复合,即知觉并不是先感知到个别成分而注意到整体,而是相反,先感知到整体的现象,而后才注意到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的引言中也着力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或统一结构,就永远也不能创造和欣赏艺术品。”
其次,这一方法与当代系统科学所追求的整体性目标相符。系统论一开始就试图把整体论,作为哲学原则加以科学的实施,其目标是要建立“整体论”的科学。系统科学(包括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60年代以后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等自组织理论,以及80年代的混沌学等)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整体高于部分,部分受整体的支配、服从整体的目标,整体不简单是部分的线性相加。
“整体(综合)——局部(分析)——整体(综合)”这一方法强调的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识;局部(分析)不是目的,它是为整体(综合)这个目的服务的过程和手段。根据目的(需要),前一个整体(综合)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后一个整体(综合)具有调整完善的性质。现象界本来就是一个无限的相互关联的大系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发现、整合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目的)的相互关联的有限的小系统。当然,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用包括分析、归纳、演绎、类比在内的任何手段。但是,对于复杂的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方法论。
画家们应当为创造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方法而骄傲。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对我们完成作品提供有效帮助的优良传统,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符合系统思维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方法论。面对复杂问题的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能从“画家的方法论”中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难题的有效途径和突破口。
参考文献:
[1]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2]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4]《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9月。
[5]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作者简介:丁长河,男,1962—,湖北房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研究,工作单位:襄樊学院美术学院。
关键词:整体 综合 局部 分析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方法论涉及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即用什么方法认识世界。哲学家们通常都会提出与其哲学相应的方法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法、培根的归纳法、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法等等。笔者认为,好的方法论不是凭空杜撰的,它应当从实践中来并能回到实践中去;好的方法论也应该与时代的需要相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这里所介绍的“画家的方法论”正是这样一种好的方法论。它就是画家们在绘画过程中,经常用到的观察、表现对象以及创作的方法:
整体——局部——整体
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更具有科学和哲学的意味)为:
综合——分析——综合
从总体上看,在量子论和系统论产生之前,西方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细节入手,最终还原一个整体,每深入一层都要对整体来一个调整。这是一种偏重分析的方法,“原子论”是其最突出的表现。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缺乏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识,没有看到整体绝非部分的叠加。
对此,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有过论述:“过去科学的唯一目标似乎是进行分析,把实际存在的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尽量小的单元和孤立的单个因果链。因此物理实体被分割成大量的质点或原子,生命有机体被分割成细胞,行为被分割成反射,知觉被分割成点状的感觉,如此等等。”
与西方的思维方法相比,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偏重于综合。从整体入手,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其特点。最典型的表现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一方法的明显不足,是缺乏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迈因策尔(Klaus Mainzer)在《复杂性中的思维》中说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然哲学中没有原子微粒概念,因而没有发展出西方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数理力学。相反,其核心是自然界和谐的模型,其中节律波和场使得所有的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
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最根本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显然,这两种以对方的缺失为自己优长,而又不存在互补关系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能够取长补短,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方法论,其意义非同小可。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里戈金(Prigogine)在《从混沌都有序》中也有过这种想法:“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有趣的是,这一方法早已被画家们创造出来(具体发明人不详),并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整体——局部——整体”是画家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一方法所面对的是视觉形象,从来没有人用它来解决抽象、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之所以把它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除了它成功的实效性外,还有其科学性或理论依据。
首先,它所强调的整体性与格式塔心理学相符。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知觉不是各种感觉要素的复合,即知觉并不是先感知到个别成分而注意到整体,而是相反,先感知到整体的现象,而后才注意到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的引言中也着力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或统一结构,就永远也不能创造和欣赏艺术品。”
其次,这一方法与当代系统科学所追求的整体性目标相符。系统论一开始就试图把整体论,作为哲学原则加以科学的实施,其目标是要建立“整体论”的科学。系统科学(包括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60年代以后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等自组织理论,以及80年代的混沌学等)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整体高于部分,部分受整体的支配、服从整体的目标,整体不简单是部分的线性相加。
“整体(综合)——局部(分析)——整体(综合)”这一方法强调的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识;局部(分析)不是目的,它是为整体(综合)这个目的服务的过程和手段。根据目的(需要),前一个整体(综合)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后一个整体(综合)具有调整完善的性质。现象界本来就是一个无限的相互关联的大系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发现、整合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目的)的相互关联的有限的小系统。当然,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用包括分析、归纳、演绎、类比在内的任何手段。但是,对于复杂的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方法论。
画家们应当为创造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方法而骄傲。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对我们完成作品提供有效帮助的优良传统,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符合系统思维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方法论。面对复杂问题的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能从“画家的方法论”中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难题的有效途径和突破口。
参考文献:
[1]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2]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4]《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9月。
[5]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作者简介:丁长河,男,1962—,湖北房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研究,工作单位:襄樊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