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提升投资效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当今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故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是释放消费潜能。2001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滑坡、投资加速和经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至2008年出现拐点。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前者为49.3%（2008年为50%），后者为47%。至2019年底，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投资率下降到43%，储蓄率下降到44.6%。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特点。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都超过了50%。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40%（1986年），印度38%（2008年），日本34%（1991年）。
　　目前，亚洲主要经济体储蓄率的峰值均已出现，并已确定进入或经历过了下降区间。值得强调的是，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经验来看，储蓄率的下降并不是无止境的。中国台湾在2001年触底（27%），下降区间持续15年;韩国的底部为2002年（32%），时隔14年;日本为2011年（23%），时隔20年。截至2019年底，中国和印度都还处在下降区间，中国已经持续9年，印度11年。
　　内循环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从投资驱动的角度看，消费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储蓄也带有很强的强制性色彩。内循环的结构和分配特征是：收入从非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社会总产出大大高于国内消费，剪刀差对应的就是高储蓄率，这对高投资增速提供了支撑。金融抑制政策降低了资本成本，连同高储蓄率形成了投资为主的内需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劳动补贴资本和内需补贴外需的结构，这直接压抑了内需。
　　2008年之后出现的一些转变，使得旧的双循环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就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资本压抑劳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素数量投入（资本深化和人均劳动时间的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
　　就需求侧而言，消费潜力的释放仍取决于制度性壁垒能否消除，以及政策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当净出口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趋势性下行出现时，结构优化是避免其拖累GDP增长和集聚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提升消费则是顺势而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
　　能否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能否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取决于能否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取决于能否纠正1.0格局中對压抑劳动和强制储蓄的制度障碍。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否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和公平、有序、正义的市场秩序，这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