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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企稳迹象。美国2季度GDP下降1.0%,较1季度的6.4%降幅大大收窄,欧元区2季度GDP环比下降0.1%,小于上季度2.5%的降幅,日本2季度GDP环比增长0.9%,而1季度则是下滑3.9%;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2季度的GDP降幅均明显小于上一季度;主要发达国家的PMI先行指标连续的经50%近接经已底月8数月回升,至济扩张线。随着经济下滑速度的放缓,通货紧缩出现的概率大为降低,相反由于国际市场上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全球流动性的激增,加大了市场对未来通胀的担心。判明未来的全球通胀形势,对制定我国的有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产能过剩从本质上决定了全球未来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通货膨胀的本质看,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当前各国的流动性充裕,但是全球产能依然严重过剩,新增流动性和通胀率并不直接相关,因此未来出现高通胀的概率很小。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各国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今年1～6月美国M2累计同比增长9.0%,高于上年同期2.4个百分点;上半年,欧元区和日本的M2分别同比增长6.1%和2.4%,流动性的激增,加之利率下调降低了进行投机炒作的借贷成本,确实为未来通胀埋下了隐患。
但是,首先,通货膨胀最终要以各国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来衡量,目前增加的流动性主要集中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对于居民而言,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居民,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其调整透支消费模式,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仍然比较低迷。今年前7个月美国私人消费同比下降了1R%。其次,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充分暴露,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0%,日本制造业的开工率不足65%。由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形成的过剩产能难于在1～2年内迅速消化,即使全球需求再度高涨,闲置产能可以迅速启用,很难形成过多货币追求过少商品的局面。最后,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回调更多的超跌之后的技术性调整,其价格的未来走势最终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在全球需求尚未企稳的情况下,仅凭目前新增的流动性难于将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推向新高。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将消化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危机前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和最终消费品价格走势差别很大,2003～2008年能源类产品价格年均涨幅达到24.8%,而世界经济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年均增长达到4.6%,年均通胀率为3.7%: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消化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因素,全球化未来仍将继续深入发展,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也将继续发挥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即经济复苏并不会和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同步。
2003～2008年美国以金融创新和资产泡沫支撑的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创造了大量有效需求,加之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本应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较高的通胀。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讲,“低通胀”的最终形成必然要求有正向的供给端因素,通过技术进步等方式来抵消需求高涨带来的通胀压力。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科技创新可以更便捷地扩散从而带来技术进步,劳动力虽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但却可以通过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事实上增加了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上述正向的供给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危机前全球的通胀压力。
当前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强确实干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各国普遍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资本的逐利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决定了各国经济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即使未来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也会被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所抵消,不会对最终消费品价格构成显著压力。
三、产业转移仍有空间和下游市场充分竞争决定了最终消费品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空间看,虽然我国会逐步走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价格长期趋于上升,但是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加之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国家有相当强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潜力,未来国际市场上最终消费品价格仍将维持在低位。2003～2008年,我国提供大量价格低廉的最终消费品是世界经济能够保持吖氐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客观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2亿人,将在未来15年内基本转移完毕,已经到了转变主要依靠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关键时期。在主观上,危机前我国已经始主动转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实施了出台新《劳动合同法》、调整加工贸易限制与禁止类目录和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多种政策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时打乱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未来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和增加出口的福利效应乃是大势所趋。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出口产品价格将趋于提高。
应当看到,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出口大量廉价最终消费品,是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的。我国未来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更多地来源于产品品质和产品层次的提高,印度、越南等国将凭借其劳动力价格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填补我国产业升级后留下的空白,从而保持低价最终消费品供给的连续性。印度、越南等国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2008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3315美元和1061美元。这种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对24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所作的—份调查报告,在最受青睐的五个投资目的国中,我国排名第一,印度排名第三。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这些国家必将更多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好地发挥其非熟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最终消费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同国家间、同一国家的不同企业间均存在竞争关系,导致在这个市场上供给方提价能力有限,单方提价必然受损。这一竞争格局不会因我国的产业升级以及印度、越南等国更多地进入该市场而改变,因此,如果供给可以保持连续的话,最终消费品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
四、农产品价格是通胀主要风险所在
从投入产出关系看,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虽同为初级产品,但与通胀率的关系截然不同,决定未来通胀风险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能源资源产品绝大部分总产出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消耗掉,以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为95.8%,金属矿采选业为97.9%,也就是说石油、铁矿石价格上涨压力绝大部分传导至下游行业,而 非直接到达最终消费品市场,因此也就有可能被供给端因素化解。对农产品而言,除了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外,其本身就是重要的最终消费品,2002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仅为57.2%,即农产品价格上涨会直接引起通胀率的提高。在2003～2008的5年间,我国2008年的通胀率为4.8%,其余年份均不足4%,而这一午恰恰是国际农产品价格提高最快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这一年谷物类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30.9%。
