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婴记》通篇都在讲述一对母女的故事：糖糖与她的母亲苓。六七岁大的糖糖生性孤僻，难以相处，还有个不好的毛病——喜欢吮吸、啃咬自己的手指。年轻女人苓姿色上佳，然而却常常打扮窘迫、行踪不定。与这对母女同住一个小区的“我”（高明）巧遇了这对母女，看到她们，便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女儿与前妻。出于某种复杂的心理，“我”几次主动要求，周末帮苓看管糖糖。一来二去，“我”与这对母女渐渐熟络了起来，甚至一起吃饭时会觉得“我们就像一家人，糖糖就是我的女儿”。然而，从某个莫名的时刻开始，苓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漠，虽然每次偶然碰面，“我”都表现出强烈的交流愿望，苓却总是寥寥数语，不愿多说，“像彼此提防的邻居”。直到一个燥热的黄昏，苓焦急地来敲“我”的房门，拉着“我”去找糖糖——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苓的家，这里格局局促、陈设简单，甚至形同遭窃。当我与苓发现正在洗手的糖糖时，苓“一下子挤过我，将正在冲手的女孩一把拎起”，我这才注意到“糖糖的手像是受了烙刑，左手背上是一块三角形的伤痕，在水流冲击下已经溃烂，皮肉翻卷，一个个细碎的气泡在周边凸起，中心是红得见骨的肉，不成形状，惨不忍睹”。在医院，我终于得知了糖糖受伤的原委：糖糖几次乱拿别人的东西，苓屡次管教没有效果，最终拿起一把烧烫的熨斗按在了糖糖的手背上。
　　正如小说中的“我”所说，“我无从知晓她们的来路，自然也猜不透这故事的结局。”小说自始至终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对母女的任何背景资料，苓从哪里来？从事什么工作？为什么对自己的孩子如此不上心？糖糖的父亲哪去了？为什么糖糖如此幼小便患有精神焦虑？甚至，连叙述者高明都十分可疑：他为什么离婚？他的妻女现在何方？……无数疑问在小说中蔓延，使整部作品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小说结尾，关于糖糖啃咬自己手指的谜底方才揭晓：糖糖有个双胞胎姐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糖糖小时候性格不好，有一天，苓对糖糖说，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姐姐，那个小姐姐因为不乖就被她吃掉了，“那以后糖糖就变了”，她变得很爱啃咬手指，甚至曾经把自己左手的拇指咬断，差点吞掉，苓说，“她做这一切是在惩罚自己。”
　　到这里，作者的叙述戛然而止，这个让人猜不透结局的故事却似乎刚开始慢慢溢出——单身母亲、性格乖戾的孩子、残忍的家庭暴力，这些暧昧意象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指向不明的答案？
　　与李晁以往的作品不同，在《双婴记》中，叙述者勇敢地后撤到小说文本之外，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被第一人称的“我”所代替。甚至，小说中的“我”与读者一样，也对这对母女、这段故事充满疑惑。如此，小说本身便留下了巨大的文字空隙，每一个疑点的出现，都是一个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正是应了那句“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小说并非是在“我”的回忆与叙述中逐渐展开的，与其说小说的叙事动力是“我”与这对母女的相处过程，不如说其动力来自于一个个谜团的出现与解开（或者是未曾解开而产生的更大的疑团）。
　　对于“80后”的李晁来说，《双婴记》的另一突破便是对细节的专注。读过李晁过去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迷恋细节的人。相反，过去的李晁似乎卯足了劲儿，想要讲好一个个故事。然而，在《双婴记》中，这种讲故事的欲望得到了极大地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对天气、对氛围、对人物、对动作等细致入微地描写。不管是“我”与糖糖的相处细节，还是“我”母亲唠叨般的叮咛，抑或是苓的身影、举手投足，细节描写代替叙述，变成了整篇小说中讲故事的主角。这种做法无疑使小说的质地显得更为丰富、饱满，然而却在无形中限制了故事发展与行进的速度。
　　在某种意义上，《双婴记》的叙事基本是静止的，所有的人仿佛始终被困于一个闷热的罐子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彼此纠葛，他们在自身处境与彼此的尴尬关系中不断挣扎、循环往复、难以逃脱。在“我”与这对奇怪的母女终止了联络之后，在“我”以为自己已将这对母女忘却了许久之后，当一对陌生的年轻母女偶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我还是不由分说地想起了她们（小说开篇部分）。可见，与苓和糖糖相处的这段特殊回忆带给“我”内心的阵痛与纠结，也许并不是时间可以治愈的。
　　不过，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叙事者，李晁还是在小说最后将这个闷罐子里的一地碎片捡了起来。作者对糖糖啃咬手指原因的交代，穿针引线般地把此前令人疑惑的细节串联在了一起。直到此时，我们才终于知道了小说篇名《双婴记》的来历：在年幼的糖糖心中，自己瘦小的身体曾经吞下了早逝的姐姐。苓的一个玩笑，使糖糖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此蒙上了恐怖、抑郁的色彩。她对这个谎言如此坚信不疑，以致于本能地通过啃咬手指的方式进行着无止境地自我惩罚。年轻的苓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多年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也许会成为伴随糖糖一生的心理阴影，就如同自己情急之下摁在糖糖手背上的那只熨斗，“那伤痕永远不能消退，留在手上，就是一辈子。”之后，“我”逐渐了解了这对母女过去生活中的点滴，“我”对苓疏于管教糖糖的埋怨、愤怒逐渐变成了一种谅解，这谅解来源于“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意识到“我”与她“何尝不是一路人呢”：我也曾对妻女施以暴力，也跟苓一样，“往往不知不觉中干下可怕的事情。”
　　小说的最后一节，作者上来便说“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在小说《双婴记》中，我们完全无法确知，关于“我”、苓、糖糖各自，以及他们之间故事的全部到底是什么。从一般意义而言，叙事的终结意味着小说创作的结束，然而，有趣的是，《双婴记》叙事的完结，似乎方才开启了读者想象这个故事的大门。这种令读者无所确知的状态，恰恰是这篇小说最大的魅力之所在。我们于此更加好奇，在小说叙述之外，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