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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鲍德里亚被誉为后现代理论大师,其学术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各个阶段都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本文仅针对其《消费社会》,对鲍德里亚早期的学术观点做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 鲍德里亚;马克思;消费社会;符号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14.5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思潮登上学术舞台,传统的理论框架以及构成这一框架的概念,开始受到后现代学者的批评,并由此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地反思。这一思潮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形成了后马克思时代哲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一思想大潮中,让•鲍德里亚是法国著名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伦纳就认为:“在某些圈子里让•鲍德里亚正不知不觉进入到文化场景的中心,在许多‘后现代’期刊和团体中,鲍德里亚正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正统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挑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理论的教父。学者们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时尚,而是对现代生活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挑战,并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鲍德里亚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于1929年出生在兰斯。尽管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但他自己的家庭已过渡到城市生活,并从事公务员的工作。他的生活环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他曾在公立中等学校努力工作,以补偿生活的不足,鲍德里亚在艰苦的条件下成为家庭中唯一一位研究学术的人,第一个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他曾经想做一名农艺师,但没有如愿,他曾经希望得到长期的大学教职,也没有成功(他现在已经退休)。私下里,鲍德里亚喜欢称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实际的割裂状态”。他说:“我总是存在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甚至与政治世界,而后者,我总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卷入其中……”鲍德里亚的这一回忆的话语,显现了他的理论风格:那就是总是走向边缘化,总是与现有的东西进行决裂,在根本上是同“现实”本身决裂,而这种决裂由于60年代之后那种乌托邦精神的消失,走向了一种悲观的境地。
1966年,鲍德里亚在南特和反结构主义者亨利•列弗菲尔一起完成了社会学的学位论文。后来,他在巴黎高师和罗兰•巴特建立了联系,并于1969年在《交流》发表了一篇论物品和符号功能的重要论文。鲍德里亚的《物品体系》(1968年)一书回荡着巴特的《时装体系》的声音。鲍德里亚是一个在后来反对符号但同时又用符号进行写作的人,他的大量言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为法国的日报《解放》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例子,当时他明确的声称:“1991年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由于人们谈论的总是过去,争论经常是乏味的”——鲍德里亚的观点的出发点与代码的意义和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有关,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真实的、自然的对象已为符号所掩盖,甚至已被其取代。
对“消费社会”的分析阶段,是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他还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主要是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在《消费社会》这本书中,鲜明地体现了鲍德里亚这种理论尝试,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思路上,有了明顯的超越。对于这本书,读书大学的L•P梅耶教授指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是对当代社会学的一大贡献,在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凡勃伦的《休闲阶级论》和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社会学书系中,鲍德里亚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他应有的位置。”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消费从属于生产,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要与满足。但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物体系时代的来临,消费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主动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地回应。他批判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需求实际上是生产的结果”,他认为“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才是正确的”。他说:“两者的意义又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需求体系,我们知道需求并不与相关的物有关,不是一个一个产生的,而是作为消费力量,作为更大的生产力范围里总体的支配性而出现的。”在书中他总结到:“在消费社会中,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所有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成为了消费品,在消费之光的照耀中,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
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物都只能存在于消费场中。
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的根据。因为消费社会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进入消费社会后,福利革命力图实现平等的诺言: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鲍德里亚说:“‘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人和一场原则上宣称人人平等,但又没有能够根本上实现这一革命遗嘱的继承者或执行者”。鲍德里亚认为,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里的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消费社会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幻觉,但正是这种幻觉使消费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外表,成为不在场的纯洁证明。与平等相关联的是增长的合法性。消费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承认丰裕的自然性,我们把物品的丰盛当作一种自然性的存在来接受。匮乏与不平等本身正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同样,关于匮乏与不平等的批判也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因为这种匮乏与不平等反而成为丰裕的合法性基础。消费社会的合法性与社会体制层面的合法性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在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弥漫开来。
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换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和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拜物教的深层表现在于,我们不再把自己的消费定位于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构成自己膜拜的对象。消费的过程中,表面上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在深层上,当这种消费品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没有消费就是没有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这构成了现代人的深层负罪感。消费成了消除这种负罪感的必然方式。