与其他最终消费品不同,农产品的供给具有脆弱性,易受到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增加了未来通胀走势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传统能源价格连年上涨,催生了对新能源的需求,进而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是2007年前后国际农产品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纷纷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视其为未来经济增长点加以重点培育,有可能再次催生农产品需求高涨,增加未来通胀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个基本结论是,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最终消费品价格不会大幅上涨,全球通胀率将维持在低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简单地由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验推出世界经济将出现高通胀。通货膨胀的表现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全面持续上涨,目前这—领域产能过剩;同时,即使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再度上涨,由于下游市场的充分竞争、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以及最终消费品供给可保持连续等因素,也不会对最终消费品价格构成显著压力。农产品价格虽有可能提高,但从实践看,各国往往在核心通胀率中剔出农产品价格,其较少地作为政策取向的参照物。
全球通胀率维持在低位,在形式上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但是最终的通胀率是需求供给、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变动的结果,对于我国而言,2003～2007年“高增长、低通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成本。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主要生产最终消费品,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产品大量依靠进口,在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连年上涨的同时。由于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充分竞争眭,我国无法有效地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形成了“高价进、低价出”的局面,事实上造成我国承担了很多全球通胀成本,是福利的损失。面临原材料涨价的局面,我国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行业不得不压低成本,工人工资增长缓慢,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事实上强化了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美国消费、东亚生产的模式短期难于根本改变,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如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再度上涨,我国又将承担很多通胀成本。
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承担加工组装环节,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三年五载是难于根本改变的,因此,未来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尽可能化解外来通胀压力,短期长期相结合,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一)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的关键时期,很多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应以实体经济的运行确定货币政策取向,在尚未完全企稳时,不改变货币政策取向,当然可视情况对政策力度和政策重点进行微调。能源资源产品、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蕴藏着许多需求和供给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应较少地作为确定政策取向的参照物。
(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根据美元汇率走势调整人民币汇率
由于财政赤字飙升、流动性激增,美元面临长期贬值压力,一旦美元贬值必将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如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必将强化“高价进、低价出”,重蹈2003~2005年美元贬值时我国福利损失的覆辙,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构成不利影响,因此,如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需对其升值。
(三)未雨绸缪,完善对农产品价格的制度安排
我国在国内、国外农产品间形成了防波堤式的制度安排,但事实表明,由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程度远超以往,我国农产品价格往往不能独善其身。虽然不宜作为政策取向的参考物,但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确实会对低收入者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需完善有关机制,确定农产品价格波动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后,则增加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帮助其渡过难关。
(四)以“走出去”促产业升级,外移通胀压力
加快海外能源资源开发力度,鼓励购并国外企业,以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供给的安全性。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的投资便利化措施,积极在东南亚、非洲的条件成熟地区配置我国的生产网络,将落后和过剩产能外移,从而将通胀成本外移,并促进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
一、产能过剩从本质上决定了全球未来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通货膨胀的本质看,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当前各国的流动性充裕,但是全球产能依然严重过剩,新增流动性和通胀率并不直接相关,因此未来出现高通胀的概率很小。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各国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今年1～6月美国M2累计同比增长9.0%,高于上年同期2.4个百分点;上半年,欧元区和日本的M2分别同比增长6.1%和2.4%,流动性的激增,加之利率下调降低了进行投机炒作的借贷成本,确实为未来通胀埋下了隐患。
但是,首先,通货膨胀最终要以各国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来衡量,目前增加的流动性主要集中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对于居民而言,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居民,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其调整透支消费模式,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仍然比较低迷。今年前7个月美国私人消费同比下降了1R%。其次,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充分暴露,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0%,日本制造业的开工率不足65%。由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形成的过剩产能难于在1～2年内迅速消化,即使全球需求再度高涨,闲置产能可以迅速启用,很难形成过多货币追求过少商品的局面。最后,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回调更多的超跌之后的技术性调整,其价格的未来走势最终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在全球需求尚未企稳的情况下,仅凭目前新增的流动性难于将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推向新高。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将消化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危机前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和最终消费品价格走势差别很大,2003～2008年能源类产品价格年均涨幅达到24.8%,而世界经济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年均增长达到4.6%,年均通胀率为3.7%: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消化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因素,全球化未来仍将继续深入发展,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也将继续发挥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即经济复苏并不会和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同步。
2003～2008年美国以金融创新和资产泡沫支撑的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创造了大量有效需求,加之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本应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较高的通胀。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讲,“低通胀”的最终形成必然要求有正向的供给端因素,通过技术进步等方式来抵消需求高涨带来的通胀压力。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科技创新可以更便捷地扩散从而带来技术进步,劳动力虽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但却可以通过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事实上增加了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上述正向的供给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危机前全球的通胀压力。
当前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强确实干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各国普遍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资本的逐利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决定了各国经济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即使未来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也会被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所抵消,不会对最终消费品价格构成显著压力。
