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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金秋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就要发作一次。
今年诺贝尔奖各类奖项陆续揭晓后，“钱永健”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这位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因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堂侄的身份而备受国人关注，给深陷“诺贝尔焦虑症”的国人些许安慰——事实上，钱永健在美国长大，从小受西方教育，连中文说得都不流利……
诺贝尔奖不只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更是一个国家尖端学术实力的结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长长的获奖名单上，如果始终是那个似乎永远静止的零，国人难免巨大的失落与惆怅。
不久前，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人才众多、经济高速发展，对科研的发展也非常热心，相信经过20年至30年的发展，要拿到诺贝尔奖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更多专家认为，与其猜测“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拿诺贝尔奖”，还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中国人究竟如何才能拿诺贝尔奖”？假如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不改变的话，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还将持续下去。
日本人频频获奖的启示
2008年诺贝尔奖各奖项陆续揭晓后，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外，事实上，日本科学家成为大赢家。截至目前，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6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2000年以来已有8次。
同是东方人，日本人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秘密”何在？
2001年3月，日本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专家认为，日本的科研制度，值得中国学习。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
此前，很多人抱怨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是因为科研经费少；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科研投入，但是，有望问鼎诺贝尔奖的重大原创成果，还是没有出现……
为经费而“科研”，如何能出大师？
中国科学家为何不能复制“日本奇迹”？
专家认为，这些年中国科研投入确实多了，但是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却让我们的科研人员为经费而“科研”，以争取到经费为最根本任务，这种学术环境，如何产生大师？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李林芳说：“一些科研组长热衷于争取经费，活动能力很强，再说打着中科院有机所的牌子出去，人家多少都会重点关照。这样，不少人手中拿着几百万、上千万，日子好过了就不思进取。奖金由组长自己支配。有些人往往以钱为目的，而不是以科研兴趣为目的，科研成了谋生手段。”
熊丙奇说，目前在科研经费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一些在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往往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他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
他说，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许多人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
基础研究人才如何才不“灰溜溜”？
人所皆知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静下心来。但在如今的科研资源配置模式下，能争取到经费的，分外吃香；埋头做学问的，无人理睬。正所谓“活动家”大行其道，搞基础研究的，反而灰头土脸。
来自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李林芳说：“前几年，我们所里搞基础研究的，有点灰溜溜的感觉。”
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不能只搞“短、平、快”的东西。如果不做基础研究，就是违背科学规律。基础研究可以促进科技储备，是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大国，人家不把关键成果、核心技术给我们。基础研究哪怕三年五年不冒泡，也一定要舍得花钱。所谓创新集成，就是发挥基础研究的结合优势。只有整体实力强了，才能整体提高。如果只是某个方面单兵冒进，就会出现短板效应。我们常讲中国和发达国家有“20年的差距”，其实就是集成优势的差距。
他以有机化学为例：“有人讲有机化学是‘调料’、‘味精’，没法唱主角。但是每一道菜都需要你，否则就出不来那个味道。大庆油田在老油田找油，就要加我们所研制的催化剂，这个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专家们认为，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但是现在的体制是“鼓励”浮在上面的人，而不是潜心科研的人。
“我要问，我们科技领域需要的是伽利略还是黄禹锡？”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显然是需要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他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就是喜欢钻研，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
汪品先认为，现在热爱科学而做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而是活动专家、关系专家。
他同时叹息说：“年轻人不去申请经费，没有奖金，就什么都没有，不要说搞科研，连房子贷款都还不了。只要有了成果就可以换钱，换钱用来还贷款。真是斯文扫地。”
科研成果评价机制需要改革
科研经费配置导致种种乱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
高教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唐安国教授认为，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值得借鉴：第一，公示制度，主动引入社会反方机制，有质疑都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都会有调查，在查清前不会颁奖。有很多研究成果在公示与得奖之间，等待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第二，推荐人制度，诺贝尔奖评委会有一个专家库，专家都是以人格担保独立推荐，推荐后评委会在其中不断筛选。
但是，我国当前的科研成果评价体制问题很大，不是以社会效益、市场效益看成果，而是盲目崇拜学术权威。同时，“小圈子”现象突出也阻碍了鉴定专家说真话。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现了“汉芯造假”事件，震惊一时，成为近年来最典型的科研造假事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科研成果评价环节上出了极大漏洞。
汪品先说，现在的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一些专家滥用“院士”等名头，在不熟悉的领域信口开河、乱开支票。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汪品先说：“我参加过一次863项目的专家鉴定会，课题组要做一个20米长的海底取样机。我发言说，法国人都已经做到50米了。你们至少要把情报收集齐了再说，我可以帮助你收集资料。结果，那次评审会砸了。第二次评审会，重新再评，我还敢去吗？我推说我没有时间了。这些评审会都是形式主义，事前都已经定了。”出于对科学的负责，汪品先院士说他现在基本不参加评审、鉴定之类的会议。
汪品先又举一个例子说：“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教授认为，科研成果是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评价的，即使做出来也往往有偏差。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大跃进的心态。反观诺贝尔奖，大多是过了几十年才评定颁发的。
熊丙奇说，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更不现实。所以，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编辑：卢劲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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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10月8日与日本人下村修以及美国人马丁·沙尔菲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钱永健195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长大。他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包括：1991年，帕萨诺基金青年科学家奖；1995年，比利时阿图瓦－巴耶－拉图尔健康奖；1995年，盖尔德纳基金国际奖；1995年，美国心脏学会基础研究奖；2002年，美国化学学会创新奖；2002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海内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奖；2004年，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以色列沃尔夫奖医学奖。
