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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哥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方官德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兼演员。母亲吴艺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从影之前。方子哥曾经当过东北兵团战士、油漆工、搬运工、汽车司机；1981年，方子哥调到文化部《中外电影》当编辑。两年后又在文化部外联局工作了两年：1985年终于如愿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当了演员，
方子哥步入影坛后曾经在《小扬征税记》、《虾仔擒盗记》、《死去活来》、《无人喝彩》、《混在北京》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其中，他在《无人喝彩》中饰演的“大款”钱康，一招一式动作都极为到位，于浓郁的喜剧韵味中道尽生活的尴尬与无奈，为当今银幕增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而又极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获第十四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另外，方子哥在影片《混在北京》中饰演了一个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风流诗人，因表演出色，获1996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方子哥擅长喜剧表演，他在许多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滑稽、憨厚、迂腐、严肃都充满了喜剧味道，他是一个可塑性和角色感较强的演员。
(接上期)
调到剧团以后第一个角色应该是个男主角，片名叫《温柔的眼镜》。在那个之前演过一个风光片，是个关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行”，一个风光片，就是把海南岛走遍了、吃遍了、玩遍了，走一个地，介绍一个地。当时我演一个东北的伐木工人，到海南岛去旅游结婚。后来紧接着就拍了陈佩斯的《父与子》，演陈佩斯的邻居，完了那以后被调到了北影。当时考北影的时候，因为跟陈强合作过，他对我有印象。另外就是说还有演过电影的资历，他们看过这些资料，觉得我还行。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演员的家庭，所以我每演一个角色都是受好评的，包括第一个电视剧演的一个单本剧，一个小喜剧，还得到了一个表扬奖，后来几个戏基本上都得了奖。我在演《混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是得了一个百花奖，当时，傅彪还没名气呢，他还专门跟着别人来剧组见着我，跟我说：五哥，您以后有什么戏您带着我，咱俩长得有点像。我也没感觉，咱俩长得像，咱俩可以演哥俩。后来我跟他还有一个约会，就是专门找一个人给我们写一个剧本，我们演哥俩的那种。但是后来也没弄成，他去组织剧本，剧本还没组织好就走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小姑娘见到我，说：特喜欢你的表演，但是有时候就把你跟傅彪混了。
傅彪很可惜，他属于很聪明的人，而且入门了，就是得法了。我总觉得演员，好些人虽然从电影学院、中戏学了多少年，还是不得法，没明白什么叫演戏。实际上表演也就一个窗户纸，有可能两天一捅就破了，也可能这辈子也捅不破。我原来给他们举过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你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现在我告你，我这支了一个摄像机，有好多观众去后边看你，你把你刚才做的那个再做一遍，很多人就做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复杂，实际上这些事情能不能做?都能做。但是你有了这种思想负担以后，你再去做就有一个意识要往下演了。实际上你要是把这种意识给去掉了，你不再想我是演给别人看的，我演得对不对、像不像、好看不好看等等之类的东西，你没有这种思想意识了，我就在做我刚才做过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很理想的，就是说最好的演员境界是什么?就是像纪录片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演员。所以演员你怎么把他做好啊?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去掉那些私心杂念，去掉那种有一种意识，就是我要演的意识。我不是在演，我是在生活。我认真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而且任何人都行，包括瞎子、瘸子什么的都可以。为什么?生活里有这些人，你认为长成任何的样子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所以就可以变成戏中的人。难度在于哪?在于我要演一个跟我自己不一样的，这是难事。但是你如果完全把自己又融入到另一种人的性格、特点、职业、爱好、习惯等等之类的，你不就完全变成了那个人，认认真真在做那个人的事，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觉得一丁点都不难。
演自己吧，我觉得还好一点，如果去演别人，那就是功夫。你要观察，要想，要去体验，要去寻找。另外一个人肯定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要寻找另外一个人，你要找到原形，那个人是怎么样做的，你找到他的心理根据，找到他的生活习惯、动作习惯、性格的习惯、或者他的思维的习惯。你按照那种去做，你把自己融入到那个人，就能做到了。实际，我这个理论可能和他们学院派的不一样。