三、产业转移仍有空间和下游市场充分竞争决定了最终消费品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空间看,虽然我国会逐步走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价格长期趋于上升,但是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加之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国家有相当强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潜力,未来国际市场上最终消费品价格仍将维持在低位。2003～2008年,我国提供大量价格低廉的最终消费品是世界经济能够保持吖氐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客观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2亿人,将在未来15年内基本转移完毕,已经到了转变主要依靠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关键时期。在主观上,危机前我国已经始主动转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实施了出台新《劳动合同法》、调整加工贸易限制与禁止类目录和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多种政策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时打乱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未来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和增加出口的福利效应乃是大势所趋。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出口产品价格将趋于提高。
应当看到,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出口大量廉价最终消费品,是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的。我国未来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更多地来源于产品品质和产品层次的提高,印度、越南等国将凭借其劳动力价格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填补我国产业升级后留下的空白,从而保持低价最终消费品供给的连续性。印度、越南等国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2008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3315美元和1061美元。这种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对24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所作的—份调查报告,在最受青睐的五个投资目的国中,我国排名第一,印度排名第三。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这些国家必将更多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好地发挥其非熟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最终消费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同国家间、同一国家的不同企业间均存在竞争关系,导致在这个市场上供给方提价能力有限,单方提价必然受损。这一竞争格局不会因我国的产业升级以及印度、越南等国更多地进入该市场而改变,因此,如果供给可以保持连续的话,最终消费品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
四、农产品价格是通胀主要风险所在
从投入产出关系看,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虽同为初级产品,但与通胀率的关系截然不同,决定未来通胀风险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能源资源产品绝大部分总产出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消耗掉,以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为95.8%,金属矿采选业为97.9%,也就是说石油、铁矿石价格上涨压力绝大部分传导至下游行业,而 非直接到达最终消费品市场,因此也就有可能被供给端因素化解。对农产品而言,除了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外,其本身就是重要的最终消费品,2002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仅为57.2%,即农产品价格上涨会直接引起通胀率的提高。在2003～2008的5年间,我国2008年的通胀率为4.8%,其余年份均不足4%,而这一午恰恰是国际农产品价格提高最快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这一年谷物类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30.9%。
与其他最终消费品不同,农产品的供给具有脆弱性,易受到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增加了未来通胀走势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传统能源价格连年上涨,催生了对新能源的需求,进而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是2007年前后国际农产品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纷纷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视其为未来经济增长点加以重点培育,有可能再次催生农产品需求高涨,增加未来通胀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个基本结论是,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最终消费品价格不会大幅上涨,全球通胀率将维持在低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简单地由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验推出世界经济将出现高通胀。通货膨胀的表现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全面持续上涨,目前这—领域产能过剩;同时,即使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再度上涨,由于下游市场的充分竞争、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以及最终消费品供给可保持连续等因素,也不会对最终消费品价格构成显著压力。农产品价格虽有可能提高,但从实践看,各国往往在核心通胀率中剔出农产品价格,其较少地作为政策取向的参照物。
全球通胀率维持在低位,在形式上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但是最终的通胀率是需求供给、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变动的结果,对于我国而言,2003～2007年“高增长、低通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成本。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主要生产最终消费品,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产品大量依靠进口,在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连年上涨的同时。由于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充分竞争眭,我国无法有效地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形成了“高价进、低价出”的局面,事实上造成我国承担了很多全球通胀成本,是福利的损失。面临原材料涨价的局面,我国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行业不得不压低成本,工人工资增长缓慢,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事实上强化了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美国消费、东亚生产的模式短期难于根本改变,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如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再度上涨,我国又将承担很多通胀成本。
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承担加工组装环节,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三年五载是难于根本改变的,因此,未来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尽可能化解外来通胀压力,短期长期相结合,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一)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的关键时期,很多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应以实体经济的运行确定货币政策取向,在尚未完全企稳时,不改变货币政策取向,当然可视情况对政策力度和政策重点进行微调。能源资源产品、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蕴藏着许多需求和供给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应较少地作为确定政策取向的参照物。
(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根据美元汇率走势调整人民币汇率
由于财政赤字飙升、流动性激增,美元面临长期贬值压力,一旦美元贬值必将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如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必将强化“高价进、低价出”,重蹈2003~2005年美元贬值时我国福利损失的覆辙,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构成不利影响,因此,如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需对其升值。
(三)未雨绸缪,完善对农产品价格的制度安排
我国在国内、国外农产品间形成了防波堤式的制度安排,但事实表明,由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程度远超以往,我国农产品价格往往不能独善其身。虽然不宜作为政策取向的参考物,但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确实会对低收入者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需完善有关机制,确定农产品价格波动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后,则增加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帮助其渡过难关。
(四)以“走出去”促产业升级,外移通胀压力
加快海外能源资源开发力度,鼓励购并国外企业,以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供给的安全性。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的投资便利化措施,积极在东南亚、非洲的条件成熟地区配置我国的生产网络,将落后和过剩产能外移,从而将通胀成本外移,并促进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