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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技术因素设计了FDI技术水平和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并利用相关指标对中国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衡量与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关系模型和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相关计算和估计结果显示，1994—2010年，中国FDI技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但在2006年之后，FDI技术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并被内资企业超越；1994—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不断上升，中等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自1996年之后一直呈下降态势，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并未得到实质性优化；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中国内资企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未表现出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本文最后给出了中国提高FDI技术水平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FDI；技术水平；贸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2-0116-10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出口贸易从规模上对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FDI和出口贸易不仅要从规模上同其他经济增长方式相互协调，而且要从质量和结构上加强自身优化，即提高FDI技术水平和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是，如何衡量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中国目前的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何种状况，怎样才能有效地优化这两个经济变量等，这些问题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成熟的研究框架。因此，有必要对中国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准确地衡量与评价，并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水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FDI技术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不同。Javorcik等［1］、许罗丹等［2］、Fortanier［3］，对不同来源地的FDI对东道国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展开了研究。郭熙保和罗知的研究将FDI技术水平作为特征变量之一研究了FDI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4］。他们采用了FDI来源国每百万人中技术人员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FDI技术水平，权重为相应来源国流入中国的FDI流量占中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
与FDI技术水平相比，关于贸易结构的研究则丰富和深入得多。自从Leontief［5］对美国贸易结构进行经验分析并得出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以来，对贸易结构的经验分析受到了广泛重视。目前，多数学者认同商品的贸易结构等同于要素的贸易结构［6］，并且认识到了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在解释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7］。Trefler在分别假设各国技术结构相同和技术结构不同的基础上，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8］。结果显示，技术差异的引入并没有使要素禀赋理论被证伪，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支持［9］，也符合Leontief提出的观点［5，10］。
鉴于技术因素在衡量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运用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开发出多种不同的贸易结构衡量方法。Grossman和Helpman对技术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1］。Feenstra［12-13］、Feenstra和Kee［14］等，详细论述了贸易产品的种类及其与技术进步、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贸易产品的种类是决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重要因素。詹晓宁和葛顺奇从出口产品构成、参与世界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各国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中出口增长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贸易竞争力在全球的位次［15］。关志雄用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16］。Holst和Weiss用技能密集部门与非技能密集部门劳动增加值之比作为权数，提出了显示劳动技能贸易指数（ELST）［17］。王永齐从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的相对数量角度构造了贸易结构衡量指标，并研究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8］。Hausmann等提出用“产品对应的收入水平”衡量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作为产品技术含量的衡量指标［19］。Lall等提出了“复杂性指数”的概念来衡量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20］。樊纲等通过完善关志雄［16］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用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作为识别贸易品技术附加值高低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四种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21］。Rodrik利用编码协调制度六位码（HS-6）产品分类标准计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所体现的生产率水平的3倍左右［22］。杜修立和王维国进一步修正了樊纲等［21］的贸易品技术含量指标的权重赋值方法，提出了一套分析经济体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新方法［23］。鲁晓东和李荣林分析了传统的RCA指数在衡量比较优势时的优劣，并在构造比较优势指标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24］。杨汝岱和朱诗娥以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作为衡量贸易品结构的指标，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和技术结构均呈现较强的阶段性特征［25］。施炳展和李冲望利用改进的标准化贸易均衡指数（NB）和转移矩阵技术，研究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特征［26］。
现有文献关于FDI与贸易之间的研究很多，但关于FDI与贸易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江小涓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这类“易流动”的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和重组，能够较快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结构和贸易结构。通过引进FDI和购买先进技术等方式，中国在保持劳动力丰富这一特点的同时，迅速增加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增加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计量分析表明，跨国投资作为各种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对出口增长与出口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27-28］。冼国明等［29］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李辉文论述了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的两种途径：自身发展导致的变化和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变化［30］。
蒋瑛和谭新生的研究发现，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和贸易竞争力提高具有正面效应，然而引进FDI并未使中国贸易竞争力得以真正提高［31］。周靖祥和曹勤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FDI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随着FDI的流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32］。
二、指标衡量与评价
1.中国FDI技术水平的衡量与评价
（1）指标设定
从FDI承载技术因素的特点和FDI流入东道国的过程来看，FDI技术水平可通过来源地的技术水平、FDI在东道国行业技术分布结构和FDI在东道国的实际产出效率三个角度来衡量。与之相对应，可采取如下三个衡量指标：
一是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即FDI来源地技术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源地的技术指标主要包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专利申请数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等。 历年的《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和《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均采用上述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FDI来源地技术水平的指标，加权方式为相应来源地的FDI流量占东道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即有如下公式：
［12］ Feenstra, R. C. New Product Varie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1)：157-177.