鲍德里亚是从双重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的,一方面他承袭了马克思分析生产社会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德波、勒菲伏尔特别是巴特德理论为基础,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在第一个层面上,他遵循的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路,把消费当作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与逻辑延伸。鲍德里亚坚持资本主义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坚持对消费社会的历史性与批判性分析,消费社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通过对符号内在运转过程来揭示消费,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第二重逻辑。由于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影响,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时,虽然在主导思路上遵循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但已经将符号学运用到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中。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分析逻辑中,消费才能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真实地呈现出来,即消费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领域,这个意义领域成为吸引着人们消费的“黑洞”,使人忘情地被吞没于其中,但在表层上,正是人主动进入的过程。如果物在消费社会中只是一个符号——物,那么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就是一种似符号学的结构,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要借用于符号学理论才能真正揭示其内在的逻辑。
鲍德里亚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消费受生产逻辑所支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在这个自组织领域中,一切物品都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物品,也就是说,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替换的了”。从符号学的观念来看,消费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是一个以符码编码组织起来的结构,而个别的消费行为就类似于语言的作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性的消费本身就是在语言意义的消费那打圈圈的过程。符号的变化关系导致了差异性的产生,这种差异性之间的替换关系才能形成具体消费品之间的系列关系,这种系列关系又似乎体现了“个性化”的要求,但实际上这种个性化的要求只是符码编码的必要要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构成了意义的产生过程,而差异则使意義可以无限地被生产出来,当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结合起来时,就完成了从意义向一时性形态的转变过程,这才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涵。在意义的这种产生过程中,符号以一种形式化的、去除内容的方式发生作用,这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的,因此说消费社会是一个主动的结构,也是在双重意义上说的:一是大众的主动的被吸收;一是消费变成了物体系的主动行为。这就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
消费被符号所操控,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符号操纵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使自己与他人不同,符号——物的意义就在与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中,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另一种支配与控制,即通过主动的进入到消费社会中,通过身份差异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以符号为基础的消费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动摇了加尔布雷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真实与虚假、人造与现实需要之间区分的有效性。在消费社会中,既不是物,也不是主体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是符号统治一切。鲍德里亚说,必须避免消费主义的批判和以复兴道德主义为代价的单一经济的观点。在阐述这一点时,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的分析结尾提出了一个观点作为他此后所有著作的试金石。这一观点是:在消费话语中,存在着一个反话语,即被拔高的话语的丰富性处处都会被消费社会的批判所复制——甚至达到广告常常有意戏仿广告的程度。鲍德里亚的局限性正好可以在现代科学本身的局限中找到。这就是:代码还不是完全的主导,鲍德里亚有力阐述的社会现实的克隆还不是事实,因为我们仍部分地生活在代码所及的范围之外。但他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的种种,值得我们反思与探究。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夏莹. 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鲍德里亚;马克思;消费社会;符号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14.5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思潮登上学术舞台,传统的理论框架以及构成这一框架的概念,开始受到后现代学者的批评,并由此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地反思。这一思潮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形成了后马克思时代哲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一思想大潮中,让•鲍德里亚是法国著名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伦纳就认为:“在某些圈子里让•鲍德里亚正不知不觉进入到文化场景的中心,在许多‘后现代’期刊和团体中,鲍德里亚正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正统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挑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理论的教父。学者们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时尚,而是对现代生活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挑战,并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鲍德里亚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于1929年出生在兰斯。尽管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但他自己的家庭已过渡到城市生活,并从事公务员的工作。他的生活环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他曾在公立中等学校努力工作,以补偿生活的不足,鲍德里亚在艰苦的条件下成为家庭中唯一一位研究学术的人,第一个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他曾经想做一名农艺师,但没有如愿,他曾经希望得到长期的大学教职,也没有成功(他现在已经退休)。私下里,鲍德里亚喜欢称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实际的割裂状态”。他说:“我总是存在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甚至与政治世界,而后者,我总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卷入其中……”鲍德里亚的这一回忆的话语,显现了他的理论风格:那就是总是走向边缘化,总是与现有的东西进行决裂,在根本上是同“现实”本身决裂,而这种决裂由于60年代之后那种乌托邦精神的消失,走向了一种悲观的境地。
1966年,鲍德里亚在南特和反结构主义者亨利•列弗菲尔一起完成了社会学的学位论文。后来,他在巴黎高师和罗兰•巴特建立了联系,并于1969年在《交流》发表了一篇论物品和符号功能的重要论文。鲍德里亚的《物品体系》(1968年)一书回荡着巴特的《时装体系》的声音。鲍德里亚是一个在后来反对符号但同时又用符号进行写作的人,他的大量言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为法国的日报《解放》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例子,当时他明确的声称:“1991年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由于人们谈论的总是过去,争论经常是乏味的”——鲍德里亚的观点的出发点与代码的意义和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有关,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真实的、自然的对象已为符号所掩盖,甚至已被其取代。
