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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收藏名闻天下，其书画是怎样来的？通读《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顾承信札及过云楼友朋信札等档案文献，可获知这样的信息：大部分购买，小部分是交换所提得。其中無锡籍清代书画家秦缃业与顾文彬的书画交易颇为频繁，尤其是唐寅《王文恪出山图》（以下简称《出山图》）的交易经过更为曲折有趣。
一
同治九年三月，顾文彬进京等待复起，至十月二十日接到补授宁绍台道员缺的任命，一个月后即动身离京回苏。十二月十七日顾文彬路过黄埠墩，这是位于无锡古运河中的一个小岛，因春申君黄歇曾在此疏治芙蓉湖而得名。墩为圆形，面积220平方米，用石砌驳岸，四面环水，风景绝佳。十多年前顾文彬曾到过此地，而这次南归心情更是愉快，遂停舟一游。曾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黄埠墩由李鸿章集资重建，如今“飞阁临丹，视昔年更胜，楼上供奉康乾两朝宸翰，遍皆李中堂补录，此外楹联甚多，颇有佳者”，顾文彬在当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他还特地抄录了秦缃业所撰的楹联：“两水中分孤屿白，四山回望一楼青”。秦缃业第一次出现在顾氏的日记中。同治十年正月，顾文彬就任宁绍台道员后，秦缃业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顾文彬与秦缃业作为同在浙江为官的江苏老乡，交往颇为密切，又为书画同道，为了一幅《出山图》两人斗智斗勇，既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又不影响同僚朋友情谊，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秦缃业（1813—1883）来自无锡著名的秦氏家族，字应华，号澹如，能书善画，并爱好收藏书画。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官浙江盐运使，后托病而归，不久过世。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顾文彬在苏州过完新年，就赴浙江省城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上司报到，并与一班同僚相识相见，又开始到处拜客，三十日与秦缃业见面。紧接着两人经常碰头，如在余姚人郑谱香、苏州人吴引之及秦缃业作东的饭局上相聚，又一起到梁敬叔家共赏书画。二月初十日，顾文彬到秦缃业家中，刚好有一位倪姓送阅书画，“绝无佳品，只携归铜器一件，古钱数枚”。三天后，顾文彬又到秦缃业处辞行，赴宁波就职，从此开启他们的书信往来与书画交易。
同治十一年，远在苏州的顾承写信给其父顾文彬，“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出山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有定数不浅”。鲍氏即鲍约亭，安徽富商，喜爱收藏。顾文彬得知消息，遂于同治十二年正月进省城向上司及同僚拜年之际，于十四日拜访秦缃业，“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王文恪出山图》卷、王孟端《惠山图》卷为最。”唐六如即唐寅。虽然顾氏已收藏多幅唐寅的作品，但《出山图》令其爱不释手，十六日他致信顾承：“在省数日，忙碌异常，仅于寓中观其收藏数件……《出山图》即为昔年所见，的是精品”。然而他对《出山图》尺幅不大表示遗憾，在当月二十三日的信中说：“六如《出山图》果然精品，然长只二尺许，似尚不及《黄茅小景》也”。有意思的是，过了几个月他又否定自己的观点，说“画之精与不精，岂以大小为断哉？”
那年七月二十一日，顾文彬作为浙江省秋闱提调来到杭州，入住提调公寓，直至九月二十五日离开，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待在杭州，既参与考场事情，又与秦缃业频繁相见，这是他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其实，顾文彬内心非常不愿意担任提调，究其原因主要担心收入减少，因为看中宁绍台道这个肥缺的人实在太多，怕上级借机派人充任其职。当他从秦缃业信中得知上司有意让他做秋闱提调的消息时，立即到杭州面见杨中丞，希望考虑其他人选，但杨领导很有一套说辞：“汝在湖北充过两次提调，乃是熟手，必须帮我办理。”按照当时的规矩，出任秋闱提调的人必须是科甲出身，且担任实职，而符合条件的只有三人，一人生病，一人有事，顾文彬不得不服从安排。值得安慰的是，他可以带官印进省，一切公事令府中代行，并不另派人员。
