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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2、政協界別的劃分與委員的遴選
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了政協界別劃分的問題。首先，如上所述，政協的界別可以減少。比如，青年界別和科技界別沒有必要各自分為兩個界別。香港和澳門不應該是特邀委員，而應該是正式委員。如果全國政協是上議院的話，全國政協的總人數也應該減少。2000多人是無法議政的。或許目前政協常委的數目，即約300名，就已經足夠。與此同時，政協副主席的名額也應該從21名減到一至兩名。當然除了精簡界別引起的人員減少之外，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協委員應該全職化、專職化。葛劍雄、毛壽龍等學者都曾經提議政協常委的全職化與專職化，或者減少政協委員人數、進一步民主化等等問題。50這和我們這裡講的是同一個道理。上議院的職責重大，只有全職、專業議員才能真正負起上議院議員的責任。如此一來，我們前面提到的“老闆多、明星多、冠軍多”，“雷人雷語”等現象就可以基本解決。也不會再有想當政協委員的當不上，不想當的卻勉為其難的現象了。地方政協也應該循此思路進行改革。
界別調整、委員減少之後，界別委員的分佈可以是中共100名，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科協各15名，共75名。八個民主黨派各兩名，共16名。農業、教育、衛生、文藝、民族、宗教界別各10名，共60名。其他原有界別各兩名，共18名。新增加公民社會組織共25名。公民社會組織應該包括工人、農民、婦女、民族、兒童、人權等維權組織。總共加起來294名，相當於現在政協常委的名額（見表二）。喬傳秀（浙江省政協主席）也談到了設置界別時要考慮到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群體、新社會職業、新社會行業、工人、農民、農民工、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等的利益的問題。 51這和我們的思路是一致的。
如果全國政協委員的人數減到約300，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拔這些委員的問題了。為了確保共產黨的領導，中共的政協委員人數定為100，由中共黨的組織部研究如何挑選，無論是黨內協商還是選舉，由中共自己決定。另外，由中共領導的社團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工商聯等的人數應該定為75名，由他們這些組織內部決定是由協商還是選舉的辦法產生自己的政協委員。這樣，可以代表中共的政協委員就占到60%。其他約100位，即40%的政協委員，應該由民主黨派和各個界別自己選舉產生。當然這些數字都是假設性的。具體數位需要各方協商產生。另外由於共產黨員應該積極參加界別的選舉，而且選上的可能性較大，最後中共在政協比例會大大超過60%，達到70%到80%，可以確保共產黨對政協的主導與領導。
關於民主選舉產生政協委員，廣東已經有經驗可循。根據《南方日報》2010年的報導，深圳市將律師協會和註冊會計師協會作為試點，推行政協委員選舉。52律師協會推薦名額6個，其中中共黨員3人。有40名律師報名，經過審核後24名律師符合競選標準。經過篩選與競選之後，6人勝出，然後推薦到統戰部。這六人最後被統戰部認可。律協推薦的委員在統戰部的通過率是100%，而推薦名單在統戰部的平均通過率是20%。當然，這次選舉也有問題，比如普通律師沒有資格參選，只有當過律協的領導或者是律協的黨委委員的人才可以參加選舉。其實選舉的方式可以循序漸進。一開始可以這樣選，之後逐漸放寬參選人的資格，使那些有心從政的人都有機會競選。
很多學者都提到了在政協改革中引入民主投票選舉的問題，使政協委員和公眾的關係變成制度化的委託授權關係。53如果政協委員能夠這樣通過各種各樣的選舉產生，而且是全職的服務，那麼他們的認受性和合法性就大大提高了。政協的工作也能夠做得更好了。當然，各個界別的委員具體到底如何選舉，老百姓的參與程度到底有多大，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協商，實行循序漸進的改革。
這樣選舉產生的委員，由於各個界別的人數都較少，如果需要在立法等方面保護自己界別的利益，就必須和其他界別的委員協商，各自都有所妥協，最後達到利益的相對均衡。而這種政協內部的協商，正是“政協”的題中應有之義。各個界別也的確需要為自己的界別利益、自己界別的群眾“建言立論”，代表本界別的群眾行使民主權利。54
3、政協改革需要解放思想
政協改革的思想障礙主要表現在對民主思想的排斥，認為民主的說法、普世價值的說法以及“兩院制”的說法是西方企圖輸出自己的理念、西方反華勢力企圖顛覆中共的統治，從而摧毀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下面張衛江的一段論述比較典型地描述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特全文引述如下：55
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顯著特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竭力輸出它們的政治制度與政黨制度，“西化”、“分化”的矛頭首先指向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重點是要改變我國的政黨制度，以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取代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而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和現實的沉痛教訓使我們感悟：如若不顧本國國情，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不能創設充分發揚民主的為人民所擁護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就難以維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最終會被歷史所淘汰，而人民所飽受的只能是政局的動盪、經濟的倒退、社會的危機和國力的衰敗。因此，我們只有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才能戰勝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的“西化”、“分化”的圖謀。
