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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舒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的妻子胡敏慧去世也将近两年。胡敏慧同志临终时，把舒侠同志友人写的纪念文章留给孩子们，并嘱咐将来给舒侠出本《纪念文集》。小儿五毛想让我写篇回忆他父亲的文章，我应允了。
战争年代，我和舒侠同志长期都在太岳区工作。1940年，我从介休调任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舒侠同志从牺盟会调出来，筹备组建太岳中学，开始任校务主任，校长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兼任，实际工作是舒侠同志负责。不久舒侠同志担任校长，一干就是七八年，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有不少学员后来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当时，太岳区党委每年要召开一两次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作为太岳区最高学府校长的刘舒侠，当然也在其列。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从抗日前线回到根据地的同志总想去太中，让舒侠同志犒劳犒劳。所谓犒劳不是酒食慰劳，能饱饱地吃上碗面或小米干饭就算满足了。有一次，大家嘴馋，想吃灌馅糖，舒侠同志让司务长给一人买来一支，打了“牙祭”。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岁月，能吃到一支灌馅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解放以后，舒侠同志和我都进城到太原市工作。舒侠同志担任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协助部长王大任同志工作。后来他调到华北局宣传部工作了三年，于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转工业战线，又回到太原担任了国营新华化工厂党委书记。我一直在太原市管工业。我觉得舒侠同志长期搞宣传文教工作，搞文教更合适一些，于是建议舒侠调回市里搞文教工作。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省委和华北局批准，舒侠同志于1955年调任太原市常委、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61年，我们又都成了市委书记处书记，舒侠同志还是兼任副市长，继续分管文教，我仍分管工业。在一个班子合作共事12年，直到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袁振等人阴谋篡夺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权力，把我打成太原市的头号“走资派”，舒侠同志成了太原市的二号“走资派”，并投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1970年被“解放”以后，我到了大同市工作，舒侠同志去了临汾山西师范学院。以后，我们又先后回到省里，离休后又住到汾东公寓一个大院。好多往事至今历历可数，难以忘怀。
舒侠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文教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管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始终不懈，坚定信念，毫不动摇，一以贯之，认真负责地做事、做人。舒侠同志在太原市领导文教工作时，正处于我国实施“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和省把太原市列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安排在太原的就有10项。工业基地的建设，不单是工厂的建设，城市建设、郊区农村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商业网点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都要紧紧跟上，协调发展。由于方方面面的发展很快，工人增加，城市居民增加，太原市的城市人口由解放初期的20多万猛增到100多万，由此带来的孩子的上学困难、工厂所需技术力量短缺等等一系列问题迫在眉睫。舒侠同志在狠抓全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提倡和鼓励企业自办或与社会联办中小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等技术学校，解决企业职工子女就学问题和急需的技术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比如，利用太原五中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较好的教学设备，在全省招收100多名政治素质好和学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办起了化工、机械两个班，为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化工企业解决了一部分技术人才，也为具备条件的普通中学办中专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舒侠同志为提高工人文化素质，解决未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就学问题，积极倡导大力兴办职工业余教育和广播电视学校，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效。特别是兴办广播电视学校在全国是首例，受到中央的肯定和重视，在全国予以推广。
在文化工作方面，舒侠同志领导创办了太原市京剧团、豫剧团、碗碗腔剧团和杂技团，改变了太原只有晋剧团单一剧种中路梆子的局面，满足了职工的多种文化生活需要。他还领导创建了戏剧学校、戏剧研究室和体工队，为振兴和繁荣太原戏曲文化事业和发展竞技体育，培养了一代新人。
舒侠同志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在工作中结交了马复兴、贾肯堂、傅英和丁果仙、牛桂英、冀美莲、王爱爱、田桂兰等一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和著名演员，视他们为知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舒侠同志主管太原市的文教工作，为繁荣发展太原的文教事业贡献了他生命中最旺盛的大好时光，但同时也为“文革”中被批判甚至被夺权埋下伏笔。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和斗争，自己仍然是集中思想和精力组织实施“三五”计划的落实，群众也没有给我贴什么大字报。可是舒侠同志就不同了，因为他分管文教工作，加之他与郑林、岳维藩同志编辑出版过《傅山画集》，并请邓拓同志审阅过前言，还要筹划建一座傅山纪念馆。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舒侠同志首当其冲成为被揭批的对象。5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进行批判，决定审查他们的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指出：“混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深感问题严重。5月22日，带着疑惑、不解到北京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工作会议(太原市委参加会议的有：袁振、胡亦仁、我、刘舒侠和苏平)。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投机钻营、趁火打劫，借机向省委发难，胡说省委包庇搞《傅山画集》和筹建傅山纪念馆的人，别有用心，硬要把山西省委与所谓彭真“反党集团”扯在一起。我和舒侠、苏平同志与到会的许多同志都无法理解且不能同意袁振的意见，并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反驳和批评。袁振理屈词穷，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会议结束后，回到太原，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袁振一反常态，推翻他的检查，起来造反夺权，把我和刘舒侠、苏平等几位不与他同流合污的同志投入监狱，进行残酷的迫害。