杭州两月，顾文彬与秦缃业既为工作忙碌，又在一起吃饭散心、鉴赏书画，顾文彬更是通过秦缃业的牵线搭桥得到不少珍品。秦缃业将嘉兴张姓古董商介绍给顾文彬，并出示“唐六如湖山清晓巨卷，是嘉兴人之物，实价一百六十元，高一尺三寸左右，长一丈五尺左右，惜是绢本”。过云楼只收纸本，不收绢本，因其易破损，难于保存。但这幅画让顾文彬心动了，他对儿子顾承说：“就画而论，所见六如，此为第一。如此巨卷，几无隙地，其认真可知，浑厚中仍饶明秀。石法北宗，余皆参用南宗，决非东村所能捉刀。澹如还过八十元，前途不允，只得让与我看，则其心爱可知也。此卷虽绢本，然亦不可失，购得之后，意欲与澹如婉商，交易其《出山图》”。这是顾文彬首次提到“看中”秦氏《出山图》的愿望。有意思的是，顾文彬不仅看中了《出山图》，而且对秦缃业所藏的另一幅作品“虎视眈眈”：“至麓台（王原祁）册，即欲设法，亦当在此卷后也”。至三十日，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唐六如《春晓图》售主也，又持黄石斋的《草书讲业》册一本，共还价一百四十元”。对唐寅的这幅《春晓图》是否是真迹，顾文彬父子各执一词，展开讨论。顾承存有疑问，顾文彬在八月初一的复信中肯定儿子的眼光：“汝以为六如潇洒之人，未必如此认真，所论极是。然款字甚佳，或者请人捉刀而自题耶？后有邵僧弥题词，题名‘六如春晓图’，并非两来船也，今以百元得之，倘能与澹如交易《出山图》固妙，否则待价而沽，决不吃亏也”。
九月二十一日，顾文彬的收获可以用“惊人”两字描述，“共购得恽南田花卉山水合册，张尔唯书画册、石溪山水册……杜东原《南村十景》册”等18位名家的作品，共花费九百四十四元。刚到手的东西，还没有捂热，顾文彬与秦缃业就开始交换，“以旧藏王麓台《云山》卷及新得的陈惟允轴、汪舟次字册，与秦澹翁易得王麓台山水册、赵仲穆马卷”，只是秦缃业的王麓台册还在其外甥张雨生手中，承诺于十月寄来。在当天的日记中，顾文彬写下这样的文字：“澹翁尚欲以所藏唐六如画《王文恪出山图》卷易余新得的杜东原册，余许以姑俟异日”。从以上推断，秦缃业没有答应顾文彬以唐卷换唐卷，而是提出以唐卷易杜册。也可能顾文彬一直没有提出交换的想法，而是等待秦缃业先提出。顾文彬计划的是以唐卷易唐卷，且对杜东原的《南村十景》很看重。从此两人为这幅《出山图》开展近一年的拉锯战。 顾文彬没有获得心心念念的《出山图》，但有了意外的收获。首先由秦缃业介绍其外甥张雨生与顾文彬认识，顾文彬得知张雨生手上有唐寅的《风木图》，而这幅《风木图》也是顾文彬父子一直所想得到的，之前曾向常熟的曾伯伟打听。张雨生开价两百元才肯出售，顾家曾买过张家所藏王麓台的作品，因此顾文彬与顾承相商，“倘肯将前得伊家麓台卷还他，情愿抵去一百二十元，只须找伊八十元……我思鱼与熊掌皆我所欲，不如与他二百元为是”。他要求张雨生将此画寄到杭州，等他“出闱”后再与之成交。秦缃业也在信中提到张雨生“画宗烟客，祖孙犹惓惓于前售之麓台卷”，言下之意，张家希望取回此卷。但顾氏父子怎会让到手的珍品再拱手相让呢，顾承以“万不可舍”来表达对此卷的珍爱，且也不太愿意出两百元购买《风木图》。顾承的想法引起顾文彬的不悦，他于八月初三的家书中强调：“风木卷依他所索之价，一文不减，有何不成？要汝斟酌者，应否还其麓台耳！”顾文彬父子最后商定以二百元购《风木图》。
九月初六日，秦缃业致信顾文彬，张雨生的唐卷《风木图》“昨始寄到。雨生意在购王卷，而观乃兄萼生来信以当时售价甚廉，只贴八十番，以为太少，颇怨其弟，姑俟三世兄到后再商寄可也”。言下之意，张家对这桩交易并不完全满意，也说明等顾承到杭后再一起商定。顾文彬父子私下也积极讨论，约定如果张雨生再提赎回王麓台卷之事，就推托此画已被李鸿裔要去了，不在他们手上。顾文彬嘱咐儿子：“此卷既不肯还他，或择麓台之中下驷带几件来，以为搪塞地步”。九月初七，顾承到杭州，也搬进贡院入住，两天后顾文彬终于以二百元之价得到《风木图》，而保住了王麓台卷。他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并说明这是常熟张氏之物，通过“和会得之”。
二
书画鉴赏与买卖成为顾文彬与秦缃业共同热衷事情，后者热心为前者介绍其他名家字画。顾文彬于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澹如经手送来之物：顾文康（顾鼎臣）《岁寒三友》卷二十五元，顾云屋（顾琳）《丹山图》四十元，明人诗翰册八元；退还者，俞紫芝字册、文氏书札册”。十一月初四日，与秦缃业交换所得的王麓台册页也由苏州送到宁波，顾氏一口一个“精妙之至”赞叹此册，他在致顾承的家书中掩不住兴奋说：“澹如所让麓台册，精妙之至，竟与烟客一样笔墨，审其落款，是同时手笔，并无先后之分，特画境前八页密，后二页略疏耳”。对麓台册页是否一个时间内的作品，秦缃业与顾文彬持不同观点，泰氏认为前八页是王原祁中年之作，后二页是晚年的作品，顾氏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知秦氏何来这样的观点。
虽然顾文彬得到了唐寅的《风木图》和秦氏所藏麓台册及《黄茅小景》，但顾文彬像着了魔的孩子，一直盘算著《出山图》。尽管《黄茅小景》“精绝，但出山卷亦足相埒，倘若能并得，则二美共矣”。顾文彬深知“过云楼收藏足称富有，我遇事皆存知足之念，惟于书画则贪多务得，此亦通人之蔽也”。可是秦缃业仍坚持以唐卷换杜册，始终没有松口。同治十三年正月，顾文彬写信告诉顾承：“有信来，复申以杜易唐前议，我仍权词答之，并告以新得《黄茅小景》，六研斋推为天下唐卷第一者。言外见得，既有此卷，则其他皆在可舍之列。伊是聪明人，或者会意，不复再申前说，亦未可知。倘若竟缠绕不休，只得以直告之，唐画已多，杜画甚少，故不愿交易。如唐卷肯售，竟以两百元购之，亦我之所愿，汝意以为何如？”从顾文彬的家书可以获知，他非常尊重顾承的意见，但为了获得心爱之物，也会一再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做儿子的理解并支持他。顾氏想着唐寅的《出山图》，秦氏则看中杜东原的《南村十景》册，两人各有所爱，各有所图。