［13］ Feenstra, R. C.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2.
［14］ Feenstra, R. C.，Kee, H. L.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R］. NBER working paper 10830, 2004.
［15］ 詹晓宁，葛顺奇. 出口竞争力与跨国公司FDI的作用［J］. 世界经济，2002，（11）：19-25.
［16］ 关志雄. 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J］. 国际经济评论，2002，（7-8）：5-12.
［17］ Holst, D. R.，Weiss, J. ASEN and China: Export Rivals or Partners in Regional Growth?［J］. The World Economy, 2004, 27(8)：1255-1274.
［18］ 王永齐. 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因果关系的检验［J］. 世界经济，2004，（11）：31-40.［19］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R］. NBER Working Paper（11905）, 2005.
［20］ Lall，S., Weiss, J.，Zhang, J.T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2)：222-237.
［21］ 樊纲，关志雄，姚枝仲. 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 经济研究，2006，（8）：70-80.［22］ 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R］. NBER Working Paper（11947）, 2006.
［23］ 杜修立，王维国. 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 经济研究，2007，（7）：137-151.
［24］ 鲁晓东，李荣林.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检验［J］. 世界经济，2007，（10）：39-48.
［25］ 杨汝岱，朱诗娥.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1978—2006［J］. 财贸经济，2008，（2）：112-120.
［26］ 施炳展，李冲望. 中国贸易结构在改善吗?——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J］. 财贸经济，2009，（2）：89-95.
［27］ 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8］ 江小涓，等. 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与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9］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 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J］. 南开经济研究，2003，（1）：45-48.
［30］ 李辉文.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兼评“比较优势陷阱”［J］. 经济评论，2004，（1）：42-47.
［31］ 蒋瑛，谭新生.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竞争力［J］. 世界经济，2004，（7）：51-54.
［32］ 周靖祥，曹勤. 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与TVP模型的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24-36.
（责任编辑：杨全山）
关键词：FDI；技术水平；贸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2-0116-10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出口贸易从规模上对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FDI和出口贸易不仅要从规模上同其他经济增长方式相互协调，而且要从质量和结构上加强自身优化，即提高FDI技术水平和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是，如何衡量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中国目前的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何种状况，怎样才能有效地优化这两个经济变量等，这些问题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成熟的研究框架。因此，有必要对中国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准确地衡量与评价，并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水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FDI技术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不同。Javorcik等［1］、许罗丹等［2］、Fortanier［3］，对不同来源地的FDI对东道国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展开了研究。郭熙保和罗知的研究将FDI技术水平作为特征变量之一研究了FDI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4］。他们采用了FDI来源国每百万人中技术人员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FDI技术水平，权重为相应来源国流入中国的FDI流量占中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
与FDI技术水平相比，关于贸易结构的研究则丰富和深入得多。自从Leontief［5］对美国贸易结构进行经验分析并得出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以来，对贸易结构的经验分析受到了广泛重视。目前，多数学者认同商品的贸易结构等同于要素的贸易结构［6］，并且认识到了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在解释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7］。Trefler在分别假设各国技术结构相同和技术结构不同的基础上，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8］。结果显示，技术差异的引入并没有使要素禀赋理论被证伪，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支持［9］，也符合Leontief提出的观点［5，10］。
鉴于技术因素在衡量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运用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开发出多种不同的贸易结构衡量方法。Grossman和Helpman对技术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1］。Feenstra［12-13］、Feenstra和Kee［14］等，详细论述了贸易产品的种类及其与技术进步、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贸易产品的种类是决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重要因素。詹晓宁和葛顺奇从出口产品构成、参与世界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各国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中出口增长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贸易竞争力在全球的位次［15］。关志雄用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16］。Holst和Weiss用技能密集部门与非技能密集部门劳动增加值之比作为权数，提出了显示劳动技能贸易指数（ELST）［17］。王永齐从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的相对数量角度构造了贸易结构衡量指标，并研究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8］。Hausmann等提出用“产品对应的收入水平”衡量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作为产品技术含量的衡量指标［19］。Lall等提出了“复杂性指数”的概念来衡量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20］。