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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卷土重来，并且，这次站在主动的一面。在经历了由邓小平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30年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前进的中国所面对的世界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大力倡导宣传，走向“新常态”是引领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必要一步，这被定义为增长模式的转变。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强调在此背景下的新举措和新抱负，特别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政府将继续走在增长模式深刻转变的路上，从出口驱动型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拉动的。现在，一个减少对投资增长依赖的新增长阶段已经到来。
中国也正在向经济活动国际化的方向努力。这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好消息。中国积累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也很乐意在世界舞台上成为越来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采取切实行动来解决世界上的众多危机。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最大贡献国，正在越来越密切地介入对这个危险世界日常出现的危机的解决。
中国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前进着，而这个世界充满危险。
众所周知，全球化受到了威胁。2008年的金融危机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插曲。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点。我们还没有经历完它所引起的所有后果。由于欧债危机演化成为一场阻止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欧洲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对南欧国家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引发了整个欧元区通货紧缩的风险。一个由西方引领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受挑战。西方霸权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样也受到挑战。在信用领域也是如此，三大评级机构的合法性正在日益减弱。
波动性和金融不稳定性将世界推向风险之地。我们从危机中痊愈了吗？答案是没有。世界经济只不过被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给麻痹了而已，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规模货币投放大水漫灌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依然存在随时可能破碎的重要金融泡沫。
短期主义带来了效率低下的项目，并导致了许多国家的错误发展，许多可能的投资从基础设施、交通、农业等最优配置领域被转移走。这些领域才是最需要工作和增长的。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即使发达国家也存在许多对于全球化的失望情绪，原因包括日益增长的财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严重环境污染和由此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由于大型机构操纵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所带来的不公平等。
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边界线正在失去作用，例如中东地区。原先的路线图被政治分歧打断。柏林墙倒塌后25年来，我们从没有看到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围墙和安全网。这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也在世界主要线路上造成了紧张局势，例如在今天的地中海地区。
恐怖主义圣战分子运动的兴起正在地图上创造由暴力和犯罪统治的地区，这造成了两个风险。其一是朝着西非和东非、朝着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方向蔓延的风险。这是一个全球病症。其二是不安全的贸易线路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14%的全球实物贸易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而苏伊士运河两岸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近几年正在大量增长。
新丝绸之路新在哪里
一个大型工程展示了中国的新目标。那就是“一带一路”或者被称为“新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秋天起开始在他的演讲中提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根据2014年2月他在巴黎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演讲演化而来，我那时在巴黎也有幸见到了习主席。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在30年时间里，在投资、基础设施、住房等方面投资数万亿美元、涉及30-50个主权国家的大项目，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为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典型项目作出了重要努力，这些项目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得以展示。资本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和资本超过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显示出中国政府非常认真地希望新丝绸之路成功运行并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有效合作。
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和思想传播的动脉。在丝绸之路早期，佛教经过该路线融入了中国文明。之后，郑和率领的船队穿过中国南海、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展现了中国文明在世界影响力的巅峰。
丝绸之路在伊斯兰文明的自身定义中也至关重要。伊斯兰文明通过伊斯巴罕（Ispahan）和撒马尔罕（Samarkand）之路传播了充满魅力的清真文化。从巴格达哈里发时代开始，伊斯兰信徒就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不同文明的贸易往来中发现了它独特的魅力和稳定性。我们应该记住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辛巴达水手的传说。
丝绸之路同样也是11-16世纪的土耳其-蒙古帝国的支柱。随着丝绸之路的脉搏升降，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衰落。这就是两千多年来这块沙漠和不毛之地线路上的贸易教训。只要政治稳定和合作，一切皆有可能。若无，那么将会一无所有。