其實這裡有幾個誤區。第一，是“陰謀論”。任何一個國家在和另外一個國家交往時，總是會考慮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利益的考慮，既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也有現實主義的成分。比如，強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就是理想主義的成分。這些價值觀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人權是入了中國的憲法的。所以無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交往還是外國人和中國人交往，都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希望世界大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大家都有選舉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的權利。這些都是普世價值。難道西方人希望我們中國人有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有什麼不好的嗎？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當然，也有西方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認為遏制中國的發展，便可以更好地為自己的發展服務。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但這主要是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鼓勵中國人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之路，除了使他們自己睡覺可以安穩一些之外，看不到他們企圖“西化”、“分化”中國對自己有什麼更多的好處。所以所謂西方分化中國、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的陰謀論，多數情況下是被某些中國人自己拿來嚇唬自己從而達到維護自己權利的目的的。其實外國人對中國的關心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他們是不太關心的。反而是中國人自己，100多年來追求民主鍥而不捨。所以不應該將追求民主化的帽子戴在外國人頭上。這是第一個思想誤區，即“陰謀論”的誤區。 第二，“西方文化不適合我們”的觀點。中國如何發展，是否要用兩院制、議會制、多党制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來決定。西方民主的經驗歷史悠久，中國人從鴉片戰爭後就在考慮是否向西方人學習，學習什麼。1940年代國共鬥爭時期，中共也再三強調自己的民主理念。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民主進展緩慢。但是民主的理念對中國人並不陌生。正如溫家寶所說，普世價值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歷史的發展也已經證明，借鑒別人的經驗是世界文明發展無法避免的事情。中國人自己的發展已經借鑒了無以計數的西方文明，包括國家領導人天天都在穿的西裝，城裡人常吃的西餐等等。所謂拒絕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討論兩院制、議會制、多党制是中國人自己發展的需要，我們應該借鑒別人的經驗，然後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做什麼，如何做。所有這些都操之在我，沒有必要老拿別人來說事。我們吸收別人的文化是為了我們自己更好的發展。說自己要排斥西方文化是自己在騙自己。這是第二個誤區，“西方的文化不適合我們”的誤區。
第三，“不能照搬”的觀點。借鑒西方發展的經驗，從來不可能“照搬”。和陰謀論一樣，“照搬”二字又是一個那些拒絕改革的人樹立起來的一個稻草人。無論是本文所講的各個方面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本文所講的政協改革，都是根據中國政治的現狀來設計的符合中國特色的措施，比如中共的一黨主導、一黨領導，保證中共在人大和政協的多數，都是循序漸進的改革，都是中國的特色。我們只是借鑒了西方的經驗，考慮到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但是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經驗。
為什麼說“照搬”是完全不可能的呢？西方經驗來是多種多樣的，儘管民主是大趨勢，大原則。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挪威、瑞士、奧地利、荷蘭、義大利等等都是雙國會制，有上議院，但是美國（選民直接選出）和英國的上議院（貴族、世襲）的構成就不同。義大利的議員的一部分由國家元首任命。荷蘭議員間接選舉產生，挪威由兩院議員互選產生。即使一些發展中國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馬來西亞、奈及利亞等等，也都實行雙國會制。所以我們即使學習，也不是只向西方學習。連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波蘭等都實行雙國會制。這裡既有歐洲國家，也有美洲國家，也有亞洲國家。所以即使是照搬，也不是照搬西方國家。而且，這麼多國家，雙國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模式，到底是要照搬哪個模式呢？56所以說照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這個指控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這是第三個誤區，即“照搬”的誤區。
五、 結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消除上述思想誤區。當然消除思想誤區還不夠，因為改革會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政改措施時的思考。政改就是要使利益分配得更平等一些，而公平的利益分配正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中國之所以每年有十幾萬起群體性事件，究其原因，就是一個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所以只有政改才能使社會更加穩定，這已經是非常清楚的問題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像張衛江所說， 57