显然，秦缃业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最后作了让步，顾文彬于三月一日致顾承的信中提到交换条件的变化：“澹如欲觅四王、恽、吴扇面，可于所藏中择数页携来，以备价买唐卷作为媵物。既不肯践以杜易唐之约，必于备价外佐他物以饵之。”秦缃业还看中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顾氏收藏的王鉴（廉州）册，三月初十日顾文彬在家书中说：“前所得戴子余之廉州册，澹如亦欲得之，前有信来，又径提及此册甚精，断不能让。我家所藏廉州册，择其中驷，带一二本来，以备购买唐卷贴补之用”。秦缃业因为没有得到杜册，就不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顾文彬因为要获得《出山图》，与儿子密切讨论对策，并作出妥协：“连接澹如两信，唐卷既为香严（李鸿裔）叹赏，声价更增，幸尚可图。渠所要唐绢本卷已为香严购去，当以实告，作为罢论。渠所要廉州八页，虽亦是精品，不应舍去，然再靳而不予，未免过于不恕。我意竟将此册予之，作价七十元，再加洋一百三十元，凑成二百元之数，择下人来宁者，令其持册与洋，走内河送至杭州，将唐卷易归，所赠南田、石谷、麓台扇面，只算白贴，不能计较矣。”顾文彬在书画收藏上有个“冤家”，即他的好友李鸿裔，此君在书画方面出手阔绰，所以他只得忍痛割爱廉州册，担心不抓住这次机会，《出山图》有朝一日“必为香严攫去”，就后悔莫及了。事隔四天，又将前信中的意见重述一遍，征求顾承意见，并关照抓紧时间。紧接着连续发出两封家信，谈论此事，决定由三孙顾麟诰将廉州册带到浙江。
然而秦缃业并不完全同意顾文彬的提议，除了廉州册外，又明确提出新要求。五月初四，他致信顾文彬：“唐卷本意在易杜册，不得已而及绢本一卷，亦聊以解嘲，且免外人以为求售图利耳。”进一步提出补偿扇面之事，“弟所有扇面中尚少烟客、渔山，而廉州亦无其白面，如能拣选至精者三扇及廉州册，并贴以百番，弟必将六如卷奉上，而先来之扇，亦仅留两恽二王也。如以整部未便拆散，而随便充数，则仍当奉璧，竟作罢论”。言下之意，所要扇面必须是精品，否则双方的协议就此中止。
顾文彬收到秦缃业的这封信有点小情绪，想不搭理，但一想到《出山图》“究属精品，不忍决然舍去，况所求扇面尚不难照办。汝择烟客、渔山、廉州扇面各一张，要好些的。此公眼光甚好，中下驷不能将就，待其退回，徒多周折”。最终秦缃业与顾文彬达成一致意见，三个扇面作价三十元，廉州册作价七十元，共一百元，再贴补一百元。顾文彬算了一笔帐，即使加上之前送出的三个扇面，这桩生意并不算吃大亏。顾文彬认为秦缃业只提出要廉州白面，似乎要烟客与渔山金面，而他们的藏品中“烟客金面尚多，而渔山金面颇少，汝酌量择取，无金即白亦可”。五月底，秦缃业又致信顾文彬，说自己想要“烟客、廉州、渔山三便面，以便配成六大家，亦聊以解嘲意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被称为清六家。秦缃业在信中流露如果双方成交，他将以顾氏所贴经费购买其他作品：“此间亦尚有九龙山人小卷、李太仆书画卷，沈恒吉山水轴可观，欲竢尊处津贴之百番以购之。”如果顾文彬不愿割爱王时敏、王鉴、吴历的扇面，那么他们的交易只得作罢。然而顾承回复没有合适的渔山金面，向父亲请示如何操作。顾文彬有点心急了，告知最近书画行情，“故交之物”都在上涨，没有金面就用白面替代，但务必抓紧。他实在担心秦缃业也跟着行情讨价还价。 三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一日，顾文彬终于收到顾承从苏州寄来的扇面，立即派人将三个扇面和廉州册带往杭州，“与澹如交易，事之成否，未可知耳”。应该说，他的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但到六月四日顾文彬接到上述那封秦缃业写于五月底的信件，表示要将顾氏所贴百元购取其他作品的话语时，他的心顿时放宽了不少，认为秦氏“意在肯售，谅不致再有中变。”至此，顾文彬、秦缃业都向对方开出条件，并彼此得到满足，可谓皆大欢喜。
六月五日，秦缃业收到顾氏送来的廉州册与三个扇面时，并不满意，于第二天回信说：自己已有金面，所要扇面皆要白面，原打算配齐六大家扇面成一册，而金面与白面均匀才好，且烟客的作品“秀而欠苍”，推测是崇祯年间的作品，而吴历的“太荒率”，既然“尊处无白面可换，亦只得勉留，惟作价三十番，鄙意犹以为不值”。同时他说前两年见过廉州册，此册“原用致佳之印木面，今忽易以红木”，让他大失所望，认为“既作价换物，总求大家情愿，彼此求当”。再三说明并非要斤斤计较，故提出三个扇面与廉州册的作价都要作相应的调整。顾文彬连忙作出解释，以为印木与红木相等，故易去印木，改为红木，实是无心之为，他又许诺赠送笪重光的扇面作为补偿，而维持前议。六月十二日，顾文彬派人从杭州取回梦寐以求的唐寅《出山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澹如唐卷专由省取回，以王廉州册并烟客、廉州、石谷、南田（二）、渔山扇面，贴以百洋易归”。同天他写信给顾承，说秦缃业“尚有许多不满意，得此一种已费千气万力矣。渠尚点戏，要龙友、尔唯、润甫、江上四家扇面，我思杨、张、卞三家扇面皆我家所求而未得者，即偶得之，安能分赠。惟笪扇或不甚爱惜，倘有之，即寄来转交，以了此公案”。