入狱后，我们这些大“走资派”都被单独关押，除拉出去继续批斗外，与外界完全隔离。1月30日，袁振在五一广场召开所谓“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赵力之、刘舒侠、苏平、徐镇海、李文杰、郭庆年大会”，并有王谦、王大任等陪斗。我一看，被批斗的人都是从太原市解放路看守所押出来的，心想，原来我们这些人都按“反革命”关押在一起了，把这么多的老革命都打成反革命，肯定错了。想到这里，压力就少了一些，心里似乎也觉得宽松了一点。舒侠同志在逆境中，坚定的信念未动摇，乐观的心态没改变，坚强的毅力没削减，熬煎了三年，战胜了种种的折磨，终于“活着”出来了。他不但在监狱里熬过了三年，而且还在那种难以正常生存的恶劣环境中，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39卷本的《列宁全集》，写下读书笔记17本。
1970年重新工作后，舒侠同志先后担任过山西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山西省教育局局长和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凭着他那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文教宣传工作经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尚纯洁的人格魅力、诚实朴素的待人品质，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教育要整顿”的指示，团结同志、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整院校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扭转了教师外流的局面，恢复和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我省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舒侠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省宣传思想战线上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积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来，为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舒侠同志工作扎实、治学严谨、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闻博学。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古典文学、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等学科都有较深的研究和造诣。我们一起讨论研究问题，他从来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跟风，不乱说，而是结合实际，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舒侠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征途——深入荒山野岭和古刹老庙，寻访、拓印古代碑刻。几年的时间，共拓碑刻700多幅。他潜心研究三晋文化，关注全省文物事业的发展。他搜集、整理、研究古代石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山右石刻丛编分域目录》《〈晋祠之铭并序〉释注》《〈司马光神道碑〉注释》《闲话晋国、三晋及其文化》、《元代姚天福神道碑〉注释》《山西遣存七帝王石刻》等书籍。舒侠同志拓印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撰写的《皇帝吊殷比干文》碑刻和宋徽宗书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碑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在他去世之后，已由山西石刻研究会仿照原碑拓片重新刻制石碑，立在山西省博物馆内，了却了舒侠同志的一桩心愿。舒侠同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可贵的研究成果和文化遗产，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舒侠同志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高大的。他的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至今，我仍非常怀念这位同我一起战斗、工作了60多年的老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虽记忆犹新，但因我已年届九十有三，体弱多病，视力衰退，手不应心，只能由我的大儿子承亮根据我口述执笔整理，写成此文，寄托我对老友舒侠同志的深切怀念。
( 责编韵心 )
战争年代，我和舒侠同志长期都在太岳区工作。1940年，我从介休调任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舒侠同志从牺盟会调出来，筹备组建太岳中学，开始任校务主任，校长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兼任，实际工作是舒侠同志负责。不久舒侠同志担任校长，一干就是七八年，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有不少学员后来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当时，太岳区党委每年要召开一两次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作为太岳区最高学府校长的刘舒侠，当然也在其列。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从抗日前线回到根据地的同志总想去太中，让舒侠同志犒劳犒劳。所谓犒劳不是酒食慰劳，能饱饱地吃上碗面或小米干饭就算满足了。有一次，大家嘴馋，想吃灌馅糖，舒侠同志让司务长给一人买来一支，打了“牙祭”。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岁月，能吃到一支灌馅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解放以后，舒侠同志和我都进城到太原市工作。舒侠同志担任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协助部长王大任同志工作。后来他调到华北局宣传部工作了三年，于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转工业战线，又回到太原担任了国营新华化工厂党委书记。我一直在太原市管工业。我觉得舒侠同志长期搞宣传文教工作，搞文教更合适一些，于是建议舒侠调回市里搞文教工作。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省委和华北局批准，舒侠同志于1955年调任太原市常委、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61年，我们又都成了市委书记处书记，舒侠同志还是兼任副市长，继续分管文教，我仍分管工业。在一个班子合作共事12年，直到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袁振等人阴谋篡夺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权力，把我打成太原市的头号“走资派”，舒侠同志成了太原市的二号“走资派”，并投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1970年被“解放”以后，我到了大同市工作，舒侠同志去了临汾山西师范学院。以后，我们又先后回到省里，离休后又住到汾东公寓一个大院。好多往事至今历历可数，难以忘怀。
舒侠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文教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管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始终不懈，坚定信念，毫不动摇，一以贯之，认真负责地做事、做人。舒侠同志在太原市领导文教工作时，正处于我国实施“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和省把太原市列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安排在太原的就有10项。工业基地的建设，不单是工厂的建设，城市建设、郊区农村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商业网点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都要紧紧跟上，协调发展。由于方方面面的发展很快，工人增加，城市居民增加，太原市的城市人口由解放初期的20多万猛增到100多万，由此带来的孩子的上学困难、工厂所需技术力量短缺等等一系列问题迫在眉睫。舒侠同志在狠抓全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提倡和鼓励企业自办或与社会联办中小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等技术学校，解决企业职工子女就学问题和急需的技术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比如，利用太原五中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较好的教学设备，在全省招收100多名政治素质好和学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办起了化工、机械两个班，为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化工企业解决了一部分技术人才，也为具备条件的普通中学办中专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舒侠同志为提高工人文化素质，解决未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就学问题，积极倡导大力兴办职工业余教育和广播电视学校，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效。特别是兴办广播电视学校在全国是首例，受到中央的肯定和重视，在全国予以推广。