历史教给我们谨慎和希望。它向我们展现了所有伟大的文明成就都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的强大意志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可·波罗、郑和、伊本·白图泰、忽必烈都给我们的未来上了一课。
这个新丝绸之路新在哪里？新丝绸之路是未来30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大改革和转变。它会是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正统来源之一，对打造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因为“一带一路”展示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其实，有许多常见的不同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这对中国来说也非常关键。“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因为“一带一路”能够将中国经济向内陆地区平衡，尤其是向新疆平衡。同时也具有全球战略，因为“一带一路”显示了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具有了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角力和冲突的替代方案。 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它把地球上的一个盲点考虑进来。自苏联解体之后，这是一块政治空白地带，更是一块人口和经济的空白地带，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极低，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6%，人口密度也很低，这些内陆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也遭受了多年不良影响。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复杂的合作项目，同时也是一个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主要危机地区建造政治稳定性框架的安全问题。
目前存在着一种危机，它通过中东到北高加索、中亚和中国新疆的走廊传播。20年来，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极不稳定，尤其是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共和国。2000年，中亚部分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局面，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发生了郁金香革命，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五月革命。现在中亚许多国家依然持续存在一种关于权力更迭的敏感观点。
丝绸之路是解决该地区动荡和恐怖主义的重要举措。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也受到恐怖主义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在昆明火车站的惨剧。经济发展是对该地区稳定问题的最好答案，丝绸之路可以让这些地区更稳定，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打击三股邪恶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外交工具。
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通过的地区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前沿，具有19世纪末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潜力。
新丝绸之路巨大的经济潜力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如此之宏大的经济规划。新丝绸之路的经济潜力非常巨大，它的建设将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具体工程。
首先是会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交通设施、电信、能源等领域带来发展动力。未来，中国与德国之间集装箱的运输速度将提升10倍。这将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大力发展陆路运输，穿过哈萨克斯坦或者中国-巴基斯坦走廊的长达5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包括投资300亿美元的海底隧道，穿过喜马拉雅山的22公里的穿山隧道，还有更多的铁路。20世纪，两个大陆桥已经在东亚和欧洲之间建立起来。第一个是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是俄罗斯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个是1992年兰州-乌鲁木齐大陆桥，以及现在连接20个国家，长达15000公里，连接深圳、昆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鹿特丹的第三欧亚大陆桥。目前有28个国家正在就丝路沿线5000公里高速铁路项目进行谈判，像埃拉特港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红海-地中海铁路这样的项目能够连接未来的陆路和海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货运铁路项目将能够连接波斯湾和地中海。有更多的线路，就能更多地提升稳定与安全。
港口基础设施也将是沿线的关键工程。目前，正在讨论广州、吉隆坡、科伦坡（斯里兰卡）、迪拜以及苏伊士运河沿线的工程，意在在赛德港建立一个集装箱码头，同样在欧洲如雅典也有类似项目。
当然，这也意味着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如石油管道和天然气液化站。特别是2007年开工的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石油管道，以及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
这同样是一个能够为沿线各国人民互相交流创造更多框架的合作工程。习近平强调了为“扩展人们之间的关系”，文化和教育合作将在这些项目中处于中心地位。这将意味着在高校合作的重点领域会有更多不同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换和相互合作，例如工程领域。
这同样也意味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成功典范的基础之上，创造出经济和发展政策的新工具。例如在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边界建立了特殊的跨国经济区域霍尔果斯。通过这些新的基础设施、特殊经济规定和政府之间更多的特殊合作项目，该地区能够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枢纽，尤其是在自由贸易领域。
三个关键点
但是这样巨大的项目该如何展开？为了成功建设新丝绸之路需要做哪些工作？在我看来，为了按照合作与和谐的精神共事，需要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需要灵活、开放地进行。我听到东方和西方的各种声音，认为这个项目仍不够精准、过于模糊，急需一个项目列表和时间表。但在我看来，当需要通过外交政策和合作方式调动具有不同安排和节奏的国家时，这种灵活性是必要的。必须接受这一点是因为这必将是一个不规律的过程、充满着试错的过程。它的成功依靠不同国家政府和企业在这个浩大工程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总之，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向沿线各国人民伸出来的邀请之手。