顾、秦一场书画交易到此已成定局，不料又起风波，原因在于顾文彬答应赠送的是笪重光的扇面，但收到的却是卞文瑜的，且并非卞氏真迹。秦缃业在一封信中表示了不满，认为顾氏所给的二王一吴的扇面并非“至精”，廉州册印木面也被换掉，责备顾文彬：“不惮其烦，而屡致徒劳往返也……已许赠江上（笪重光）一面，何忽易润甫？弟处九友本配不全，亦非定要江上，如冬心（金农）、新罗（华嵒）能得一面”，他也能接受。以一个书画家的职业素养评判作品的优劣与真伪，他向顾氏一一说明。首先他觉得卞氏作品在九友中属于殿后，“魅力不如二王，秀逸不如程邵”；其次落款辛卯年有问题，前一个辛卯在万历十九年，“烟客未生”，后一个辛卯则在顺治六年，卞氏已死；最后一个问题是印章“文喻”，“从文不从玉”，显然不是文瑜之瑜。明末清初的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被称为画中九友，因此对所谓的卞画作出如此判定。他表示自己所割让的《出山图》在《风木图》上，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初意欲得杜册”，既然无法以唐易杜，只得一再遷就，仅是出于“成人之美起见，而非图利于其间”，而过云楼因此成为“海内甲观”。通过双方这次书画交易，可以看出秦缃业的书画鉴赏水平不同一般，又是过目不忘的聪明人。他还和顾氏强调，“真伪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辨”，并非在至好前锱铢必较。顾文彬同样是一位高水平的书画鉴赏家，又颇具书画商人的精明。面对秦缃业的“指责”，顾文彬只得“虚心”接受，立即于七月初十日致信顾承，说“将不合意之扇面送还，尚要笪江上和冬心、新罗三家中或一或二，我思此三家扇不甚值钱，尽可送一二，以了此局”。笪重光、金农、华喦均为清代画家，他们的作品颇受推重。
顾文彬告知顾承一个信息，即大约在七月底秦缃业回无锡，倘若经过苏州，就将扇面送给他。顾承是个颇有主见的人，对父亲的意见并不全部采纳，顾文彬只好让步，“新罗既不忍割爱，或以他件小名家任其拣取一二，即可塞责。正文已完，此特余波而已。”顾文彬毕竟是在官场历练的人，自个儿想要的已到手，没必要过多计较。他在七月初七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酌送扇面与澹翁，以酬其让唐之功”，在家书中则说“澹如相让之意究属可感”，可见他深知此画的价值及秦氏转让的情义。
顾文彬的好友李鸿裔评价《王文恪出山图》在唐寅的《黄茅小景》之上。顾文彬对此也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两图同用斧劈皴，不点苔，而《黄茅小景》尚有纵横习气，《出山图》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实觉此胜于彼”。《风木图》《出山图》《黄茅小景》同归过云楼，顾文彬得意之极，“六如妙迹尽归我家，甲于天下”。顾文彬再次关照顾承，他日秦氏“道出吴门，汝检扇面中一二小精品酬之。”然而到七月底，仍未见秦缃业的人影，而顾承准备到宁波探望父亲，于是顾文彬叮嘱：“汝出门前，倘秦澹如未来，新罗、冬心等扇面（次者）检出一二页交四孙，待其来访出示之，任其去取”。书画痴迷者，对收进书画不惜代价，但拿出去时则心有不舍。之前还要求顾承选精品送给秦氏，过了没多久，又改为次等的新罗和冬心的作品了。
从落款为九月二十六日的致顾承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秦缃业于八月到过苏州，并受到热情接待，只是与顾承擦肩而过。他在信中透露一个信息：“粤东何蘧庵挟书画、碑帖来游西湖，出以见示，美不胜收，尤以赏者宣和御题关仝画一轴，真稀世之宝”。然而他并没有能力购买，希望过云楼能有所斩获，同时也将何氏要到苏州的信息告诉顾文彬。但顾文彬认为“此公大约即交易恽、吴卷者，此公索价极昂，碑贴多作覃溪赝跋，即使来访，恐无甚交易也”。顾文彬听说何蘧庵鉴赏书画能力颇高，让顾承请他审定家中正在编纂的书画录。
与顾文彬相比，虽然同在浙江做官，但秦缃业的生活并不富裕，同治十二年十月他因年关难过，想押一箱书画给顾氏，“押数百金”。顾文彬在十四日的家书中说，当年他们父子均看过秦氏之收藏，认为精品不多，“即使有精者，岂肯轻于抵出”，故顾文彬要求顾承告知有哪些入眼的东西，到时可向秦氏“指名相索”。顾文彬家书中没有说起押金多少，但他在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复一信，并银票二百两，托朱令懋清带往省中”。从时间上来看，两百元极有可能是秦氏书画的押金。到十一月初四，秦缃业送去书画八册十二卷，其中有几件精品，共抵押四百元，声明“非半载即一年定赎”，决不绝卖。顾文彬认为秦氏乃守信之人，绝不会食言，如果他来赎回时或许可以转让一两件精品，即使不来赎回，“亦不致吃亏”。秦缃业实在出于急用才抵押书画，故秦缃业对顾文彬的相助也十分感激，表示“如有不合意者，尽可以调换”。这正中顾文彬下怀，他告诉儿子“明年进省拟换他几种，看似光景，意在必赎”。至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已辞职回苏的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接澹如信，先还漕银一百两，在押局内算”，那么可以推测还未赎回所押书画。
从同治十二年正月顾文彬得见唐寅的《出山图》到第二年的六月正式成交，顾文彬可谓花尽心思，用尽“千气万力”。然而不知传到哪一房子孙，已更换了主人，书画于人确是过眼烟云。《出山图》上有四个收藏印章，即“商丘陈氏书画印”朱文印、“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顾子山秘箧印”朱文印、“孙邦瑞珍藏印”朱文印。四人虽然一度是此画的主人，但并没有留下痕迹。江阴人孙邦瑞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吴湖帆是好友，这幅画上留有吴湖帆的墨宝：“辛巳中秋，孙邦瑞见示乡贤名迹。吴湖帆谨观”。辛巳年即1941年，这说明1941年或更早些时候此画已归入孙家。如今唐寅的《出山图》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品。
