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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告诉我：“一部好的戏决不是演出时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不断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乃至思考整个人类。”
今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市纪委的宣传部长在闲谈时对我说：“您能不能写个反腐的戏？现在的形势很需要。”我认真考虑着，但没有吭声。她又说：“您就写当年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件，行不行？”我停了一下才回答：“让我好好想一想。”
没有刘张的“刘张事件”
老实说，多年以来主旋律作品已经“主”不起来了，既没有人写，又没有人演，当然也就没有人看。在“金钱拜物教”的诱惑下，一个时期舞台上、屏幕上被“搞笑”、“作秀”、“怪异”、“瞎编”、“胡闹”等等作品占领，多数观众看了哭笑不得，又毫无办法。
然而，我毕竟是一个老剧作家，脑子里有一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即戏剧作品不能搞廉价的搞笑而回避矛盾，当然写矛盾也不能是标语口号式的，一定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去写矛盾和斗争，这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于是，经过反复的思考以后，把结果告诉了宣传部长——我可以写，但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
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要考虑好的是角度问题。同样的题材由于角度不同可以收到完全相异的效果。多年来已有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包括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其角度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即按照生活中事件的发展过程，从刘、张的思想变化写起，到生活的奢侈糜烂；再从贪污浪费写起，最后是“东窗事发”依法逮捕，同时被处以死刑。
老实说，这种角度很难写出新意来，也很难写出深意来，只能是“照相式”的、雷同式的生活重复，只能见事不见人，不容易吸引观众，更不容易打动观众。这大约还是没有突破文艺创作上公式化和慨念化的窠臼吧。
为了不再走老路，我在布局上花了大工夫。最终，这部戏里连刘、张两个人物都没出现，更没有简单展示他们的犯罪经过，而是着手描写毛泽东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纠结有多少，有多重，有多复杂，有多尖锐。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关键节点上，开创了反腐败斗争的先河。但要把两个过去有功的老红军、曾经同甘共苦的同志兄弟杀掉，确乎是有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把毛泽东处于关键时刻的灵魂深处展现出来，这正是剧本要写的主要内容。
让毛泽东成为一个“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把毛泽东表现为一个人，而不是表现为一个神，这样才能为广大观众所真正接受，并产生精神影响。
戏中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典型的、极为重要的、不可代替的，即在进京赶考的日子里，必须交出第一份合格的答卷。也就是由老百姓所发出的考题——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何替老百姓掌好权、用好权。这是半点也不能够含糊的，否则就会重蹈当年李自成的覆辙。
由于“大顺王朝”进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仅仅当了18天皇上的李自成被迫弃京而逃，一败涂地。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决不能当李自成”的深刻根由。
然而，决不能当李自成又谈何容易呢？自古以来发生的铁一般历史事实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的历史也就与腐化堕落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受到宗教教义约束的古老西方，还是受到严刑峻法约束的古老东方，一律概莫能外不能逃脱。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不能毫不犹豫地向腐化堕落挥动“开国第一刀”，便成了不容回避的、必须作出答复的历史命题。
在这种规定情境里，我们不止要塑造一个高大上的毛泽东，更应该塑造出一个生活的、具体的、艺术的毛泽东，那就是一位具有诗人艺术家气质的政治家。
戏中，毛泽东在议论人生中生与死的重大话题时，设计了这样一段台词：“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了，骨灰要撒到长江里去喂鱼，你们就对武昌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做物质不灭论嘛。”
言为心声。大约，只有诗人艺术家才能具有这样非凡的浪漫想象天地，才能具有这样生动、幽默、诙谐、智慧、独到、动人又说理的语言表现魅力吧。
好戏是观众离开剧场后的思考
于是之曾经说过：“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只有含蓄的创作风格才能收到有力、深刻、感人和持久的艺术效果。
在这方面，曹禺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记得，他在指导写戏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就学不会含而不露呢？”想想看，这是相当难做到的。写戏首先要求具有入木三分的“内含”，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欲言又止的“不露”。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老师什么才算是优秀的好戏时，他的回答如下：“一部好的戏决不是演出时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不断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乃至思考整个人类。”
老实说，我是极力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但是做得并不令人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
《叩问》这部戏里也是如此。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曲折坎坷，复杂尖锐，乃至大起大落。他在對待刘、张的问题上，先是爽快地同意逮捕法办，并且激动地提出要杀掉头；再是变成是否再给予他们一个存活的机会；又是一定要杀掉他们两个，以平民愤，警示众人；同时还是“处决不要子弹打脑袋”，“用上好的棺木厚葬”、“家属不以反革命对待”和“国家抚养其子女长大成人”；最终竟然是，在执行死刑以后，自己的心里却再此掀起波澜，惋惜之情依然挥之不去……
我认为，戏中有两句台词可能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可以算得上是具有“含而不露”风格的。刘、张处决死刑以后，天上飘落着纷纷杨扬的雪花，毛泽东脸色凝重，久久大口地吸烟，王秘书报告什么事情都不应声，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突然，他没头没脑地问：“他们两个有多大年纪？”王秘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停了片刻才回答：“一个35岁，一个37岁。”毛泽东又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张子善没有娃，刘青山有3个娃，一个7岁、一个4岁，一个才半岁啊 ……”
古人云：“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艺无止境也。我想，虽然干了多半辈子的戏了，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追求上，自己还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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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撰写的话剧《叩问》，反映建国初期，党中央处置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历史过程。