第二个关键点是需要为该项目的管理创造合适的政治工具。需要有政治对话以促进各国对该项目的共同责任感。上合组织可以在丝路项目中找到更合适的机会。它可以向欧洲国家开放，从而能够让欧洲国家更好地代表自己在丝绸之路的利益。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永久性的组织，每天处理贸易投资问题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体系架构。过去几年中，现存的G8或者G20等政治论坛组织已经失去了力量，缺少合法性，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了。
同时，还需要特殊的经济工具用以完成该项目的架构，支持该项目的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宣布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已经意味着迈出了一大步。但是需要创造更多的经济组织。我认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创造一个合作组织开发共同的工具和解决方案以协同其政策，从而更好地处理清算和货币兑换问题，以及信用评级和推进沿线投资安全的问题。应该成立一个特殊的机构处理不同政府投资之间的冲突，以获得更多的同质性和更大的法律安全。
这意味着目标必须协同。我们需要共同的规则和框架以适用“丝路”的所有项目。这些项目在规模和方法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我们使用传统工具，那么项目将依赖于世界银行或者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传统机构，而且会在吸引私人资本方面存在困难。丝路基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私人部门的参与，包括主要经济力量和沿线国家的草根项目。
这意味着需要创造金融工具以吸引投资。可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完成，尤其是连接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东南亚、中东、中亚国家等“一带一路”国家的股票市场发展都相对不成熟。为了地区金融和谐，同样需要其他金融工具，例如共同的信用评级机构，以获得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经济和政治潜力的更好理解。信用评级需要考虑许多目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没有考虑进去的特殊因素。许多制度都需要创新，而且需要在项目一开始就做到制度先行。这块领域目前几近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在金融方面也缺少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同样有必要创建一个地区货币市场，以避免依赖当今不断浮动变化的美元。“丝路”可以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基础，具有自己的稳定机制，以避免在一些国家快速发展和投机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泡沫。
更普遍地讲，在工业标准和规范协同方面需要作出大量的工作，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质量标准认定、货运能力的一致性、投资法律的协同等方面。不同参与国家的立法部门应该开始协力确认潜在的瓶颈和困难。欧洲在共同市场建设方面的相关经验显示，即使在非常相似的国家之间也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达成标准和规范方面的必要协同，这些协同的规范能够带来更多的投资流动性、更好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就开展这项伟大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个关键点是我们必须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动态框架结构中获得整合双边关系的能力，寻找支柱力量来平衡国际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丝路”必须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两极——欧洲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中心问题。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脉动一致是其成功的关键，它们是丝路的两端。现在，欧洲似乎已经不能向世界开放，而是以其自身问题和政治愿景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工程正是欧洲走向世界、重返世界的一个必要工程。
需要建立一个关于“丝路”的智囊团
我们需要中欧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贸易投资对话和协议，特别是通过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领导。我相信对北京的联合（比如来自法国和德国）高层访问会是一个受欢迎的、有力的象征。中国为了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欧洲因为目前的通货紧缩周期正在大幅削减对中国的订单；中国为了政治安全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这样能够避免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在太平洋地区摊牌的压力。当然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到谈判桌上，并且推进对彼此市场的相互开放。
我也相信，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创造的刺激和投资方案如果能够聚焦于新丝路工程，并且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政策进行协同，在地中海领域建造港口基础设施、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那么将会成为驱动私人投资的非常有效和有利的工具。我认为如果能够设立一个由高层专家组成的中欧联合委员会以提高公众意识、寻找能够被不同政府接受的共同经济项目，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关于“丝路”的智囊团。
欧洲和中国企业需要定义在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机制。把中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生产能力与欧洲企业（特别是法国企业）的技术、服务和项目管理能力融合起来，这将证明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这个模式可以在丝路沿线进行，然后推广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在欧洲企业深受好评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机会。基础设施项目只是为沿线的私人经济投资创造了条件。它会在旅游和奢侈品销售方面创造不断增长的利益和机会。为了满足中国商人日益增多的商旅要求，是否有必要创建一个高端酒店品牌来满足这一需求，正如过去的商队旅社？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丝路沿线国家的签证便利性上下功夫吗？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会为沿线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创造机会。这将意味着需要为这些城市崛起的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公共服务，之前欧洲企业在此方面一直是领袖。
