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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1936年9月，三支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环境刚刚好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就致电前方的彭德怀、刘晓和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 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据莫文骅回忆，他1936年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天林彪回来说，毛泽东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大家都应该读一读。莫文骅随即到毛泽东住处借阅《大众哲学》，一看上面有许多圈画，毛泽东一再叮嘱早些送还。他立即找人刻腊板，因为缺纸，就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油印了该书，每个学习组发了一本。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委托从天津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工作的王林，通过在北平的关系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著作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毛泽东和中央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愤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1937年9月，艾思奇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和他见面，就说，“你的《大众哲学》我读了好几遍了。”随后，他又写信给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从批注看，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用功最深，在前一本书上写的批注约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约2600多字。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比较集中读哲学，确实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不够了解，即使知道些，也不深透。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1937年5月至8月他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的经验或者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到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准备写《矛盾论》时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的人。对这个阅读初衷，他从不隐晦。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1937年8月同他谈读书之事，还讲过这样的话：“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毛泽东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他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作联络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回来的书不合用，他在给叶剑英和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对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这段往事，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回忆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他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坦陈：“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初到陕北，如此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还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动因。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红军当时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研究战略问题。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名著。
读军事书籍，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同读哲学书籍，写《矛盾论》《实践论》一样，和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讥刺有关，和下决心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有关。对这两个缘由，他后来曾明确表达过。
针对教条主义说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的指责，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又说：教条主义的这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关于总结经验的问题，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讲，“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引注），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根本上说，都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及其影响。
“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为总结经验阅读和写作，是一回事，能不能在阅读中总结出正确和有用的经验教训，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在阅读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可举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的两段批语为例。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这个批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点了李立三的名，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则用“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指称，原因是中央对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还没有明确定性。二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战略上，这大概与他当时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到资本主义体系和苏维埃体系之间的矛盾，影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总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规律曲折反映出来的。读至此，毛泽东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注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
这段批语所针对的，是遵义会议期间，李德、博古等人为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时，总是强调敌人强大这一客观原因，而不注意从自身的战略失误和内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明显找到了反驳的哲学理由，即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毛泽东1937年7、8月间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批语中表达的认识，有的直接写进了这两本小册子。对此，可再分别举一个例子。
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有这样一句批语：“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有这样一句批语：“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通过阅读收获的这些理论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醒世之言。联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经历来理解，更显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题注中明白表示，写这两本哲学小册子，是为批驳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分析工具的重要。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土地革命时期屡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到陕北后，即使已经在实践中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了，但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列词句，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依然缺乏认识。
这个背景，使毛泽东当时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着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必须解决思想方法这一重大课题。
1937年11月，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提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并建议陈云要多读哲学。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毛泽东找到的“穴位”和牵出的“牛鼻子”。
稍后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小册子，毛泽东在批语中，把他的这个认识成果概括为一句话：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1936年9月，三支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环境刚刚好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就致电前方的彭德怀、刘晓和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 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据莫文骅回忆，他1936年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天林彪回来说，毛泽东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大家都应该读一读。莫文骅随即到毛泽东住处借阅《大众哲学》，一看上面有许多圈画，毛泽东一再叮嘱早些送还。他立即找人刻腊板，因为缺纸，就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油印了该书，每个学习组发了一本。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委托从天津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工作的王林，通过在北平的关系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著作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毛泽东和中央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愤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1937年9月，艾思奇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和他见面，就说，“你的《大众哲学》我读了好几遍了。”随后，他又写信给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从批注看，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用功最深，在前一本书上写的批注约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约2600多字。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比较集中读哲学，确实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不够了解，即使知道些，也不深透。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1937年5月至8月他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的经验或者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到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准备写《矛盾论》时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的人。对这个阅读初衷，他从不隐晦。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1937年8月同他谈读书之事，还讲过这样的话：“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毛泽东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他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作联络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回来的书不合用，他在给叶剑英和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对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这段往事，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回忆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他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坦陈：“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初到陕北，如此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还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动因。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红军当时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研究战略问题。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名著。
读军事书籍，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同读哲学书籍，写《矛盾论》《实践论》一样，和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讥刺有关，和下决心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有关。对这两个缘由，他后来曾明确表达过。
针对教条主义说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的指责，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又说：教条主义的这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关于总结经验的问题，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讲，“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引注），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根本上说，都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及其影响。
“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为总结经验阅读和写作，是一回事，能不能在阅读中总结出正确和有用的经验教训，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在阅读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可举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的两段批语为例。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这个批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点了李立三的名，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则用“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指称，原因是中央对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还没有明确定性。二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战略上，这大概与他当时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到资本主义体系和苏维埃体系之间的矛盾，影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总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规律曲折反映出来的。读至此，毛泽东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注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
这段批语所针对的，是遵义会议期间，李德、博古等人为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时，总是强调敌人强大这一客观原因，而不注意从自身的战略失误和内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明显找到了反驳的哲学理由，即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毛泽东1937年7、8月间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批语中表达的认识，有的直接写进了这两本小册子。对此，可再分别举一个例子。
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有这样一句批语：“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有这样一句批语：“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通过阅读收获的这些理论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醒世之言。联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经历来理解，更显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题注中明白表示，写这两本哲学小册子，是为批驳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分析工具的重要。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土地革命时期屡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到陕北后，即使已经在实践中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了，但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列词句，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依然缺乏认识。
这个背景，使毛泽东当时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着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必须解决思想方法这一重大课题。
1937年11月，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提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并建议陈云要多读哲学。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毛泽东找到的“穴位”和牵出的“牛鼻子”。
稍后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小册子，毛泽东在批语中，把他的这个认识成果概括为一句话：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