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笔名柳已青。专栏作家。媒体人。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等作品。
　　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打回去！
　　从海上来的，从海上打回去！
　　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海洋！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天空！
　　——赵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赠诗人穆旦》
　　关于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经光照历史。这所在战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顶尖大学组成的超级学府落户云南昆明，实在是云南历史一大幸事。从1938——1946年间一待就是8年，这期间联大除了培养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联大学子还用青春与热血，踊跃参军。只是，联大学生在昆明的参军史长期无人所知，长期埋没……
　　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在长沙时湘江涌动从军潮；第二次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子应征翻译官；第三次是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军运动中，联大学子参加青年军。
　　按注册统计，联大从军学子共834人，名字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联大学子实际从军人数远远多于纪念碑背后的数字，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有很多牺牲的、被人遗忘的无名英雄湮灭在时间深处。
　　西南联大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联大学子从军，是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堪称绝代风流。
　　2010年，台湾女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成为各大媒体评出的年度图书。在这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中，齐邦媛的恋人、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以身殉国。怀着保家卫国之志，飞上蓝天的张大飞战功卓著，然而，他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来临。1945年，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在空战中中弹阵亡，年仅28岁。张大飞，这位感动无数读者的空军，代表了抗日战争期间空军的形象。像张大飞这样的空军飞行员，西南联大也有不少。在西南联大众多投笔从戎的学子中，有的参加了空军，有的成为“飞虎队”的翻译官。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9月28日，敌机九架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正如联大诗人赵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一诗描述的：
　　绮梦破碎了！轰炸！轰炸！
　　敌机飞临头上了！——
　　昆明在颤抖，在燃烧，不知从哪里冒出浓烟，乌黑的，仿佛末日幽灵；叫喊声，
　　哭声，血肉模糊——
　　轰炸！炸死脆弱的诗句吧！
　　联大诗人发出愤怒的呐喊，“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有一股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日寇占尽空军优势，我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重，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结果12人被录取。1941年录取戴荣钜等11人，1943年录取1人。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约为一年（学习七个月，见习三个月）。
　　戴荣钜等人在美国受训期间，他在美国写的一封家书，可以知道这批联大出身的空军飞行员的所思所想。“九日起开始飞P-40。一千二百马力之大飞机，我也能飞翔自如，我自己都不会想到。今生不虚。三个月见习完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花费不菲，“平均每人（不失事）之教育费约美金十万。如失事，赔偿照算。如此数万万美金的贷借需要多少桶桐油、钨砂、生丝、茶叶来抵还哪。”当时国民政府靠出口桐油、钨砂、生丝、茶叶来换取美金，此项协议是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签订。戴荣钜觉得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于心不忍，更加激发出责任感，“非努力奋发不可”。在美国，感受到工业的发达，意识到祖国的差距，受训的飞行员们更是“卧薪尝胆，闻鸡起舞”。从这封战时的家书中，可见联大出身的飞行员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他们经过国内外训练后分批回国参战，和美国盟军飞虎队一起痛击日寇陆空军。12人中牺牲者有5人。
　　戴荣钜 1939年考入地质物理气象系。受训归来编制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王文 1941年考入机械系。受训归来编制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吴 坚 1939年考入联大先修班，1940年入航空系。受训归来编制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
　　崔明川 1941年考入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
　　李嘉禾 1940年转学入物理系二年级，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据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一文， 戴荣钜牺牲后，他所在的空军中队给其兄发来抚恤公函，大队长也给烈士家属写了慰问信。
　　抚恤函全文云：
　　荣钺先生伟鉴：
　　抗战军兴群情奋发，令弟荣钜爱国热忱，投效空军服务本大队，其志殊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随队出发，在长沙空战，壮烈殉国，实属痛惜。除报请航委会从优抚恤外，特函唁慰。希转达令翁勿以过悲为盼。
　　戴荣钜、王文、吴坚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12人中另外7人，他们的名字是：马豫、李经纶、黄雄畏、许鸿义、马启勋、祝宗权、李修能。
　　西南联大学子参加空军，报考飞行员，与“飞虎队”入驻有直接关系。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05897号训令，宣告“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陈纳德为上校指挥官，中国空军第五路军司令王叔铭上校兼志愿军大队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志愿队下辖三个战斗机中队，最初共有中空、地勤人员270名，飞行员84名。三个中队分别起名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和“地狱里的天使”，每个中队有自己的队标。在P—40B型战斗机上绘制具有象征意义的鲜明的图案，其标志是一只从代表胜利的“V”字中飞扑而出的孟加拉虎，有的机身上绘有鲨鱼头形图案，这成了“飞虎队”最鲜明的标志。
　　1941年12月20日志愿队首次对日作战，取得了将来犯的10架日机击落6架，重创3架，自己无伤亡的重大胜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如猛虎下山，雄鹰展翅，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取得了辉煌战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中国军民纷纷赋诗祝贺，赞扬他们是“飞虎队”。“飞虎队”从此扬名天下，在中国家喻户晓。
　　“飞虎队”入驻昆明，急需要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联大动员学生担任翻译官，尤其是外文系学生。1941年10月4日这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
　　1941年，黄维应征译员训练班时，他是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吴宓的得意门生，“石社”的重要成员。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译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黄维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放弃了待遇较优、安全相对有保障的机会。1942年春天，他选择了另外一条充满了危险的道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选择即命运，黄维此刻绝对不会料到，他的这一次选择，将使他永别母校西南联大，永别敬爱的吴宓老师。1942年6月17日，黄维在随部队撤出缅甸强渡怒江时不幸落水。