迎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性變遷和多維性挑戰，……有效地開發和整合並且利用全社會的政治資源，將這一制度核心的一元性與結構的多元性有機結合，形成民主、團結、統一的意志和力量，從而不僅避免了“一黨制”獨斷專行造成的萬馬齊喑， 而且也避免了“多黨制”因各政黨政治主張差異造成的政治不穩定甚至社會動盪， 從而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正如趙海立所指出的，政協在全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有和標準的國家權力體制沒有兩樣的外部特徵，它現在所需要的只是法律地位和民主授權。58這就需要我們上述的各種改革。本文對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履行情況的討論、對界別構成以及委員履職能力的討論，就是力圖指出這些方面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改革措施，也是在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所指出來的問題或許有偏差，提出來的措施或許不是最佳。但是希望我們的討論至少能夠對政協的改革有些啟發，抛磚引玉，至少能夠引起大家的討論，從而發現更好的改革模式，那我們的目的就達的了。（全文完）
（鳴謝：作者感謝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生徐興帝同學在搜集文獻等材料方面的協助。文章所有的觀點以及缺點，都由作者自己負責。）
50前引《共識網》，“葛劍雄：政協不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主體”；前引21世紀環球報導，“專家呼籲政協進行體制改革”。
51喬傳秀，“強化人民政協界別特色優勢”，《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關於推動界別制度改革的討論，也見前引見岳世平，“現階段我國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對策建議”以及後面涉及到的一些論文。
52《南方日報》，“深圳試水選舉政協委員：直面委員產生機制的弊端”，2010年7月9日。也見前引徐祖榮，“政協委員遴選機制的創新設計”。
53比如前引朱明，“論政協委員素質與委員遴選機制的改進”；楊愛珍，“政協委員的‘代表性缺少’及其解決途徑”；邵鴻，“發展完善人民政協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前引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前引張繼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主要問題與對策”，第144頁；李弋強、高永沛，“改革政協委員產生程式和內部制約機制芻議”，《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第60頁，等等。
54見前引喬傳秀，“強化人民政協界別特色優勢”，第56頁。
55張衛江，“執政興國與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12月第6期。
56關於國際上主要的雙國會國家的討論，見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也見前引何包鋼“人民政協改革發展路線圖：以協商民主的視野”。
57前引張衛江，“執政興國與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張衛江在他的文章中持前述“陰謀論”的觀點，主張維持現狀。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58見前引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邵鴻，“發展完善人民政協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2、政協界別的劃分與委員的遴選
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了政協界別劃分的問題。首先，如上所述，政協的界別可以減少。比如，青年界別和科技界別沒有必要各自分為兩個界別。香港和澳門不應該是特邀委員，而應該是正式委員。如果全國政協是上議院的話，全國政協的總人數也應該減少。2000多人是無法議政的。或許目前政協常委的數目，即約300名，就已經足夠。與此同時，政協副主席的名額也應該從21名減到一至兩名。當然除了精簡界別引起的人員減少之外，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協委員應該全職化、專職化。葛劍雄、毛壽龍等學者都曾經提議政協常委的全職化與專職化，或者減少政協委員人數、進一步民主化等等問題。50這和我們這裡講的是同一個道理。上議院的職責重大，只有全職、專業議員才能真正負起上議院議員的責任。如此一來，我們前面提到的“老闆多、明星多、冠軍多”，“雷人雷語”等現象就可以基本解決。也不會再有想當政協委員的當不上，不想當的卻勉為其難的現象了。地方政協也應該循此思路進行改革。
界別調整、委員減少之後，界別委員的分佈可以是中共100名，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科協各15名，共75名。八個民主黨派各兩名，共16名。農業、教育、衛生、文藝、民族、宗教界別各10名，共60名。其他原有界別各兩名，共18名。新增加公民社會組織共25名。公民社會組織應該包括工人、農民、婦女、民族、兒童、人權等維權組織。總共加起來294名，相當於現在政協常委的名額（見表二）。喬傳秀（浙江省政協主席）也談到了設置界別時要考慮到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群體、新社會職業、新社會行業、工人、農民、農民工、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等的利益的問題。 51這和我們的思路是一致的。
如果全國政協委員的人數減到約300，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拔這些委員的問題了。為了確保共產黨的領導，中共的政協委員人數定為100，由中共黨的組織部研究如何挑選，無論是黨內協商還是選舉，由中共自己決定。另外，由中共領導的社團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工商聯等的人數應該定為75名，由他們這些組織內部決定是由協商還是選舉的辦法產生自己的政協委員。這樣，可以代表中共的政協委員就占到60%。其他約100位，即40%的政協委員，應該由民主黨派和各個界別自己選舉產生。當然這些數字都是假設性的。具體數位需要各方協商產生。另外由於共產黨員應該積極參加界別的選舉，而且選上的可能性較大，最後中共在政協比例會大大超過60%，達到70%到80%，可以確保共產黨對政協的主導與領導。
關於民主選舉產生政協委員，廣東已經有經驗可循。根據《南方日報》2010年的報導，深圳市將律師協會和註冊會計師協會作為試點，推行政協委員選舉。52律師協會推薦名額6個，其中中共黨員3人。有40名律師報名，經過審核後24名律師符合競選標準。經過篩選與競選之後，6人勝出，然後推薦到統戰部。這六人最後被統戰部認可。律協推薦的委員在統戰部的通過率是100%，而推薦名單在統戰部的平均通過率是20%。當然，這次選舉也有問題，比如普通律師沒有資格參選，只有當過律協的領導或者是律協的黨委委員的人才可以參加選舉。其實選舉的方式可以循序漸進。一開始可以這樣選，之後逐漸放寬參選人的資格，使那些有心從政的人都有機會競選。