至于说我演过的角色。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演的都挺好。为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每一个角色我都是很用心，哪怕再小的角色我都会很用心的去做的，而且我尽量做的就是区别于我自己。因为，平常我这个人不爱说话，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这可能也和文革中那种政治上得谨慎小心哪、不能出事啊，跟这段挺长时间的经历有关系。我为什么喜欢演戏呢?是属于我换了个角色后，不是我自己，在合理的释放、合理的发泄，而且就是合法的发泄。所以我爱演戏，在那个境况下我可以自由，虽然现在都放宽了，开放了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习惯那种内心的保护。
血液里的艺术传承
我这个人永远是低调的，绝不是那种到处去那惹祸的。你让我敞开了去折腾，不太可能，除非剧本里写的是这样的。但是换句话说，我能不能做成那样?能做到，所以任何人都是这种情况。只要在某种条件下，任何事情，它实际上都能做到的。而且比如说你演好人也好，演坏人也好，区别它的不在于你长的什么样，什么气质，不在乎这个，而在于你做得事情的行为，你违法了，你就是坏人，你做这个事害人了、违背良心了，你就是一个坏人。所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他长的什么样，是不是歪鼻子斜眼，而在于他的行为。当然啦，这里而也可能有很复杂的东西，没这么简单，他做这个事，虽然违背他自己的良心或者他就是要做这个坏事，但是他也一定有自己的心理依据，这种心理依据你要把他给阐述的非常明白，他这个坏人才能够成立。这种中国特有的表演方法，坏人就是歪鼻子斜眼，不正眼看人。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些人做坏事就是挂像。因为他有心理依据，所以你要做个表现得很坏的样子，也一定要有心理依据。他看人贼眉鼠眼的，为什么?他得看人是不是发现他了，一定要有心理依据，把他自己认为是正确地去做出来这种行为。
那么多年蹉跎的这些岁月，现在回想起来，也给我留下一些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我父辈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因为我从小在人艺的那个院子里长大的，老人们常说戏比天大，对于戏的特别玩命的这种追求啊，把它捧为最神圣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从小受熏陶。而且我父亲这个人是个特别善交际的人，特别招人儿，特别有人缘儿的人。所以很多人经常到我家里聚会，我父亲做饭也好吃，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事，聊 艺术、聊表演什么的。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什么中戏电影学院，但是我上场就能演戏，可能就跟小时候受过的这种熏陶有关系。比如说董行信，他教过我朗诵，我那时候就背着这么大的录音机到他们家去，让他念，念完了以后回来一遍一遍的，重复他的。从小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没有直接让人家来教导我们，而是我们从小泡在排练厅里面玩，他们演出我们就从后面跑到台下去看戏。那时候各种电影，内部电影，不许外人看的，我们都是从首都剧场的天桥，爬啊爬啊，爬着过去，爬到幕后去看，特别危险。反正从小是受这个熏陶。所以要说影响最大的，实际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戏的追求，对我们影响最大。
我父亲也当过导演，他们排戏的时候，我们都到后面去看，按理说不许小孩进来的，我们偷偷跑到后面，就坐在那看。那个时候，导演前面都放一个按的铃，叮一下，鸦雀无声。什么声音都不能有，特别肃穆，完了就开始拍戏。导演的脾气也特大，上去恨不得踹演员一脚，就是那种权威性特别大，大家都把他作为特别神圣的那种形象，排练场那种气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殿堂。不像现在这帮孩子追求的全是名利方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演戏，不是追求名利，我追求的是演戏的过程，可以说我不是给观众演的，我是给我自己演的，就跟那个票友似的，我过这个瘾。但是，观众有反馈，对你的赞扬，对你的评价，这是让你非常舒服的事。这也是这么多年潜移默化当中，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全家只有我还没退休，还是北影的在职人员。我的状态就是在演戏，没有别的，别的我也不愿意干，也觉得只有演戏对我是最踏实了。
我的名利观
通过这么多年，我看得也比较明白了。名和利这种东西是没有头的，尤其是演员这行不可能永远辉煌的。按一般规律，这些明星们都是七、八年就下来了，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能够去承受，我有让大家欢呼的时候，也有大家把你遗忘的时候，总是有高潮有低潮，所以不能总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当你被人冷落的时候，你必须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你看明白这个，就无所谓了。
另外我是从小生活在明星堆里的，都是巨星，从小生活在他们的堆里，所以没有觉得，而且就是一定得看明白这些。
我是等于从最苦的时候过来的，所以忆苦思甜，我不用回忆，我觉得苦随时在脑子里边，这么一对比，多幸福啊。而且不光是我个人，现在咱们的国家，包括北京建设的这么好，人民的生活这么幸福。我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谁又能想到大家都能开上汽车?现在我们家三辆车，仨人一人一辆车。当年我给别人当司机的时候，开的是工厂里国家的车，你能想象得到我们每个人现在能开汽车吗?所以拿现在的生活跟那时候一比，你不能不知足，真的，人要是不知足，什么时候就没有头了。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有多重。你不是英雄，你也不是多牛的。反正对于我来说，你说还有什么别的能耐，我没那能耐，或者去做生意啊赚钱，我就满足于我这种演戏就行了，而且我的梦想就是在我老的还能稍微动一点的时候，还有戏演。这就是我的梦想。