　　联大应征翻译官的热潮中，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其中在机要秘书室担任翻译工作的许渊冲。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同学们的回应。并按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给同学们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囿于旧观念“好男不当兵”，宁肯休学也不愿意给美军当翻译官，这是自然境界；有的同学，比如吴琼，生活艰困早已在图书馆半工半读，参军既可练习英文，挣得比大学教授还要高，这是功利境界；而像罗宗明这样的同学，本来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渥，如今毅然放弃高薪从军，这是道德境界。他自己则在前三种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又因高中军训的经历，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想到中学的几位同学参加空军，有人已经为国捐躯，可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庄秋水《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许渊冲的主要任务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指挥空军作战的陈纳德，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为所属两个中队的P40飞机分配任务。有一次，许渊冲翻译的情报上说日本军舰何时到达海防，登陆士兵若干人，日本飞机若干架将进驻河内机场。这个情报引起他的警觉，立即送给机要秘书林文奎。
　　林文奎是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生，在战前投笔从戎参加空军。1941年奉命协助美国陈纳德将军创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任少校机要秘书兼情报作战主任，调度中国空军歼击日本空军。他接到许渊冲翻译的情报后，马上召集分管侦察、作战、轰炸、驱逐业务的参谋进行研究，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要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成英文，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
　　陈纳德与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分析了许渊冲面呈的情报，认为日本空军很可能为配合这次行动对昆明实行行动，于是迅速采取对策。果然，第二天日机来袭，已有准备的飞虎队不等敌机飞入市区，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
　　由于从军的原因，不少联大的学子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梅贻琦在联大新校舍第一食堂讲话，曾明确表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许渊冲在昆明美国空军机要秘书室做翻译时，梅校长来秘书室了解联大同学工作的情况，告诉许，要回校再读一年，才能毕业。许渊冲谨记梅贻琦的教导，求学治学不参加政治。“因为进步同学如彭国涛，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国民党时期受到迫害，解放后成了领导干部，‘反右’时因为执行校长职权，面了一个干部的职，结果打成右派。而我只走‘白专道路’，虽然受到批斗，却没有戴帽子，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
　　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西南联大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外文系彭国涛去美国十四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中国航空公司(CNAC)招考飞行员，西南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者有11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co-pilot)，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中国航空公司的主驾驶员多为“飞虎队”的飞行员转过来的，所以中国航空公司被称为驼峰航线上的“飞虎队”。
　　驼峰航线分“南线”和“北线”。南线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Dinjan）等机场起飞，中途经过密支那到昆明；北线从汀江中途飞越缅甸北端小镇葡萄（Putao）到昆明。南线地势平坦，飞行高度为正常的4000米以下；北线要飞越世界屋脊喜玛纳雅山脉的南麓，山脉海拔高度在3000—6000多米以上甚至更高，所以飞行高度必须在4500－6600米以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失利时，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南线无法通航。驼峰航线的运输线只有北线可飞越。此项任务十分艰巨，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并且为避开缅北日机的袭击，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联大学生朱晦吾和沈宗进即因公牺牲。
　　朱晦吾 1940年考取西南联大外语系，但申请休学，1942年始入学。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沈宗进 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除了牺牲的两位，据戈叔亚和王春琪撰写的《驼峰航线上的中国航空公司》文，并参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其他9位出身联大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如下：
　　华人杰(1922-2001) 生于江苏省无锡，抗战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就学，1944级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生。1945年，中国航空公司急需驾驶员，从事“驼峰空运”工作，在大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驾驶员，华人杰加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在“驼峰”上飞了96个来回。
　　周炳 1920年生人，籍贯湖南长沙。战争爆发后考入浙江大学，后转入昆明的西南联大政治系。1944年报考中航公司，担任运输机飞行员。在“驼峰航线”运输空中物资130多个来回。战后在中航开国际航线，后参加两航起义。
　　邓汤美（邓庆泉）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外语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长期驾驶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两台活塞式双速坛压航空发动机的DC-2、DC-3客机和C-47货机，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1945年留美，1947年回国继续在中航公司飞行并参加“两航起义”。
　　萧福霈 抗战初期在省立杭州高中就读，然后考入西南联大化工系，1944年级，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仁炱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启蕃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航空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冯少才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土木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罗道生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谭申禄 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以上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有的牺牲殉国，英烈碧血洒长空，更多的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那些赤胆忠魂，功昭日月，永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