很多學者都提到了在政協改革中引入民主投票選舉的問題，使政協委員和公眾的關係變成制度化的委託授權關係。53如果政協委員能夠這樣通過各種各樣的選舉產生，而且是全職的服務，那麼他們的認受性和合法性就大大提高了。政協的工作也能夠做得更好了。當然，各個界別的委員具體到底如何選舉，老百姓的參與程度到底有多大，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協商，實行循序漸進的改革。
這樣選舉產生的委員，由於各個界別的人數都較少，如果需要在立法等方面保護自己界別的利益，就必須和其他界別的委員協商，各自都有所妥協，最後達到利益的相對均衡。而這種政協內部的協商，正是“政協”的題中應有之義。各個界別也的確需要為自己的界別利益、自己界別的群眾“建言立論”，代表本界別的群眾行使民主權利。54
3、政協改革需要解放思想
政協改革的思想障礙主要表現在對民主思想的排斥，認為民主的說法、普世價值的說法以及“兩院制”的說法是西方企圖輸出自己的理念、西方反華勢力企圖顛覆中共的統治，從而摧毀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下面張衛江的一段論述比較典型地描述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特全文引述如下：55
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顯著特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竭力輸出它們的政治制度與政黨制度，“西化”、“分化”的矛頭首先指向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重點是要改變我國的政黨制度，以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取代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而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和現實的沉痛教訓使我們感悟：如若不顧本國國情，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不能創設充分發揚民主的為人民所擁護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就難以維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最終會被歷史所淘汰，而人民所飽受的只能是政局的動盪、經濟的倒退、社會的危機和國力的衰敗。因此，我們只有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才能戰勝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的“西化”、“分化”的圖謀。
其實這裡有幾個誤區。第一，是“陰謀論”。任何一個國家在和另外一個國家交往時，總是會考慮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利益的考慮，既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也有現實主義的成分。比如，強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就是理想主義的成分。這些價值觀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人權是入了中國的憲法的。所以無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交往還是外國人和中國人交往，都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希望世界大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大家都有選舉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的權利。這些都是普世價值。難道西方人希望我們中國人有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有什麼不好的嗎？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當然，也有西方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認為遏制中國的發展，便可以更好地為自己的發展服務。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但這主要是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鼓勵中國人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之路，除了使他們自己睡覺可以安穩一些之外，看不到他們企圖“西化”、“分化”中國對自己有什麼更多的好處。所以所謂西方分化中國、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的陰謀論，多數情況下是被某些中國人自己拿來嚇唬自己從而達到維護自己權利的目的的。其實外國人對中國的關心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他們是不太關心的。反而是中國人自己，100多年來追求民主鍥而不捨。所以不應該將追求民主化的帽子戴在外國人頭上。這是第一個思想誤區，即“陰謀論”的誤區。 第二，“西方文化不適合我們”的觀點。中國如何發展，是否要用兩院制、議會制、多党制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來決定。西方民主的經驗歷史悠久，中國人從鴉片戰爭後就在考慮是否向西方人學習，學習什麼。1940年代國共鬥爭時期，中共也再三強調自己的民主理念。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民主進展緩慢。但是民主的理念對中國人並不陌生。正如溫家寶所說，普世價值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歷史的發展也已經證明，借鑒別人的經驗是世界文明發展無法避免的事情。中國人自己的發展已經借鑒了無以計數的西方文明，包括國家領導人天天都在穿的西裝，城裡人常吃的西餐等等。所謂拒絕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討論兩院制、議會制、多党制是中國人自己發展的需要，我們應該借鑒別人的經驗，然後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做什麼，如何做。所有這些都操之在我，沒有必要老拿別人來說事。我們吸收別人的文化是為了我們自己更好的發展。說自己要排斥西方文化是自己在騙自己。這是第二個誤區，“西方的文化不適合我們”的誤區。