在文化工作方面，舒侠同志领导创办了太原市京剧团、豫剧团、碗碗腔剧团和杂技团，改变了太原只有晋剧团单一剧种中路梆子的局面，满足了职工的多种文化生活需要。他还领导创建了戏剧学校、戏剧研究室和体工队，为振兴和繁荣太原戏曲文化事业和发展竞技体育，培养了一代新人。
舒侠同志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在工作中结交了马复兴、贾肯堂、傅英和丁果仙、牛桂英、冀美莲、王爱爱、田桂兰等一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和著名演员，视他们为知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舒侠同志主管太原市的文教工作，为繁荣发展太原的文教事业贡献了他生命中最旺盛的大好时光，但同时也为“文革”中被批判甚至被夺权埋下伏笔。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和斗争，自己仍然是集中思想和精力组织实施“三五”计划的落实，群众也没有给我贴什么大字报。可是舒侠同志就不同了，因为他分管文教工作，加之他与郑林、岳维藩同志编辑出版过《傅山画集》，并请邓拓同志审阅过前言，还要筹划建一座傅山纪念馆。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舒侠同志首当其冲成为被揭批的对象。5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进行批判，决定审查他们的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指出：“混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深感问题严重。5月22日，带着疑惑、不解到北京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工作会议(太原市委参加会议的有：袁振、胡亦仁、我、刘舒侠和苏平)。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投机钻营、趁火打劫，借机向省委发难，胡说省委包庇搞《傅山画集》和筹建傅山纪念馆的人，别有用心，硬要把山西省委与所谓彭真“反党集团”扯在一起。我和舒侠、苏平同志与到会的许多同志都无法理解且不能同意袁振的意见，并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反驳和批评。袁振理屈词穷，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会议结束后，回到太原，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袁振一反常态，推翻他的检查，起来造反夺权，把我和刘舒侠、苏平等几位不与他同流合污的同志投入监狱，进行残酷的迫害。
入狱后，我们这些大“走资派”都被单独关押，除拉出去继续批斗外，与外界完全隔离。1月30日，袁振在五一广场召开所谓“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赵力之、刘舒侠、苏平、徐镇海、李文杰、郭庆年大会”，并有王谦、王大任等陪斗。我一看，被批斗的人都是从太原市解放路看守所押出来的，心想，原来我们这些人都按“反革命”关押在一起了，把这么多的老革命都打成反革命，肯定错了。想到这里，压力就少了一些，心里似乎也觉得宽松了一点。舒侠同志在逆境中，坚定的信念未动摇，乐观的心态没改变，坚强的毅力没削减，熬煎了三年，战胜了种种的折磨，终于“活着”出来了。他不但在监狱里熬过了三年，而且还在那种难以正常生存的恶劣环境中，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39卷本的《列宁全集》，写下读书笔记17本。
1970年重新工作后，舒侠同志先后担任过山西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山西省教育局局长和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凭着他那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文教宣传工作经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尚纯洁的人格魅力、诚实朴素的待人品质，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教育要整顿”的指示，团结同志、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整院校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扭转了教师外流的局面，恢复和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我省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舒侠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省宣传思想战线上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积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来，为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舒侠同志工作扎实、治学严谨、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闻博学。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古典文学、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等学科都有较深的研究和造诣。我们一起讨论研究问题，他从来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跟风，不乱说，而是结合实际，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舒侠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征途——深入荒山野岭和古刹老庙，寻访、拓印古代碑刻。几年的时间，共拓碑刻700多幅。他潜心研究三晋文化，关注全省文物事业的发展。他搜集、整理、研究古代石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山右石刻丛编分域目录》《〈晋祠之铭并序〉释注》《〈司马光神道碑〉注释》《闲话晋国、三晋及其文化》、《元代姚天福神道碑〉注释》《山西遣存七帝王石刻》等书籍。舒侠同志拓印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撰写的《皇帝吊殷比干文》碑刻和宋徽宗书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碑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在他去世之后，已由山西石刻研究会仿照原碑拓片重新刻制石碑，立在山西省博物馆内，了却了舒侠同志的一桩心愿。舒侠同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可贵的研究成果和文化遗产，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舒侠同志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高大的。他的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至今，我仍非常怀念这位同我一起战斗、工作了60多年的老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虽记忆犹新，但因我已年届九十有三，体弱多病，视力衰退，手不应心，只能由我的大儿子承亮根据我口述执笔整理，写成此文，寄托我对老友舒侠同志的深切怀念。
( 责编韵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