方子哥步入影坛后曾经在《小扬征税记》、《虾仔擒盗记》、《死去活来》、《无人喝彩》、《混在北京》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其中，他在《无人喝彩》中饰演的“大款”钱康，一招一式动作都极为到位，于浓郁的喜剧韵味中道尽生活的尴尬与无奈，为当今银幕增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而又极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获第十四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另外，方子哥在影片《混在北京》中饰演了一个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风流诗人，因表演出色，获1996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方子哥擅长喜剧表演，他在许多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滑稽、憨厚、迂腐、严肃都充满了喜剧味道，他是一个可塑性和角色感较强的演员。
(接上期)
调到剧团以后第一个角色应该是个男主角，片名叫《温柔的眼镜》。在那个之前演过一个风光片，是个关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行”，一个风光片，就是把海南岛走遍了、吃遍了、玩遍了，走一个地，介绍一个地。当时我演一个东北的伐木工人，到海南岛去旅游结婚。后来紧接着就拍了陈佩斯的《父与子》，演陈佩斯的邻居，完了那以后被调到了北影。当时考北影的时候，因为跟陈强合作过，他对我有印象。另外就是说还有演过电影的资历，他们看过这些资料，觉得我还行。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演员的家庭，所以我每演一个角色都是受好评的，包括第一个电视剧演的一个单本剧，一个小喜剧，还得到了一个表扬奖，后来几个戏基本上都得了奖。我在演《混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是得了一个百花奖，当时，傅彪还没名气呢，他还专门跟着别人来剧组见着我，跟我说：五哥，您以后有什么戏您带着我，咱俩长得有点像。我也没感觉，咱俩长得像，咱俩可以演哥俩。后来我跟他还有一个约会，就是专门找一个人给我们写一个剧本，我们演哥俩的那种。但是后来也没弄成，他去组织剧本，剧本还没组织好就走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小姑娘见到我，说：特喜欢你的表演，但是有时候就把你跟傅彪混了。
傅彪很可惜，他属于很聪明的人，而且入门了，就是得法了。我总觉得演员，好些人虽然从电影学院、中戏学了多少年，还是不得法，没明白什么叫演戏。实际上表演也就一个窗户纸，有可能两天一捅就破了，也可能这辈子也捅不破。我原来给他们举过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你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现在我告你，我这支了一个摄像机，有好多观众去后边看你，你把你刚才做的那个再做一遍，很多人就做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复杂，实际上这些事情能不能做?都能做。但是你有了这种思想负担以后，你再去做就有一个意识要往下演了。实际上你要是把这种意识给去掉了，你不再想我是演给别人看的，我演得对不对、像不像、好看不好看等等之类的东西，你没有这种思想意识了，我就在做我刚才做过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很理想的，就是说最好的演员境界是什么?就是像纪录片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演员。所以演员你怎么把他做好啊?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去掉那些私心杂念，去掉那种有一种意识，就是我要演的意识。我不是在演，我是在生活。我认真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而且任何人都行，包括瞎子、瘸子什么的都可以。为什么?生活里有这些人，你认为长成任何的样子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所以就可以变成戏中的人。难度在于哪?在于我要演一个跟我自己不一样的，这是难事。但是你如果完全把自己又融入到另一种人的性格、特点、职业、爱好、习惯等等之类的，你不就完全变成了那个人，认认真真在做那个人的事，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觉得一丁点都不难。
演自己吧，我觉得还好一点，如果去演别人，那就是功夫。你要观察，要想，要去体验，要去寻找。另外一个人肯定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要寻找另外一个人，你要找到原形，那个人是怎么样做的，你找到他的心理根据，找到他的生活习惯、动作习惯、性格的习惯、或者他的思维的习惯。你按照那种去做，你把自己融入到那个人，就能做到了。实际，我这个理论可能和他们学院派的不一样。
