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化飞速发展，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信任体系逐步的崩溃，从早期大量的“山寨”产品到如今淘宝、京东等网络商家的“刷单”现象，从实体经济到虚拟金融，对本国制造的不信任到对本国市场的不信任。亚里士多德认为，信任是说服力的核心。信任不仅是一国经济立国之本，更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支撑的重要支柱。而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注定是无法持久维持其稳定的，因此对于中国信任体系缺失的原因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信任缺失；社会转型；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34-02
　　一、社会转型的发展，现代性的一种结果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抛出了这样一种概念“现代性的断裂”。他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①。在他看来，“社会性的断裂”产生了社会变迁速度快；社会变迁的范围广，甚至产生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最后是现代的社会组织的形成。
　　中国社会转型，向现代性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既具备现代性的共性又保持了其独特性。中国不仅是由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且也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其中很多以前的社会组织的消解，如我们独有的“单位”制；“二元”的社会结构的慢慢溶解，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农业逐渐市场化；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的崩溃。
　　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所建立的社会信任体系基于的是比较稳定和封闭的农业社会，彼此之间联系频繁，处于一种共同生活或者是情感交流较多的情况。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以儒家为主要的核心价值系统，包括“仁、义、礼、智、信”为人生的信条和准则，强调的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承担社会和集体责任；此外，新中国建立之后，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之一，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强调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毛主席时期就提倡雷锋和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人后己”的精神，小平同志也指出：“一个国家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因此时常存在一种“利他”思想，宁愿自己受损失也不损害他人利益。而现代性变迁速度和范围是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使得每个人每天见的人数较传统社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美国社会学家L.沃思1938年在《作为生活方式的都市性状态》认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人口异质性强这3个变量的相互结合形成了都现代市性状态。这种结合形成与传统“熟人”社会相对应的陌生人社会，而在陌生人社会是社会信任体系的缺失一个重要原因，让失信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规训和惩罚，从而进一步加剧失信行为的泛滥。
　　社会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时空分离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中时空不一致现象是现代性的极端动力机制。“在前现代社会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②。这种时空的分离使得社会活动就需要一定的标准，因此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时候仅仅是一张临时图标。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符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③。正是由于这种现代性出现的时空分离，则需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秩序和规划来规范这种现象，以免出现大规模的失控，而在中国转型时期，以往的核心思想体系的崩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特别是市场规范尚未完善。“儒家道德”和“利他主义”不再作为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利益成为了凝聚的核心。这种利益的转换，在市场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个人利己主义”的极端化。加之监督体制的缺乏，更是加剧这一现象.
　　二、现代性中的个体理性主义的偏离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也是个人由感性向理性转变的过程。吉登斯认识到在现代性社会中，人际交往形成的“聚焦式互动”的机制，维持着信任、周旋和权力之间的平衡。“无论是与陌生人还是与熟人或者是密友相遇，都有与维持信任相关联的一般实践的卷入”④。随着社会分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推进，个人理性化逐渐形成，然而这种理性化却出现了偏离的现象，打破了这种信任的平衡。
　　首先，抽象系统中信任机制的崩坏。在现代性中“脱域”代替了以往对于社会解释中的“分化”，吉登斯提出了两种“脱域”的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一种是专家系统。其中吉登斯解释说：“专家系统是通过应用于估算技术知识的测试的非人格性质以及用来控制其形式的公众批评来实现，而这种公众批评正是技术性知识产品存在的基础，需要重复指出的是，对那些外行人士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不依赖与完全参与进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⑤。而正是由于对这种专家系统的信任，导致了对这种信任制度的崩塌。实际上，在经济学意义上“利己主义”不仅对个人生存，而且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个人作为绝对的“利己主义”的推行，对于自我利益追求而损害他人利益，则导致整个社会信任基础的崩坏。2009年8月，著名打假人王海将有着“18种营养，专为病人设计。”的“初元”营养液和代言人张国立告上法庭等一系列虚假广告代言事件。这使得我们对于这种信任的基础完全被破坏掉了。而网络上流传更为广泛的“砖家”、“叫兽”等戏谑的词使得这种对于信任机制的破坏可见一斑。
　　其次，“聚焦式互动”的机制的“囚徒困境”。个人的理性主义偏颇的认知还体现在对个人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偏离。个人对于与之交往的对象的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使得与陌生人交往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单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变弱。由此，个体的抗伤害力下降，倾向于自保的可能性增加。在阿克塞罗德1984年发表的《合作行为的发生》的论点认为：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就会趋同。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个人和个人的博弈链非常短，这就使得机会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每个人事实上的最优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会给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危害。因此大多数人倾向与宁愿损害他人，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更多的是感到这是一种充满风险的社会。因此看起来是理性行为的选择，实际上是非理性的认知行为，导致整体社会系统的信任成本增加。信任自己的行为完全代替了理性的对社会秩序和系统的信任。
　　三、现代性维度的不完善，监督制度的缺乏
　　在现代性的安排下，对于信任体系的呈现，已经不能靠过去对于熟人和情感的依靠。需要一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发挥。吉登斯提到现代性的维度包括资本主义（指商品生产体系）、工业主义（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作用）、监督机器、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吉登斯特别强调：“监督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关系啊人口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⑥。而恰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体系，这也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信任缺失的一个重要缘由。
　　首先，政治领域本身的信任缺乏。民众对于政府的公信力存在疑问的，尤其是近来大量贪官落马，豆腐渣工程曝光。于是出现了“中国官员身陷‘哭笑不得’窘境折射中国政府公信力丧失”⑦。政府的过渡，民众并没有经历西方那样大规模现代化启蒙思潮的洗礼，因此，还是比较强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政府领导下的前行，而在前行的过程中，稍有不顺，民众极易迁怒于政府。
　　其次，政府作为监督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并没有很好的完全履行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的社会发展过程的经济的增长。社会行为的导向一直是国家主持，而我国的国策都是强调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在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大量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得解决。
　　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十一五”规划才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年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中国将完善政府安全监管和社会监督体系。这距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进行近30年才开始建设信用体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立的消费者组织长期以来属于半官方行政，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功能长期得不得发挥，这表明政府的惩罚机制的严重滞后，长期的使得我国的信用体系监督的空白。
　　我们对于中国信任体系的分析，更关心的是其对于我们社会进一步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解决社会规范制度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中国信任体系的缺失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中国信任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现代性的后果》[英国] 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4
　　②《现代性的后果》[英国] 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16
　　③《现代性的后果》[英国] 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17
　　④《现代性的后果》[英国] 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72
　　⑤《现代性的后果》[英国] 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25
　　⑥《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版，译林出版社p51
　　⑦《中国官员“哭笑不得”源于政府公信力丧失》 http：//yydg.paowang.net/2013-02-07/8676.html
　　作者简介：尚泽伟（1990.11-），男，四川江油，中共中央党校，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