中、俄、乌克兰现实下的丝路框架
中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双方之间的理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进。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上海签订了未来几十年高达4000亿美元的巨额中俄天然气运输合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两个大国之间在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也都存在着重要利益，一个国家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的20%。
第一，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都存在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且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和人民也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主要力量和角色。但是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同样造成了运输瓶颈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愿景和行动才能解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将宣布的2016-2021年的新五年计划中，一些经济项目可能成为丝路所代表的各种新的可能性的标志。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它们能够担当从西伯利亚地区向中国东北三省，甚至向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地区运输商品、能源和谷物的重要职责。这些目前存在的港口同样能够降低中国东北地区向太平洋沿岸运输货物的成本。开发该替代路线能够保持目前已经满负荷运行的现有中国港口的活力，同时能够将海上运输路线缩短20%。这是一个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一致的战略问题。这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现在的政府几年前已经认识这一点到并且积极推动其发展。俄罗斯政府的经济团队，已经显示了其与中国共同推进这些项目的能力和技巧。
第二，俄罗斯和中国必须找到正确的对话方式以平衡它们在相邻国家，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合法影响力和软实力。苏联解体25年后，中亚地区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稳定和重建该地区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1991年取代前苏联部分角色的独联体不尽人意。为了争夺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中俄之间可能会诱发象征性的冲突，这只会导致双方实力的减弱。我们必须牢记过去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带来该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危险的源泉。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在分歧公开之前就予以解决，需要两个大国之间强力而持续的对话。两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协调机制，特别是对中亚主要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以展示两国对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同利益和愿景。
乌克兰问题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在丝路框架内找到有用的模式，以找到创新的外交解决方案。
有必要进行大量投资以保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稳定国家的地位。让一个分裂的主权国家横在欧洲中部既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乌克兰分裂对所有邻国都意味着更多的有组织犯罪、更多的暴力事件和更大的风险。但是谁能够承受重建乌克兰这样一个被政治分歧、腐败、犯罪重创国家的代价呢？眼前的成本已经被估计为300亿美元左右，高于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乌克兰的美元贷款。 土耳其，新丝路的重要基石
我相信丝路沿线还有另外一个外交和经济支柱强国——土耳其。自20世纪末以来土耳其变化巨大。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后，土耳其已经重新崛起，但是它对于自身的位置和角色仍有犹豫。它是否应该将目标定于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那样影响中东地区？这个梦想随着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和紧张局势而粉碎。土耳其感觉受到叙利亚内战的威胁，叙利亚危机导致150万叙利亚人逃亡至土耳其。土耳其同样因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倾向在其邻国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不断强化而感到威胁。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希望受到冷落，现在其进入欧盟的前景比1963年签订结盟协定时还要渺茫。与北约组织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其唯一一个可以发挥稳定的经济发展作用的方向就是东方。土耳其与拥有土耳其后裔和文化的中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特别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过去，在20世纪初期，年轻的土耳其人开展了泛突厥运动，并把它作为头号目标。中国和土耳其在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维族人民发展的项目中已经开展了一些示范性的外交对话。在“丝路”沿线加强这种合作的举措是可能的，并可以把它作为建设新丝路的稳固基石。土耳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足以让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中心角色，特别是在建筑和民用工程领域，土耳其拥有高水平的、富有经验的企业。土耳其同样是中亚和欧洲之间能源运送的关键地区。土耳其可能成为“新丝路”沿线建立外交联盟、保持地区稳定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基石。这意味着必须采取有效的高层次的外交举措，特别是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