至于说我演过的角色。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演的都挺好。为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每一个角色我都是很用心，哪怕再小的角色我都会很用心的去做的，而且我尽量做的就是区别于我自己。因为，平常我这个人不爱说话，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这可能也和文革中那种政治上得谨慎小心哪、不能出事啊，跟这段挺长时间的经历有关系。我为什么喜欢演戏呢?是属于我换了个角色后，不是我自己，在合理的释放、合理的发泄，而且就是合法的发泄。所以我爱演戏，在那个境况下我可以自由，虽然现在都放宽了，开放了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习惯那种内心的保护。
血液里的艺术传承
我这个人永远是低调的，绝不是那种到处去那惹祸的。你让我敞开了去折腾，不太可能，除非剧本里写的是这样的。但是换句话说，我能不能做成那样?能做到，所以任何人都是这种情况。只要在某种条件下，任何事情，它实际上都能做到的。而且比如说你演好人也好，演坏人也好，区别它的不在于你长的什么样，什么气质，不在乎这个，而在于你做得事情的行为，你违法了，你就是坏人，你做这个事害人了、违背良心了，你就是一个坏人。所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他长的什么样，是不是歪鼻子斜眼，而在于他的行为。当然啦，这里而也可能有很复杂的东西，没这么简单，他做这个事，虽然违背他自己的良心或者他就是要做这个坏事，但是他也一定有自己的心理依据，这种心理依据你要把他给阐述的非常明白，他这个坏人才能够成立。这种中国特有的表演方法，坏人就是歪鼻子斜眼，不正眼看人。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些人做坏事就是挂像。因为他有心理依据，所以你要做个表现得很坏的样子，也一定要有心理依据。他看人贼眉鼠眼的，为什么?他得看人是不是发现他了，一定要有心理依据，把他自己认为是正确地去做出来这种行为。
那么多年蹉跎的这些岁月，现在回想起来，也给我留下一些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我父辈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因为我从小在人艺的那个院子里长大的，老人们常说戏比天大，对于戏的特别玩命的这种追求啊，把它捧为最神圣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从小受熏陶。而且我父亲这个人是个特别善交际的人，特别招人儿，特别有人缘儿的人。所以很多人经常到我家里聚会，我父亲做饭也好吃，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事，聊 艺术、聊表演什么的。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什么中戏电影学院，但是我上场就能演戏，可能就跟小时候受过的这种熏陶有关系。比如说董行信，他教过我朗诵，我那时候就背着这么大的录音机到他们家去，让他念，念完了以后回来一遍一遍的，重复他的。从小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没有直接让人家来教导我们，而是我们从小泡在排练厅里面玩，他们演出我们就从后面跑到台下去看戏。那时候各种电影，内部电影，不许外人看的，我们都是从首都剧场的天桥，爬啊爬啊，爬着过去，爬到幕后去看，特别危险。反正从小是受这个熏陶。所以要说影响最大的，实际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戏的追求，对我们影响最大。
我父亲也当过导演，他们排戏的时候，我们都到后面去看，按理说不许小孩进来的，我们偷偷跑到后面，就坐在那看。那个时候，导演前面都放一个按的铃，叮一下，鸦雀无声。什么声音都不能有，特别肃穆，完了就开始拍戏。导演的脾气也特大，上去恨不得踹演员一脚，就是那种权威性特别大，大家都把他作为特别神圣的那种形象，排练场那种气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殿堂。不像现在这帮孩子追求的全是名利方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演戏，不是追求名利，我追求的是演戏的过程，可以说我不是给观众演的，我是给我自己演的，就跟那个票友似的，我过这个瘾。但是，观众有反馈，对你的赞扬，对你的评价，这是让你非常舒服的事。这也是这么多年潜移默化当中，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全家只有我还没退休，还是北影的在职人员。我的状态就是在演戏，没有别的，别的我也不愿意干，也觉得只有演戏对我是最踏实了。
我的名利观
通过这么多年，我看得也比较明白了。名和利这种东西是没有头的，尤其是演员这行不可能永远辉煌的。按一般规律，这些明星们都是七、八年就下来了，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能够去承受，我有让大家欢呼的时候，也有大家把你遗忘的时候，总是有高潮有低潮，所以不能总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当你被人冷落的时候，你必须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你看明白这个，就无所谓了。
另外我是从小生活在明星堆里的，都是巨星，从小生活在他们的堆里，所以没有觉得，而且就是一定得看明白这些。
我是等于从最苦的时候过来的，所以忆苦思甜，我不用回忆，我觉得苦随时在脑子里边，这么一对比，多幸福啊。而且不光是我个人，现在咱们的国家，包括北京建设的这么好，人民的生活这么幸福。我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谁又能想到大家都能开上汽车?现在我们家三辆车，仨人一人一辆车。当年我给别人当司机的时候，开的是工厂里国家的车，你能想象得到我们每个人现在能开汽车吗?所以拿现在的生活跟那时候一比，你不能不知足，真的，人要是不知足，什么时候就没有头了。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有多重。你不是英雄，你也不是多牛的。反正对于我来说，你说还有什么别的能耐，我没那能耐，或者去做生意啊赚钱，我就满足于我这种演戏就行了，而且我的梦想就是在我老的还能稍微动一点的时候，还有戏演。这就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