一
同治九年三月，顾文彬进京等待复起，至十月二十日接到补授宁绍台道员缺的任命，一个月后即动身离京回苏。十二月十七日顾文彬路过黄埠墩，这是位于无锡古运河中的一个小岛，因春申君黄歇曾在此疏治芙蓉湖而得名。墩为圆形，面积220平方米，用石砌驳岸，四面环水，风景绝佳。十多年前顾文彬曾到过此地，而这次南归心情更是愉快，遂停舟一游。曾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黄埠墩由李鸿章集资重建，如今“飞阁临丹，视昔年更胜，楼上供奉康乾两朝宸翰，遍皆李中堂补录，此外楹联甚多，颇有佳者”，顾文彬在当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他还特地抄录了秦缃业所撰的楹联：“两水中分孤屿白，四山回望一楼青”。秦缃业第一次出现在顾氏的日记中。同治十年正月，顾文彬就任宁绍台道员后，秦缃业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顾文彬与秦缃业作为同在浙江为官的江苏老乡，交往颇为密切，又为书画同道，为了一幅《出山图》两人斗智斗勇，既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又不影响同僚朋友情谊，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秦缃业（1813—1883）来自无锡著名的秦氏家族，字应华，号澹如，能书善画，并爱好收藏书画。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官浙江盐运使，后托病而归，不久过世。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顾文彬在苏州过完新年，就赴浙江省城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上司报到，并与一班同僚相识相见，又开始到处拜客，三十日与秦缃业见面。紧接着两人经常碰头，如在余姚人郑谱香、苏州人吴引之及秦缃业作东的饭局上相聚，又一起到梁敬叔家共赏书画。二月初十日，顾文彬到秦缃业家中，刚好有一位倪姓送阅书画，“绝无佳品，只携归铜器一件，古钱数枚”。三天后，顾文彬又到秦缃业处辞行，赴宁波就职，从此开启他们的书信往来与书画交易。
同治十一年，远在苏州的顾承写信给其父顾文彬，“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出山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有定数不浅”。鲍氏即鲍约亭，安徽富商，喜爱收藏。顾文彬得知消息，遂于同治十二年正月进省城向上司及同僚拜年之际，于十四日拜访秦缃业，“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王文恪出山图》卷、王孟端《惠山图》卷为最。”唐六如即唐寅。虽然顾氏已收藏多幅唐寅的作品，但《出山图》令其爱不释手，十六日他致信顾承：“在省数日，忙碌异常，仅于寓中观其收藏数件……《出山图》即为昔年所见，的是精品”。然而他对《出山图》尺幅不大表示遗憾，在当月二十三日的信中说：“六如《出山图》果然精品，然长只二尺许，似尚不及《黄茅小景》也”。有意思的是，过了几个月他又否定自己的观点，说“画之精与不精，岂以大小为断哉？”
那年七月二十一日，顾文彬作为浙江省秋闱提调来到杭州，入住提调公寓，直至九月二十五日离开，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待在杭州，既参与考场事情，又与秦缃业频繁相见，这是他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其实，顾文彬内心非常不愿意担任提调，究其原因主要担心收入减少，因为看中宁绍台道这个肥缺的人实在太多，怕上级借机派人充任其职。当他从秦缃业信中得知上司有意让他做秋闱提调的消息时，立即到杭州面见杨中丞，希望考虑其他人选，但杨领导很有一套说辞：“汝在湖北充过两次提调，乃是熟手，必须帮我办理。”按照当时的规矩，出任秋闱提调的人必须是科甲出身，且担任实职，而符合条件的只有三人，一人生病，一人有事，顾文彬不得不服从安排。值得安慰的是，他可以带官印进省，一切公事令府中代行，并不另派人员。
杭州两月，顾文彬与秦缃业既为工作忙碌，又在一起吃饭散心、鉴赏书画，顾文彬更是通过秦缃业的牵线搭桥得到不少珍品。秦缃业将嘉兴张姓古董商介绍给顾文彬，并出示“唐六如湖山清晓巨卷，是嘉兴人之物，实价一百六十元，高一尺三寸左右，长一丈五尺左右，惜是绢本”。过云楼只收纸本，不收绢本，因其易破损，难于保存。但这幅画让顾文彬心动了，他对儿子顾承说：“就画而论，所见六如，此为第一。如此巨卷，几无隙地，其认真可知，浑厚中仍饶明秀。石法北宗，余皆参用南宗，决非东村所能捉刀。澹如还过八十元，前途不允，只得让与我看，则其心爱可知也。此卷虽绢本，然亦不可失，购得之后，意欲与澹如婉商，交易其《出山图》”。这是顾文彬首次提到“看中”秦氏《出山图》的愿望。有意思的是，顾文彬不仅看中了《出山图》，而且对秦缃业所藏的另一幅作品“虎视眈眈”：“至麓台（王原祁）册，即欲设法，亦当在此卷后也”。至三十日，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唐六如《春晓图》售主也，又持黄石斋的《草书讲业》册一本，共还价一百四十元”。对唐寅的这幅《春晓图》是否是真迹，顾文彬父子各执一词，展开讨论。顾承存有疑问，顾文彬在八月初一的复信中肯定儿子的眼光：“汝以为六如潇洒之人，未必如此认真，所论极是。然款字甚佳，或者请人捉刀而自题耶？后有邵僧弥题词，题名‘六如春晓图’，并非两来船也，今以百元得之，倘能与澹如交易《出山图》固妙，否则待价而沽，决不吃亏也”。