“新丝路”会成为保持区域稳定的关键国家之间发展牢固关系的强大工具。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国际社会和伊朗能够就核扩散问题达成协议，那么伊朗经济现代化和正常化的过程将会需要大规模投资以开发其工业潜力。融入“一带一路”框架能够允许伊朗与邻国建立和谐、多样化的关系。对巴基斯坦来说同样如此，巴基斯坦需要解决贫困、地区不平等、政治不稳定等挑战，以全面发挥稳定作用并在与印度的关系中扮演积极角色。“新丝路”带来了和平和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
在一个全球化停滞不前的时代，在一个野蛮规则下世界版图的大部分地区被威胁成为空白地带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倡议、合作和决心；我们需要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工具，需要避免使用武力和战争的所谓捷径，选择外交、多边主义和政治策略，以解决贫困和不稳定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工程。目前大家积极通过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大规模多边投资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非洲大陆的开发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来源。“一带一路”给我们与中国携手合作的机会，这是一次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是一次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合作，这是一次人民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联系起这个走向分裂的世界。
“新丝路”代表了一个新的精神符号，它让拥有不同历史、关系、思维、期望的国家在一个架构下共同发展，它将为对话、理解和最终的和平创造条件。
前进的中国所面对的世界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大力倡导宣传，走向“新常态”是引领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必要一步，这被定义为增长模式的转变。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强调在此背景下的新举措和新抱负，特别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政府将继续走在增长模式深刻转变的路上，从出口驱动型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拉动的。现在，一个减少对投资增长依赖的新增长阶段已经到来。
中国也正在向经济活动国际化的方向努力。这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好消息。中国积累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也很乐意在世界舞台上成为越来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采取切实行动来解决世界上的众多危机。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最大贡献国，正在越来越密切地介入对这个危险世界日常出现的危机的解决。
中国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前进着，而这个世界充满危险。
众所周知，全球化受到了威胁。2008年的金融危机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插曲。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点。我们还没有经历完它所引起的所有后果。由于欧债危机演化成为一场阻止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欧洲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对南欧国家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引发了整个欧元区通货紧缩的风险。一个由西方引领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受挑战。西方霸权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样也受到挑战。在信用领域也是如此，三大评级机构的合法性正在日益减弱。
波动性和金融不稳定性将世界推向风险之地。我们从危机中痊愈了吗？答案是没有。世界经济只不过被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给麻痹了而已，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规模货币投放大水漫灌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依然存在随时可能破碎的重要金融泡沫。
短期主义带来了效率低下的项目，并导致了许多国家的错误发展，许多可能的投资从基础设施、交通、农业等最优配置领域被转移走。这些领域才是最需要工作和增长的。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即使发达国家也存在许多对于全球化的失望情绪，原因包括日益增长的财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严重环境污染和由此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由于大型机构操纵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所带来的不公平等。
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边界线正在失去作用，例如中东地区。原先的路线图被政治分歧打断。柏林墙倒塌后25年来，我们从没有看到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围墙和安全网。这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也在世界主要线路上造成了紧张局势，例如在今天的地中海地区。
恐怖主义圣战分子运动的兴起正在地图上创造由暴力和犯罪统治的地区，这造成了两个风险。其一是朝着西非和东非、朝着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方向蔓延的风险。这是一个全球病症。其二是不安全的贸易线路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14%的全球实物贸易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而苏伊士运河两岸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近几年正在大量增长。
新丝绸之路新在哪里
一个大型工程展示了中国的新目标。那就是“一带一路”或者被称为“新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秋天起开始在他的演讲中提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根据2014年2月他在巴黎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演讲演化而来，我那时在巴黎也有幸见到了习主席。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在30年时间里，在投资、基础设施、住房等方面投资数万亿美元、涉及30-50个主权国家的大项目，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为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典型项目作出了重要努力，这些项目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得以展示。资本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和资本超过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显示出中国政府非常认真地希望新丝绸之路成功运行并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有效合作。