对“消费社会”的分析阶段,是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他还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主要是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在《消费社会》这本书中,鲜明地体现了鲍德里亚这种理论尝试,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思路上,有了明顯的超越。对于这本书,读书大学的L•P梅耶教授指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是对当代社会学的一大贡献,在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凡勃伦的《休闲阶级论》和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社会学书系中,鲍德里亚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他应有的位置。”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消费从属于生产,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要与满足。但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物体系时代的来临,消费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主动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地回应。他批判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需求实际上是生产的结果”,他认为“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才是正确的”。他说:“两者的意义又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需求体系,我们知道需求并不与相关的物有关,不是一个一个产生的,而是作为消费力量,作为更大的生产力范围里总体的支配性而出现的。”在书中他总结到:“在消费社会中,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所有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成为了消费品,在消费之光的照耀中,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
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物都只能存在于消费场中。
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的根据。因为消费社会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进入消费社会后,福利革命力图实现平等的诺言: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鲍德里亚说:“‘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人和一场原则上宣称人人平等,但又没有能够根本上实现这一革命遗嘱的继承者或执行者”。鲍德里亚认为,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里的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消费社会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幻觉,但正是这种幻觉使消费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外表,成为不在场的纯洁证明。与平等相关联的是增长的合法性。消费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承认丰裕的自然性,我们把物品的丰盛当作一种自然性的存在来接受。匮乏与不平等本身正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同样,关于匮乏与不平等的批判也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因为这种匮乏与不平等反而成为丰裕的合法性基础。消费社会的合法性与社会体制层面的合法性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在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弥漫开来。
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换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和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拜物教的深层表现在于,我们不再把自己的消费定位于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构成自己膜拜的对象。消费的过程中,表面上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在深层上,当这种消费品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没有消费就是没有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这构成了现代人的深层负罪感。消费成了消除这种负罪感的必然方式。
鲍德里亚是从双重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的,一方面他承袭了马克思分析生产社会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德波、勒菲伏尔特别是巴特德理论为基础,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在第一个层面上,他遵循的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路,把消费当作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与逻辑延伸。鲍德里亚坚持资本主义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坚持对消费社会的历史性与批判性分析,消费社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通过对符号内在运转过程来揭示消费,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第二重逻辑。由于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影响,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时,虽然在主导思路上遵循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但已经将符号学运用到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中。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分析逻辑中,消费才能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真实地呈现出来,即消费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领域,这个意义领域成为吸引着人们消费的“黑洞”,使人忘情地被吞没于其中,但在表层上,正是人主动进入的过程。如果物在消费社会中只是一个符号——物,那么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就是一种似符号学的结构,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要借用于符号学理论才能真正揭示其内在的逻辑。
鲍德里亚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消费受生产逻辑所支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在这个自组织领域中,一切物品都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物品,也就是说,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替换的了”。从符号学的观念来看,消费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是一个以符码编码组织起来的结构,而个别的消费行为就类似于语言的作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性的消费本身就是在语言意义的消费那打圈圈的过程。符号的变化关系导致了差异性的产生,这种差异性之间的替换关系才能形成具体消费品之间的系列关系,这种系列关系又似乎体现了“个性化”的要求,但实际上这种个性化的要求只是符码编码的必要要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构成了意义的产生过程,而差异则使意義可以无限地被生产出来,当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结合起来时,就完成了从意义向一时性形态的转变过程,这才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涵。在意义的这种产生过程中,符号以一种形式化的、去除内容的方式发生作用,这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的,因此说消费社会是一个主动的结构,也是在双重意义上说的:一是大众的主动的被吸收;一是消费变成了物体系的主动行为。这就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
消费被符号所操控,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符号操纵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使自己与他人不同,符号——物的意义就在与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中,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另一种支配与控制,即通过主动的进入到消费社会中,通过身份差异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以符号为基础的消费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动摇了加尔布雷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真实与虚假、人造与现实需要之间区分的有效性。在消费社会中,既不是物,也不是主体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是符号统治一切。鲍德里亚说,必须避免消费主义的批判和以复兴道德主义为代价的单一经济的观点。在阐述这一点时,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的分析结尾提出了一个观点作为他此后所有著作的试金石。这一观点是:在消费话语中,存在着一个反话语,即被拔高的话语的丰富性处处都会被消费社会的批判所复制——甚至达到广告常常有意戏仿广告的程度。鲍德里亚的局限性正好可以在现代科学本身的局限中找到。这就是:代码还不是完全的主导,鲍德里亚有力阐述的社会现实的克隆还不是事实,因为我们仍部分地生活在代码所及的范围之外。但他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的种种,值得我们反思与探究。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夏莹. 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