九月二十一日，顾文彬的收获可以用“惊人”两字描述，“共购得恽南田花卉山水合册，张尔唯书画册、石溪山水册……杜东原《南村十景》册”等18位名家的作品，共花费九百四十四元。刚到手的东西，还没有捂热，顾文彬与秦缃业就开始交换，“以旧藏王麓台《云山》卷及新得的陈惟允轴、汪舟次字册，与秦澹翁易得王麓台山水册、赵仲穆马卷”，只是秦缃业的王麓台册还在其外甥张雨生手中，承诺于十月寄来。在当天的日记中，顾文彬写下这样的文字：“澹翁尚欲以所藏唐六如画《王文恪出山图》卷易余新得的杜东原册，余许以姑俟异日”。从以上推断，秦缃业没有答应顾文彬以唐卷换唐卷，而是提出以唐卷易杜册。也可能顾文彬一直没有提出交换的想法，而是等待秦缃业先提出。顾文彬计划的是以唐卷易唐卷，且对杜东原的《南村十景》很看重。从此两人为这幅《出山图》开展近一年的拉锯战。 顾文彬没有获得心心念念的《出山图》，但有了意外的收获。首先由秦缃业介绍其外甥张雨生与顾文彬认识，顾文彬得知张雨生手上有唐寅的《风木图》，而这幅《风木图》也是顾文彬父子一直所想得到的，之前曾向常熟的曾伯伟打听。张雨生开价两百元才肯出售，顾家曾买过张家所藏王麓台的作品，因此顾文彬与顾承相商，“倘肯将前得伊家麓台卷还他，情愿抵去一百二十元，只须找伊八十元……我思鱼与熊掌皆我所欲，不如与他二百元为是”。他要求张雨生将此画寄到杭州，等他“出闱”后再与之成交。秦缃业也在信中提到张雨生“画宗烟客，祖孙犹惓惓于前售之麓台卷”，言下之意，张家希望取回此卷。但顾氏父子怎会让到手的珍品再拱手相让呢，顾承以“万不可舍”来表达对此卷的珍爱，且也不太愿意出两百元购买《风木图》。顾承的想法引起顾文彬的不悦，他于八月初三的家书中强调：“风木卷依他所索之价，一文不减，有何不成？要汝斟酌者，应否还其麓台耳！”顾文彬父子最后商定以二百元购《风木图》。
九月初六日，秦缃业致信顾文彬，张雨生的唐卷《风木图》“昨始寄到。雨生意在购王卷，而观乃兄萼生来信以当时售价甚廉，只贴八十番，以为太少，颇怨其弟，姑俟三世兄到后再商寄可也”。言下之意，张家对这桩交易并不完全满意，也说明等顾承到杭后再一起商定。顾文彬父子私下也积极讨论，约定如果张雨生再提赎回王麓台卷之事，就推托此画已被李鸿裔要去了，不在他们手上。顾文彬嘱咐儿子：“此卷既不肯还他，或择麓台之中下驷带几件来，以为搪塞地步”。九月初七，顾承到杭州，也搬进贡院入住，两天后顾文彬终于以二百元之价得到《风木图》，而保住了王麓台卷。他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并说明这是常熟张氏之物，通过“和会得之”。
二
书画鉴赏与买卖成为顾文彬与秦缃业共同热衷事情，后者热心为前者介绍其他名家字画。顾文彬于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澹如经手送来之物：顾文康（顾鼎臣）《岁寒三友》卷二十五元，顾云屋（顾琳）《丹山图》四十元，明人诗翰册八元；退还者，俞紫芝字册、文氏书札册”。十一月初四日，与秦缃业交换所得的王麓台册页也由苏州送到宁波，顾氏一口一个“精妙之至”赞叹此册，他在致顾承的家书中掩不住兴奋说：“澹如所让麓台册，精妙之至，竟与烟客一样笔墨，审其落款，是同时手笔，并无先后之分，特画境前八页密，后二页略疏耳”。对麓台册页是否一个时间内的作品，秦缃业与顾文彬持不同观点，泰氏认为前八页是王原祁中年之作，后二页是晚年的作品，顾氏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知秦氏何来这样的观点。
虽然顾文彬得到了唐寅的《风木图》和秦氏所藏麓台册及《黄茅小景》，但顾文彬像着了魔的孩子，一直盘算著《出山图》。尽管《黄茅小景》“精绝，但出山卷亦足相埒，倘若能并得，则二美共矣”。顾文彬深知“过云楼收藏足称富有，我遇事皆存知足之念，惟于书画则贪多务得，此亦通人之蔽也”。可是秦缃业仍坚持以唐卷换杜册，始终没有松口。同治十三年正月，顾文彬写信告诉顾承：“有信来，复申以杜易唐前议，我仍权词答之，并告以新得《黄茅小景》，六研斋推为天下唐卷第一者。言外见得，既有此卷，则其他皆在可舍之列。伊是聪明人，或者会意，不复再申前说，亦未可知。倘若竟缠绕不休，只得以直告之，唐画已多，杜画甚少，故不愿交易。如唐卷肯售，竟以两百元购之，亦我之所愿，汝意以为何如？”从顾文彬的家书可以获知，他非常尊重顾承的意见，但为了获得心爱之物，也会一再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做儿子的理解并支持他。顾氏想着唐寅的《出山图》，秦氏则看中杜东原的《南村十景》册，两人各有所爱，各有所图。
