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称谓？简单地说就是名字，此外还包括在社会上担任的某种职务或被法定授予的荣誉称号。一个人必须有名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名字，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
　　什么叫称谓迷恋？就是陶醉于在真实的称谓之外附加上太多的形容词、修饰语，或刻意用华丽而不实的其它“爱称”、“誉称”来取代，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快感。这样的事，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人来说，都未必有益甚而注定无益。
　　如前所述，称谓的最初所指，无非就是名字。但什么事物一经具有或添加了社会属性，称谓也就多元化或多彩化起来。尤其是爱称、敬称以及自称，又大多是褒义的，而且那种褒义又常常是被放大了的，甚而虚夸了的。这样的事有时只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有时则发生在某个国家身上。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事，中国古代的例子很多。如一个有地位、有名气的人，除了名字之外还会有头衔、雅称、誉称（包括褒义的符号）等等。那样的事毕竟只限于个人，没有深谈的必要。若是那样的事盛行于某个国家，就有必要细究一番了。许许多多褒义的称谓，如果名副其实，并有助于强化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大好事，理应提倡。如果那样的褒义称谓只是一种盲目式的自我膨胀、自我得意，就有害而无益了。因此，对称谓也要讲求真实性，讲求科学性。
　　例如中国古代，只要取得了政权、定了国号，十之八九都自称“天邦大国”。或是在国号前头加上一个“大”字，如“我大汉”、“我大唐”直至“我大清”之类。真能确实大、永远大么？历史证明并非如此。
　　中国古今对称谓的迷恋延续得太久了。古代的事不必多说了，这里只说现代的事。如今，闪光的称谓越来越多。除了实衔（如职务、职位、职称）之外，虚衔也与日俱增，如“新秀”、“明星”、“精英”、“大师”等等。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称谓越少越好。只有名字本身而别无多余的泛称、誉称、诨称（绰号），就更接近于本身。《水浒》中108个好汉（包括女好汉）都有绰号，如李逵诨名“黑旋风”，刘唐诨名“赤发鬼”，孙二娘诨名“母夜叉”等等。听起来都很美，很不凡。但在实际上，那样的人能组成正规军么？能进行名副其实的战斗、战争么？注定不能。所以，梁山军的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是散兵游勇，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中国历史上，假如有一个民族（如汉、蒙、满等等）在取得了政权并成为统治者之后，不以“老大”自居，能够平等待人，这个朝代的寿命都不会那样短。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其原因就包括不称霸，不自宠，不慕虚名，不以这样那样的“老大”自居。对这样的事，我们应当赞许。但是国事中和国民中的称谓迷恋之风，并未彻底克服，有时还常常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价值体现”。如各种级别、各种门类、各种主题的会议上，与会者多至千人、百人少至几十人、十几人，人们最关注的往往不在于会议的内容本身，而在于台上之人的称谓（尤其是头衔）。虽然尊重称谓不一定是什么缺点，甚而是社会需要，但一个社会首先看到的是称谓，到处看到的是称谓，侧耳听到的是称谓，并成为人的主要兴趣，这就应当入深地理解孔老夫子当年的大声疾呼：“必也正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