樊纲等通过完善关志雄［16］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用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作为识别贸易品技术附加值高低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四种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21］。Rodrik利用编码协调制度六位码（HS-6）产品分类标准计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所体现的生产率水平的3倍左右［22］。杜修立和王维国进一步修正了樊纲等［21］的贸易品技术含量指标的权重赋值方法，提出了一套分析经济体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新方法［23］。鲁晓东和李荣林分析了传统的RCA指数在衡量比较优势时的优劣，并在构造比较优势指标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24］。杨汝岱和朱诗娥以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作为衡量贸易品结构的指标，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和技术结构均呈现较强的阶段性特征［25］。施炳展和李冲望利用改进的标准化贸易均衡指数（NB）和转移矩阵技术，研究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特征［26］。
现有文献关于FDI与贸易之间的研究很多，但关于FDI与贸易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江小涓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这类“易流动”的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和重组，能够较快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结构和贸易结构。通过引进FDI和购买先进技术等方式，中国在保持劳动力丰富这一特点的同时，迅速增加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增加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计量分析表明，跨国投资作为各种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对出口增长与出口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27-28］。冼国明等［29］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李辉文论述了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的两种途径：自身发展导致的变化和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变化［30］。
蒋瑛和谭新生的研究发现，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和贸易竞争力提高具有正面效应，然而引进FDI并未使中国贸易竞争力得以真正提高［31］。周靖祥和曹勤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FDI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随着FDI的流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32］。
二、指标衡量与评价
1.中国FDI技术水平的衡量与评价
（1）指标设定
从FDI承载技术因素的特点和FDI流入东道国的过程来看，FDI技术水平可通过来源地的技术水平、FDI在东道国行业技术分布结构和FDI在东道国的实际产出效率三个角度来衡量。与之相对应，可采取如下三个衡量指标：
一是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即FDI来源地技术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源地的技术指标主要包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专利申请数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等。 历年的《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和《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均采用上述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FDI来源地技术水平的指标，加权方式为相应来源地的FDI流量占东道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即有如下公式：
［12］ Feenstra, R. C. New Product Varie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1)：157-177.
［13］ Feenstra, R. C.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2.
［14］ Feenstra, R. C.，Kee, H. L.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R］. NBER working paper 10830, 2004.
［15］ 詹晓宁，葛顺奇. 出口竞争力与跨国公司FDI的作用［J］. 世界经济，2002，（11）：19-25.
［16］ 关志雄. 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J］. 国际经济评论，2002，（7-8）：5-12.
［17］ Holst, D. R.，Weiss, J. ASEN and China: Export Rivals or Partners in Regional Growth?［J］. The World Economy, 2004, 27(8)：1255-1274.
［18］ 王永齐. 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因果关系的检验［J］. 世界经济，2004，（11）：31-40.［19］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R］. NBER Working Paper（11905）, 2005.
［20］ Lall，S., Weiss, J.，Zhang, J.T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2)：222-237.
［21］ 樊纲，关志雄，姚枝仲. 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 经济研究，2006，（8）：70-80.［22］ 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R］. NBER Working Paper（11947）, 2006.
［23］ 杜修立，王维国. 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 经济研究，2007，（7）：137-151.
［24］ 鲁晓东，李荣林.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检验［J］. 世界经济，2007，（10）：39-48.
［25］ 杨汝岱，朱诗娥.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1978—2006［J］. 财贸经济，2008，（2）：112-120.
［26］ 施炳展，李冲望. 中国贸易结构在改善吗?——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J］. 财贸经济，2009，（2）：89-95.
［27］ 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8］ 江小涓，等. 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与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9］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 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J］. 南开经济研究，2003，（1）：45-48.
［30］ 李辉文.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兼评“比较优势陷阱”［J］. 经济评论，2004，（1）：42-47.
［31］ 蒋瑛，谭新生.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竞争力［J］. 世界经济，2004，（7）：51-54.
［32］ 周靖祥，曹勤. 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与TVP模型的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24-36.
（责任编辑：杨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