第三，“不能照搬”的觀點。借鑒西方發展的經驗，從來不可能“照搬”。和陰謀論一樣，“照搬”二字又是一個那些拒絕改革的人樹立起來的一個稻草人。無論是本文所講的各個方面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本文所講的政協改革，都是根據中國政治的現狀來設計的符合中國特色的措施，比如中共的一黨主導、一黨領導，保證中共在人大和政協的多數，都是循序漸進的改革，都是中國的特色。我們只是借鑒了西方的經驗，考慮到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但是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經驗。
為什麼說“照搬”是完全不可能的呢？西方經驗來是多種多樣的，儘管民主是大趨勢，大原則。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挪威、瑞士、奧地利、荷蘭、義大利等等都是雙國會制，有上議院，但是美國（選民直接選出）和英國的上議院（貴族、世襲）的構成就不同。義大利的議員的一部分由國家元首任命。荷蘭議員間接選舉產生，挪威由兩院議員互選產生。即使一些發展中國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馬來西亞、奈及利亞等等，也都實行雙國會制。所以我們即使學習，也不是只向西方學習。連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波蘭等都實行雙國會制。這裡既有歐洲國家，也有美洲國家，也有亞洲國家。所以即使是照搬，也不是照搬西方國家。而且，這麼多國家，雙國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模式，到底是要照搬哪個模式呢？56所以說照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這個指控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這是第三個誤區，即“照搬”的誤區。
五、 結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消除上述思想誤區。當然消除思想誤區還不夠，因為改革會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政改措施時的思考。政改就是要使利益分配得更平等一些，而公平的利益分配正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中國之所以每年有十幾萬起群體性事件，究其原因，就是一個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所以只有政改才能使社會更加穩定，這已經是非常清楚的問題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像張衛江所說， 57
迎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性變遷和多維性挑戰，……有效地開發和整合並且利用全社會的政治資源，將這一制度核心的一元性與結構的多元性有機結合，形成民主、團結、統一的意志和力量，從而不僅避免了“一黨制”獨斷專行造成的萬馬齊喑， 而且也避免了“多黨制”因各政黨政治主張差異造成的政治不穩定甚至社會動盪， 從而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正如趙海立所指出的，政協在全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有和標準的國家權力體制沒有兩樣的外部特徵，它現在所需要的只是法律地位和民主授權。58這就需要我們上述的各種改革。本文對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履行情況的討論、對界別構成以及委員履職能力的討論，就是力圖指出這些方面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改革措施，也是在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所指出來的問題或許有偏差，提出來的措施或許不是最佳。但是希望我們的討論至少能夠對政協的改革有些啟發，抛磚引玉，至少能夠引起大家的討論，從而發現更好的改革模式，那我們的目的就達的了。（全文完）
（鳴謝：作者感謝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生徐興帝同學在搜集文獻等材料方面的協助。文章所有的觀點以及缺點，都由作者自己負責。）
50前引《共識網》，“葛劍雄：政協不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主體”；前引21世紀環球報導，“專家呼籲政協進行體制改革”。
51喬傳秀，“強化人民政協界別特色優勢”，《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關於推動界別制度改革的討論，也見前引見岳世平，“現階段我國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對策建議”以及後面涉及到的一些論文。
52《南方日報》，“深圳試水選舉政協委員：直面委員產生機制的弊端”，2010年7月9日。也見前引徐祖榮，“政協委員遴選機制的創新設計”。
53比如前引朱明，“論政協委員素質與委員遴選機制的改進”；楊愛珍，“政協委員的‘代表性缺少’及其解決途徑”；邵鴻，“發展完善人民政協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前引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前引張繼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主要問題與對策”，第144頁；李弋強、高永沛，“改革政協委員產生程式和內部制約機制芻議”，《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第60頁，等等。
54見前引喬傳秀，“強化人民政協界別特色優勢”，第56頁。
55張衛江，“執政興國與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12月第6期。
56關於國際上主要的雙國會國家的討論，見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也見前引何包鋼“人民政協改革發展路線圖：以協商民主的視野”。
57前引張衛江，“執政興國與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張衛江在他的文章中持前述“陰謀論”的觀點，主張維持現狀。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58見前引趙海立，“人民政協屬性定位的思考”；邵鴻，“發展完善人民政協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