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和思想传播的动脉。在丝绸之路早期，佛教经过该路线融入了中国文明。之后，郑和率领的船队穿过中国南海、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展现了中国文明在世界影响力的巅峰。
丝绸之路在伊斯兰文明的自身定义中也至关重要。伊斯兰文明通过伊斯巴罕（Ispahan）和撒马尔罕（Samarkand）之路传播了充满魅力的清真文化。从巴格达哈里发时代开始，伊斯兰信徒就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不同文明的贸易往来中发现了它独特的魅力和稳定性。我们应该记住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辛巴达水手的传说。
丝绸之路同样也是11-16世纪的土耳其-蒙古帝国的支柱。随着丝绸之路的脉搏升降，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衰落。这就是两千多年来这块沙漠和不毛之地线路上的贸易教训。只要政治稳定和合作，一切皆有可能。若无，那么将会一无所有。
历史教给我们谨慎和希望。它向我们展现了所有伟大的文明成就都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的强大意志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可·波罗、郑和、伊本·白图泰、忽必烈都给我们的未来上了一课。
这个新丝绸之路新在哪里？新丝绸之路是未来30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大改革和转变。它会是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正统来源之一，对打造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因为“一带一路”展示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其实，有许多常见的不同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这对中国来说也非常关键。“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因为“一带一路”能够将中国经济向内陆地区平衡，尤其是向新疆平衡。同时也具有全球战略，因为“一带一路”显示了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具有了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角力和冲突的替代方案。 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它把地球上的一个盲点考虑进来。自苏联解体之后，这是一块政治空白地带，更是一块人口和经济的空白地带，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极低，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6%，人口密度也很低，这些内陆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也遭受了多年不良影响。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复杂的合作项目，同时也是一个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主要危机地区建造政治稳定性框架的安全问题。
目前存在着一种危机，它通过中东到北高加索、中亚和中国新疆的走廊传播。20年来，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极不稳定，尤其是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共和国。2000年，中亚部分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局面，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发生了郁金香革命，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五月革命。现在中亚许多国家依然持续存在一种关于权力更迭的敏感观点。
丝绸之路是解决该地区动荡和恐怖主义的重要举措。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也受到恐怖主义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在昆明火车站的惨剧。经济发展是对该地区稳定问题的最好答案，丝绸之路可以让这些地区更稳定，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打击三股邪恶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外交工具。
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通过的地区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前沿，具有19世纪末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潜力。
新丝绸之路巨大的经济潜力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如此之宏大的经济规划。新丝绸之路的经济潜力非常巨大，它的建设将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具体工程。
首先是会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交通设施、电信、能源等领域带来发展动力。未来，中国与德国之间集装箱的运输速度将提升10倍。这将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大力发展陆路运输，穿过哈萨克斯坦或者中国-巴基斯坦走廊的长达5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包括投资300亿美元的海底隧道，穿过喜马拉雅山的22公里的穿山隧道，还有更多的铁路。20世纪，两个大陆桥已经在东亚和欧洲之间建立起来。第一个是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是俄罗斯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个是1992年兰州-乌鲁木齐大陆桥，以及现在连接20个国家，长达15000公里，连接深圳、昆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鹿特丹的第三欧亚大陆桥。目前有28个国家正在就丝路沿线5000公里高速铁路项目进行谈判，像埃拉特港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红海-地中海铁路这样的项目能够连接未来的陆路和海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货运铁路项目将能够连接波斯湾和地中海。有更多的线路，就能更多地提升稳定与安全。
港口基础设施也将是沿线的关键工程。目前，正在讨论广州、吉隆坡、科伦坡（斯里兰卡）、迪拜以及苏伊士运河沿线的工程，意在在赛德港建立一个集装箱码头，同样在欧洲如雅典也有类似项目。
当然，这也意味着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如石油管道和天然气液化站。特别是2007年开工的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石油管道，以及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