显然，秦缃业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最后作了让步，顾文彬于三月一日致顾承的信中提到交换条件的变化：“澹如欲觅四王、恽、吴扇面，可于所藏中择数页携来，以备价买唐卷作为媵物。既不肯践以杜易唐之约，必于备价外佐他物以饵之。”秦缃业还看中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顾氏收藏的王鉴（廉州）册，三月初十日顾文彬在家书中说：“前所得戴子余之廉州册，澹如亦欲得之，前有信来，又径提及此册甚精，断不能让。我家所藏廉州册，择其中驷，带一二本来，以备购买唐卷贴补之用”。秦缃业因为没有得到杜册，就不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顾文彬因为要获得《出山图》，与儿子密切讨论对策，并作出妥协：“连接澹如两信，唐卷既为香严（李鸿裔）叹赏，声价更增，幸尚可图。渠所要唐绢本卷已为香严购去，当以实告，作为罢论。渠所要廉州八页，虽亦是精品，不应舍去，然再靳而不予，未免过于不恕。我意竟将此册予之，作价七十元，再加洋一百三十元，凑成二百元之数，择下人来宁者，令其持册与洋，走内河送至杭州，将唐卷易归，所赠南田、石谷、麓台扇面，只算白贴，不能计较矣。”顾文彬在书画收藏上有个“冤家”，即他的好友李鸿裔，此君在书画方面出手阔绰，所以他只得忍痛割爱廉州册，担心不抓住这次机会，《出山图》有朝一日“必为香严攫去”，就后悔莫及了。事隔四天，又将前信中的意见重述一遍，征求顾承意见，并关照抓紧时间。紧接着连续发出两封家信，谈论此事，决定由三孙顾麟诰将廉州册带到浙江。
然而秦缃业并不完全同意顾文彬的提议，除了廉州册外，又明确提出新要求。五月初四，他致信顾文彬：“唐卷本意在易杜册，不得已而及绢本一卷，亦聊以解嘲，且免外人以为求售图利耳。”进一步提出补偿扇面之事，“弟所有扇面中尚少烟客、渔山，而廉州亦无其白面，如能拣选至精者三扇及廉州册，并贴以百番，弟必将六如卷奉上，而先来之扇，亦仅留两恽二王也。如以整部未便拆散，而随便充数，则仍当奉璧，竟作罢论”。言下之意，所要扇面必须是精品，否则双方的协议就此中止。
顾文彬收到秦缃业的这封信有点小情绪，想不搭理，但一想到《出山图》“究属精品，不忍决然舍去，况所求扇面尚不难照办。汝择烟客、渔山、廉州扇面各一张，要好些的。此公眼光甚好，中下驷不能将就，待其退回，徒多周折”。最终秦缃业与顾文彬达成一致意见，三个扇面作价三十元，廉州册作价七十元，共一百元，再贴补一百元。顾文彬算了一笔帐，即使加上之前送出的三个扇面，这桩生意并不算吃大亏。顾文彬认为秦缃业只提出要廉州白面，似乎要烟客与渔山金面，而他们的藏品中“烟客金面尚多，而渔山金面颇少，汝酌量择取，无金即白亦可”。五月底，秦缃业又致信顾文彬，说自己想要“烟客、廉州、渔山三便面，以便配成六大家，亦聊以解嘲意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被称为清六家。秦缃业在信中流露如果双方成交，他将以顾氏所贴经费购买其他作品：“此间亦尚有九龙山人小卷、李太仆书画卷，沈恒吉山水轴可观，欲竢尊处津贴之百番以购之。”如果顾文彬不愿割爱王时敏、王鉴、吴历的扇面，那么他们的交易只得作罢。然而顾承回复没有合适的渔山金面，向父亲请示如何操作。顾文彬有点心急了，告知最近书画行情，“故交之物”都在上涨，没有金面就用白面替代，但务必抓紧。他实在担心秦缃业也跟着行情讨价还价。 三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一日，顾文彬终于收到顾承从苏州寄来的扇面，立即派人将三个扇面和廉州册带往杭州，“与澹如交易，事之成否，未可知耳”。应该说，他的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但到六月四日顾文彬接到上述那封秦缃业写于五月底的信件，表示要将顾氏所贴百元购取其他作品的话语时，他的心顿时放宽了不少，认为秦氏“意在肯售，谅不致再有中变。”至此，顾文彬、秦缃业都向对方开出条件，并彼此得到满足，可谓皆大欢喜。
六月五日，秦缃业收到顾氏送来的廉州册与三个扇面时，并不满意，于第二天回信说：自己已有金面，所要扇面皆要白面，原打算配齐六大家扇面成一册，而金面与白面均匀才好，且烟客的作品“秀而欠苍”，推测是崇祯年间的作品，而吴历的“太荒率”，既然“尊处无白面可换，亦只得勉留，惟作价三十番，鄙意犹以为不值”。同时他说前两年见过廉州册，此册“原用致佳之印木面，今忽易以红木”，让他大失所望，认为“既作价换物，总求大家情愿，彼此求当”。再三说明并非要斤斤计较，故提出三个扇面与廉州册的作价都要作相应的调整。顾文彬连忙作出解释，以为印木与红木相等，故易去印木，改为红木，实是无心之为，他又许诺赠送笪重光的扇面作为补偿，而维持前议。六月十二日，顾文彬派人从杭州取回梦寐以求的唐寅《出山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澹如唐卷专由省取回，以王廉州册并烟客、廉州、石谷、南田（二）、渔山扇面，贴以百洋易归”。同天他写信给顾承，说秦缃业“尚有许多不满意，得此一种已费千气万力矣。渠尚点戏，要龙友、尔唯、润甫、江上四家扇面，我思杨、张、卞三家扇面皆我家所求而未得者，即偶得之，安能分赠。惟笪扇或不甚爱惜，倘有之，即寄来转交，以了此公案”。