今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市纪委的宣传部长在闲谈时对我说：“您能不能写个反腐的戏？现在的形势很需要。”我认真考虑着，但没有吭声。她又说：“您就写当年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件，行不行？”我停了一下才回答：“让我好好想一想。”
没有刘张的“刘张事件”
老实说，多年以来主旋律作品已经“主”不起来了，既没有人写，又没有人演，当然也就没有人看。在“金钱拜物教”的诱惑下，一个时期舞台上、屏幕上被“搞笑”、“作秀”、“怪异”、“瞎编”、“胡闹”等等作品占领，多数观众看了哭笑不得，又毫无办法。
然而，我毕竟是一个老剧作家，脑子里有一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即戏剧作品不能搞廉价的搞笑而回避矛盾，当然写矛盾也不能是标语口号式的，一定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去写矛盾和斗争，这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于是，经过反复的思考以后，把结果告诉了宣传部长——我可以写，但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
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要考虑好的是角度问题。同样的题材由于角度不同可以收到完全相异的效果。多年来已有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包括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其角度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即按照生活中事件的发展过程，从刘、张的思想变化写起，到生活的奢侈糜烂；再从贪污浪费写起，最后是“东窗事发”依法逮捕，同时被处以死刑。
老实说，这种角度很难写出新意来，也很难写出深意来，只能是“照相式”的、雷同式的生活重复，只能见事不见人，不容易吸引观众，更不容易打动观众。这大约还是没有突破文艺创作上公式化和慨念化的窠臼吧。
为了不再走老路，我在布局上花了大工夫。最终，这部戏里连刘、张两个人物都没出现，更没有简单展示他们的犯罪经过，而是着手描写毛泽东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纠结有多少，有多重，有多复杂，有多尖锐。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关键节点上，开创了反腐败斗争的先河。但要把两个过去有功的老红军、曾经同甘共苦的同志兄弟杀掉，确乎是有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把毛泽东处于关键时刻的灵魂深处展现出来，这正是剧本要写的主要内容。
让毛泽东成为一个“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把毛泽东表现为一个人，而不是表现为一个神，这样才能为广大观众所真正接受，并产生精神影响。
戏中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典型的、极为重要的、不可代替的，即在进京赶考的日子里，必须交出第一份合格的答卷。也就是由老百姓所发出的考题——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何替老百姓掌好权、用好权。这是半点也不能够含糊的，否则就会重蹈当年李自成的覆辙。
由于“大顺王朝”进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仅仅当了18天皇上的李自成被迫弃京而逃，一败涂地。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决不能当李自成”的深刻根由。
然而，决不能当李自成又谈何容易呢？自古以来发生的铁一般历史事实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的历史也就与腐化堕落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受到宗教教义约束的古老西方，还是受到严刑峻法约束的古老东方，一律概莫能外不能逃脱。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不能毫不犹豫地向腐化堕落挥动“开国第一刀”，便成了不容回避的、必须作出答复的历史命题。
在这种规定情境里，我们不止要塑造一个高大上的毛泽东，更应该塑造出一个生活的、具体的、艺术的毛泽东，那就是一位具有诗人艺术家气质的政治家。
戏中，毛泽东在议论人生中生与死的重大话题时，设计了这样一段台词：“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了，骨灰要撒到长江里去喂鱼，你们就对武昌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做物质不灭论嘛。”
言为心声。大约，只有诗人艺术家才能具有这样非凡的浪漫想象天地，才能具有这样生动、幽默、诙谐、智慧、独到、动人又说理的语言表现魅力吧。
好戏是观众离开剧场后的思考
于是之曾经说过：“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只有含蓄的创作风格才能收到有力、深刻、感人和持久的艺术效果。
在这方面，曹禺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记得，他在指导写戏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就学不会含而不露呢？”想想看，这是相当难做到的。写戏首先要求具有入木三分的“内含”，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欲言又止的“不露”。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老师什么才算是优秀的好戏时，他的回答如下：“一部好的戏决不是演出时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不断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乃至思考整个人类。”
老实说，我是极力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但是做得并不令人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
《叩问》这部戏里也是如此。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曲折坎坷，复杂尖锐，乃至大起大落。他在對待刘、张的问题上，先是爽快地同意逮捕法办，并且激动地提出要杀掉头；再是变成是否再给予他们一个存活的机会；又是一定要杀掉他们两个，以平民愤，警示众人；同时还是“处决不要子弹打脑袋”，“用上好的棺木厚葬”、“家属不以反革命对待”和“国家抚养其子女长大成人”；最终竟然是，在执行死刑以后，自己的心里却再此掀起波澜，惋惜之情依然挥之不去……
我认为，戏中有两句台词可能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可以算得上是具有“含而不露”风格的。刘、张处决死刑以后，天上飘落着纷纷杨扬的雪花，毛泽东脸色凝重，久久大口地吸烟，王秘书报告什么事情都不应声，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突然，他没头没脑地问：“他们两个有多大年纪？”王秘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停了片刻才回答：“一个35岁，一个37岁。”毛泽东又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张子善没有娃，刘青山有3个娃，一个7岁、一个4岁，一个才半岁啊 ……”
古人云：“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艺无止境也。我想，虽然干了多半辈子的戏了，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追求上，自己还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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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撰写的话剧《叩问》，反映建国初期，党中央处置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