这同样是一个能够为沿线各国人民互相交流创造更多框架的合作工程。习近平强调了为“扩展人们之间的关系”，文化和教育合作将在这些项目中处于中心地位。这将意味着在高校合作的重点领域会有更多不同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换和相互合作，例如工程领域。
这同样也意味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成功典范的基础之上，创造出经济和发展政策的新工具。例如在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边界建立了特殊的跨国经济区域霍尔果斯。通过这些新的基础设施、特殊经济规定和政府之间更多的特殊合作项目，该地区能够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枢纽，尤其是在自由贸易领域。
三个关键点
但是这样巨大的项目该如何展开？为了成功建设新丝绸之路需要做哪些工作？在我看来，为了按照合作与和谐的精神共事，需要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需要灵活、开放地进行。我听到东方和西方的各种声音，认为这个项目仍不够精准、过于模糊，急需一个项目列表和时间表。但在我看来，当需要通过外交政策和合作方式调动具有不同安排和节奏的国家时，这种灵活性是必要的。必须接受这一点是因为这必将是一个不规律的过程、充满着试错的过程。它的成功依靠不同国家政府和企业在这个浩大工程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总之，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向沿线各国人民伸出来的邀请之手。
第二个关键点是需要为该项目的管理创造合适的政治工具。需要有政治对话以促进各国对该项目的共同责任感。上合组织可以在丝路项目中找到更合适的机会。它可以向欧洲国家开放，从而能够让欧洲国家更好地代表自己在丝绸之路的利益。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永久性的组织，每天处理贸易投资问题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体系架构。过去几年中，现存的G8或者G20等政治论坛组织已经失去了力量，缺少合法性，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了。
同时，还需要特殊的经济工具用以完成该项目的架构，支持该项目的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宣布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已经意味着迈出了一大步。但是需要创造更多的经济组织。我认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创造一个合作组织开发共同的工具和解决方案以协同其政策，从而更好地处理清算和货币兑换问题，以及信用评级和推进沿线投资安全的问题。应该成立一个特殊的机构处理不同政府投资之间的冲突，以获得更多的同质性和更大的法律安全。
这意味着目标必须协同。我们需要共同的规则和框架以适用“丝路”的所有项目。这些项目在规模和方法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我们使用传统工具，那么项目将依赖于世界银行或者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传统机构，而且会在吸引私人资本方面存在困难。丝路基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私人部门的参与，包括主要经济力量和沿线国家的草根项目。
这意味着需要创造金融工具以吸引投资。可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完成，尤其是连接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东南亚、中东、中亚国家等“一带一路”国家的股票市场发展都相对不成熟。为了地区金融和谐，同样需要其他金融工具，例如共同的信用评级机构，以获得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经济和政治潜力的更好理解。信用评级需要考虑许多目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没有考虑进去的特殊因素。许多制度都需要创新，而且需要在项目一开始就做到制度先行。这块领域目前几近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在金融方面也缺少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同样有必要创建一个地区货币市场，以避免依赖当今不断浮动变化的美元。“丝路”可以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基础，具有自己的稳定机制，以避免在一些国家快速发展和投机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泡沫。
更普遍地讲，在工业标准和规范协同方面需要作出大量的工作，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质量标准认定、货运能力的一致性、投资法律的协同等方面。不同参与国家的立法部门应该开始协力确认潜在的瓶颈和困难。欧洲在共同市场建设方面的相关经验显示，即使在非常相似的国家之间也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达成标准和规范方面的必要协同，这些协同的规范能够带来更多的投资流动性、更好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就开展这项伟大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个关键点是我们必须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动态框架结构中获得整合双边关系的能力，寻找支柱力量来平衡国际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丝路”必须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两极——欧洲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中心问题。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脉动一致是其成功的关键，它们是丝路的两端。现在，欧洲似乎已经不能向世界开放，而是以其自身问题和政治愿景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工程正是欧洲走向世界、重返世界的一个必要工程。
需要建立一个关于“丝路”的智囊团
我们需要中欧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贸易投资对话和协议，特别是通过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领导。我相信对北京的联合（比如来自法国和德国）高层访问会是一个受欢迎的、有力的象征。中国为了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欧洲因为目前的通货紧缩周期正在大幅削减对中国的订单；中国为了政治安全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这样能够避免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在太平洋地区摊牌的压力。当然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到谈判桌上，并且推进对彼此市场的相互开放。
