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心囚》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迁为背景，对人性的特点和发展轨迹进行展示与批判，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遭际，都是在人性发展特定阶段的大环境下形成的。特定的环境给予人物个性展示以特有的契机和舞台，而每一个性发展的特殊方向和形态，又赋予人类共有的人性丰富多彩的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就是一部人类史。作者选择作为叙事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人性深刻飞跃的时期，这种飞跃几乎彰显了整个人性发展的全过程：从个性的迷失，到个性的觉醒、个性的张扬，乃至个性的超越。
　　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想的钳制下，中国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极端强调社会的共性，人们绝无个性可言。个性的丧失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的扼杀，包括强权政治、传统道德、习惯势力等；一是自我束缚，表现在每个人头脑中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势。而自我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共秩序的束缚，因此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一直为作家们所关注。小说中白文瀚之死一方面缘于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其性格的原因。在噩运面前他选择了死，是因为他骨子里是骄傲的，不羁的，接受不了扭曲和屈辱。他的生命中存在着火一般的光、热和美丽。敢于死亡，是他生命力的最后勃发和显现。然而在这一阶段的大多数人身上，人性处于蛰伏、懵懂和压抑状态。文瀚之死是暗夜中的一道闪电，昭示着人类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有了个性的概念。个性的觉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意识的确立，包括独立性和创造力；二是冲破因袭的束缚，包括观念的转变及行动上的触禁。这些在小说第二卷的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能得到印证。例如白素心对性的觉悟和自我价值的追求，陈永健兄妹的奋起创业，贺建国父子人生的再定位等。作者对小说中的几乎每个人物都充满了同情与爱怜，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代表着强权政治、传统道德、习惯势力的社会公共秩序的极大厌恶。在作者心目中，人类本无善恶之分，人性恶的表现往往有其社会的原因。白素心与贺建国的婚姻破裂固然不是任何一方的错，郑明、亚芬的堕落更有其值得同情的理由，即使是老奸巨滑的性变态者大田，也曾经是一个苦孩子。惟其如此，更显深意。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在《心囚》的第四卷中，不由自主地描述起实际上已超越现实的情景来。她让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在经历过重大挫折和磨难之后，殊途同归地各自走上理想的归途。在作者看来，这才是人性发展的必然前景，具有理想的现实品性。她认为人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个性的超越，即人类将个体生命融入自然宇宙生命，而非世俗社会之中，使以爱为标志的人性魅力大放光彩。并非每一个人都达得到超越自我的真爱境界，但这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真谛，是人人都能向往并努力达到的。这样的情节设置的背后，是作者向着爱与善的皈依。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暗示了一种她所认为的理想的爱情境界，即爱是生命本身的需要，与婚姻并不矛盾。于是林逸夫可以在维持婚姻的基础上保持与白素心的爱情。作者的爱情观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因为她孜孜不倦地探寻着爱情的实质，也事实上接近了爱的本质。因为爱情，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是一种理想。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品性高雅的小说，它没有舍弃情节，但作者的着眼点始终跟随着人性发展的步伐，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命运的安排较多关注的是其心灵层面的内容，而对世俗生活的描述则往往较为简略和概括。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宽恕与平和之气，在怨仄之气充斥的当今文坛上是不多见的。
　　《心囚》 陶若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5 定价：2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