顾、秦一场书画交易到此已成定局，不料又起风波，原因在于顾文彬答应赠送的是笪重光的扇面，但收到的却是卞文瑜的，且并非卞氏真迹。秦缃业在一封信中表示了不满，认为顾氏所给的二王一吴的扇面并非“至精”，廉州册印木面也被换掉，责备顾文彬：“不惮其烦，而屡致徒劳往返也……已许赠江上（笪重光）一面，何忽易润甫？弟处九友本配不全，亦非定要江上，如冬心（金农）、新罗（华嵒）能得一面”，他也能接受。以一个书画家的职业素养评判作品的优劣与真伪，他向顾氏一一说明。首先他觉得卞氏作品在九友中属于殿后，“魅力不如二王，秀逸不如程邵”；其次落款辛卯年有问题，前一个辛卯在万历十九年，“烟客未生”，后一个辛卯则在顺治六年，卞氏已死；最后一个问题是印章“文喻”，“从文不从玉”，显然不是文瑜之瑜。明末清初的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被称为画中九友，因此对所谓的卞画作出如此判定。他表示自己所割让的《出山图》在《风木图》上，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初意欲得杜册”，既然无法以唐易杜，只得一再遷就，仅是出于“成人之美起见，而非图利于其间”，而过云楼因此成为“海内甲观”。通过双方这次书画交易，可以看出秦缃业的书画鉴赏水平不同一般，又是过目不忘的聪明人。他还和顾氏强调，“真伪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辨”，并非在至好前锱铢必较。顾文彬同样是一位高水平的书画鉴赏家，又颇具书画商人的精明。面对秦缃业的“指责”，顾文彬只得“虚心”接受，立即于七月初十日致信顾承，说“将不合意之扇面送还，尚要笪江上和冬心、新罗三家中或一或二，我思此三家扇不甚值钱，尽可送一二，以了此局”。笪重光、金农、华喦均为清代画家，他们的作品颇受推重。
顾文彬告知顾承一个信息，即大约在七月底秦缃业回无锡，倘若经过苏州，就将扇面送给他。顾承是个颇有主见的人，对父亲的意见并不全部采纳，顾文彬只好让步，“新罗既不忍割爱，或以他件小名家任其拣取一二，即可塞责。正文已完，此特余波而已。”顾文彬毕竟是在官场历练的人，自个儿想要的已到手，没必要过多计较。他在七月初七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酌送扇面与澹翁，以酬其让唐之功”，在家书中则说“澹如相让之意究属可感”，可见他深知此画的价值及秦氏转让的情义。
顾文彬的好友李鸿裔评价《王文恪出山图》在唐寅的《黄茅小景》之上。顾文彬对此也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两图同用斧劈皴，不点苔，而《黄茅小景》尚有纵横习气，《出山图》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实觉此胜于彼”。《风木图》《出山图》《黄茅小景》同归过云楼，顾文彬得意之极，“六如妙迹尽归我家，甲于天下”。顾文彬再次关照顾承，他日秦氏“道出吴门，汝检扇面中一二小精品酬之。”然而到七月底，仍未见秦缃业的人影，而顾承准备到宁波探望父亲，于是顾文彬叮嘱：“汝出门前，倘秦澹如未来，新罗、冬心等扇面（次者）检出一二页交四孙，待其来访出示之，任其去取”。书画痴迷者，对收进书画不惜代价，但拿出去时则心有不舍。之前还要求顾承选精品送给秦氏，过了没多久，又改为次等的新罗和冬心的作品了。
从落款为九月二十六日的致顾承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秦缃业于八月到过苏州，并受到热情接待，只是与顾承擦肩而过。他在信中透露一个信息：“粤东何蘧庵挟书画、碑帖来游西湖，出以见示，美不胜收，尤以赏者宣和御题关仝画一轴，真稀世之宝”。然而他并没有能力购买，希望过云楼能有所斩获，同时也将何氏要到苏州的信息告诉顾文彬。但顾文彬认为“此公大约即交易恽、吴卷者，此公索价极昂，碑贴多作覃溪赝跋，即使来访，恐无甚交易也”。顾文彬听说何蘧庵鉴赏书画能力颇高，让顾承请他审定家中正在编纂的书画录。
与顾文彬相比，虽然同在浙江做官，但秦缃业的生活并不富裕，同治十二年十月他因年关难过，想押一箱书画给顾氏，“押数百金”。顾文彬在十四日的家书中说，当年他们父子均看过秦氏之收藏，认为精品不多，“即使有精者，岂肯轻于抵出”，故顾文彬要求顾承告知有哪些入眼的东西，到时可向秦氏“指名相索”。顾文彬家书中没有说起押金多少，但他在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复一信，并银票二百两，托朱令懋清带往省中”。从时间上来看，两百元极有可能是秦氏书画的押金。到十一月初四，秦缃业送去书画八册十二卷，其中有几件精品，共抵押四百元，声明“非半载即一年定赎”，决不绝卖。顾文彬认为秦氏乃守信之人，绝不会食言，如果他来赎回时或许可以转让一两件精品，即使不来赎回，“亦不致吃亏”。秦缃业实在出于急用才抵押书画，故秦缃业对顾文彬的相助也十分感激，表示“如有不合意者，尽可以调换”。这正中顾文彬下怀，他告诉儿子“明年进省拟换他几种，看似光景，意在必赎”。至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已辞职回苏的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接澹如信，先还漕银一百两，在押局内算”，那么可以推测还未赎回所押书画。
从同治十二年正月顾文彬得见唐寅的《出山图》到第二年的六月正式成交，顾文彬可谓花尽心思，用尽“千气万力”。然而不知传到哪一房子孙，已更换了主人，书画于人确是过眼烟云。《出山图》上有四个收藏印章，即“商丘陈氏书画印”朱文印、“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顾子山秘箧印”朱文印、“孙邦瑞珍藏印”朱文印。四人虽然一度是此画的主人，但并没有留下痕迹。江阴人孙邦瑞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吴湖帆是好友，这幅画上留有吴湖帆的墨宝：“辛巳中秋，孙邦瑞见示乡贤名迹。吴湖帆谨观”。辛巳年即1941年，这说明1941年或更早些时候此画已归入孙家。如今唐寅的《出山图》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