今年诺贝尔奖各类奖项陆续揭晓后，“钱永健”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这位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因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堂侄的身份而备受国人关注，给深陷“诺贝尔焦虑症”的国人些许安慰——事实上，钱永健在美国长大，从小受西方教育，连中文说得都不流利……
诺贝尔奖不只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更是一个国家尖端学术实力的结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长长的获奖名单上，如果始终是那个似乎永远静止的零，国人难免巨大的失落与惆怅。
不久前，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人才众多、经济高速发展，对科研的发展也非常热心，相信经过20年至30年的发展，要拿到诺贝尔奖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更多专家认为，与其猜测“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拿诺贝尔奖”，还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中国人究竟如何才能拿诺贝尔奖”？假如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不改变的话，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还将持续下去。
日本人频频获奖的启示
2008年诺贝尔奖各奖项陆续揭晓后，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外，事实上，日本科学家成为大赢家。截至目前，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6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2000年以来已有8次。
同是东方人，日本人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秘密”何在？
2001年3月，日本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专家认为，日本的科研制度，值得中国学习。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
此前，很多人抱怨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是因为科研经费少；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科研投入，但是，有望问鼎诺贝尔奖的重大原创成果，还是没有出现……
为经费而“科研”，如何能出大师？
中国科学家为何不能复制“日本奇迹”？
专家认为，这些年中国科研投入确实多了，但是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却让我们的科研人员为经费而“科研”，以争取到经费为最根本任务，这种学术环境，如何产生大师？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李林芳说：“一些科研组长热衷于争取经费，活动能力很强，再说打着中科院有机所的牌子出去，人家多少都会重点关照。这样，不少人手中拿着几百万、上千万，日子好过了就不思进取。奖金由组长自己支配。有些人往往以钱为目的，而不是以科研兴趣为目的，科研成了谋生手段。”
熊丙奇说，目前在科研经费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一些在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往往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他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
他说，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许多人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
基础研究人才如何才不“灰溜溜”？
人所皆知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静下心来。但在如今的科研资源配置模式下，能争取到经费的，分外吃香；埋头做学问的，无人理睬。正所谓“活动家”大行其道，搞基础研究的，反而灰头土脸。
来自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李林芳说：“前几年，我们所里搞基础研究的，有点灰溜溜的感觉。”
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不能只搞“短、平、快”的东西。如果不做基础研究，就是违背科学规律。基础研究可以促进科技储备，是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大国，人家不把关键成果、核心技术给我们。基础研究哪怕三年五年不冒泡，也一定要舍得花钱。所谓创新集成，就是发挥基础研究的结合优势。只有整体实力强了，才能整体提高。如果只是某个方面单兵冒进，就会出现短板效应。我们常讲中国和发达国家有“20年的差距”，其实就是集成优势的差距。
他以有机化学为例：“有人讲有机化学是‘调料’、‘味精’，没法唱主角。但是每一道菜都需要你，否则就出不来那个味道。大庆油田在老油田找油，就要加我们所研制的催化剂，这个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专家们认为，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但是现在的体制是“鼓励”浮在上面的人，而不是潜心科研的人。
“我要问，我们科技领域需要的是伽利略还是黄禹锡？”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显然是需要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他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就是喜欢钻研，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
汪品先认为，现在热爱科学而做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而是活动专家、关系专家。
他同时叹息说：“年轻人不去申请经费，没有奖金，就什么都没有，不要说搞科研，连房子贷款都还不了。只要有了成果就可以换钱，换钱用来还贷款。真是斯文扫地。”
科研成果评价机制需要改革
科研经费配置导致种种乱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
高教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唐安国教授认为，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值得借鉴：第一，公示制度，主动引入社会反方机制，有质疑都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都会有调查，在查清前不会颁奖。有很多研究成果在公示与得奖之间，等待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第二，推荐人制度，诺贝尔奖评委会有一个专家库，专家都是以人格担保独立推荐，推荐后评委会在其中不断筛选。
但是，我国当前的科研成果评价体制问题很大，不是以社会效益、市场效益看成果，而是盲目崇拜学术权威。同时，“小圈子”现象突出也阻碍了鉴定专家说真话。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现了“汉芯造假”事件，震惊一时，成为近年来最典型的科研造假事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科研成果评价环节上出了极大漏洞。
汪品先说，现在的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一些专家滥用“院士”等名头，在不熟悉的领域信口开河、乱开支票。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汪品先说：“我参加过一次863项目的专家鉴定会，课题组要做一个20米长的海底取样机。我发言说，法国人都已经做到50米了。你们至少要把情报收集齐了再说，我可以帮助你收集资料。结果，那次评审会砸了。第二次评审会，重新再评，我还敢去吗？我推说我没有时间了。这些评审会都是形式主义，事前都已经定了。”出于对科学的负责，汪品先院士说他现在基本不参加评审、鉴定之类的会议。
汪品先又举一个例子说：“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教授认为，科研成果是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评价的，即使做出来也往往有偏差。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大跃进的心态。反观诺贝尔奖，大多是过了几十年才评定颁发的。
熊丙奇说，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更不现实。所以，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编辑：卢劲杉
链接
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10月8日与日本人下村修以及美国人马丁·沙尔菲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钱永健195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长大。他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包括：1991年，帕萨诺基金青年科学家奖；1995年，比利时阿图瓦－巴耶－拉图尔健康奖；1995年，盖尔德纳基金国际奖；1995年，美国心脏学会基础研究奖；2002年，美国化学学会创新奖；2002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海内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奖；2004年，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以色列沃尔夫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