我也相信，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创造的刺激和投资方案如果能够聚焦于新丝路工程，并且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政策进行协同，在地中海领域建造港口基础设施、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那么将会成为驱动私人投资的非常有效和有利的工具。我认为如果能够设立一个由高层专家组成的中欧联合委员会以提高公众意识、寻找能够被不同政府接受的共同经济项目，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关于“丝路”的智囊团。
欧洲和中国企业需要定义在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机制。把中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生产能力与欧洲企业（特别是法国企业）的技术、服务和项目管理能力融合起来，这将证明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这个模式可以在丝路沿线进行，然后推广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在欧洲企业深受好评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机会。基础设施项目只是为沿线的私人经济投资创造了条件。它会在旅游和奢侈品销售方面创造不断增长的利益和机会。为了满足中国商人日益增多的商旅要求，是否有必要创建一个高端酒店品牌来满足这一需求，正如过去的商队旅社？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丝路沿线国家的签证便利性上下功夫吗？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会为沿线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创造机会。这将意味着需要为这些城市崛起的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公共服务，之前欧洲企业在此方面一直是领袖。
中、俄、乌克兰现实下的丝路框架
中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双方之间的理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进。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上海签订了未来几十年高达4000亿美元的巨额中俄天然气运输合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两个大国之间在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也都存在着重要利益，一个国家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的20%。
第一，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都存在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且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和人民也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主要力量和角色。但是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同样造成了运输瓶颈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愿景和行动才能解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将宣布的2016-2021年的新五年计划中，一些经济项目可能成为丝路所代表的各种新的可能性的标志。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它们能够担当从西伯利亚地区向中国东北三省，甚至向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地区运输商品、能源和谷物的重要职责。这些目前存在的港口同样能够降低中国东北地区向太平洋沿岸运输货物的成本。开发该替代路线能够保持目前已经满负荷运行的现有中国港口的活力，同时能够将海上运输路线缩短20%。这是一个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一致的战略问题。这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现在的政府几年前已经认识这一点到并且积极推动其发展。俄罗斯政府的经济团队，已经显示了其与中国共同推进这些项目的能力和技巧。
第二，俄罗斯和中国必须找到正确的对话方式以平衡它们在相邻国家，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合法影响力和软实力。苏联解体25年后，中亚地区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稳定和重建该地区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1991年取代前苏联部分角色的独联体不尽人意。为了争夺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中俄之间可能会诱发象征性的冲突，这只会导致双方实力的减弱。我们必须牢记过去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带来该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危险的源泉。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在分歧公开之前就予以解决，需要两个大国之间强力而持续的对话。两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协调机制，特别是对中亚主要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以展示两国对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同利益和愿景。
乌克兰问题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在丝路框架内找到有用的模式，以找到创新的外交解决方案。
有必要进行大量投资以保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稳定国家的地位。让一个分裂的主权国家横在欧洲中部既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乌克兰分裂对所有邻国都意味着更多的有组织犯罪、更多的暴力事件和更大的风险。但是谁能够承受重建乌克兰这样一个被政治分歧、腐败、犯罪重创国家的代价呢？眼前的成本已经被估计为300亿美元左右，高于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乌克兰的美元贷款。 土耳其，新丝路的重要基石
我相信丝路沿线还有另外一个外交和经济支柱强国——土耳其。自20世纪末以来土耳其变化巨大。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后，土耳其已经重新崛起，但是它对于自身的位置和角色仍有犹豫。它是否应该将目标定于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那样影响中东地区？这个梦想随着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和紧张局势而粉碎。土耳其感觉受到叙利亚内战的威胁，叙利亚危机导致150万叙利亚人逃亡至土耳其。土耳其同样因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倾向在其邻国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不断强化而感到威胁。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希望受到冷落，现在其进入欧盟的前景比1963年签订结盟协定时还要渺茫。与北约组织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其唯一一个可以发挥稳定的经济发展作用的方向就是东方。土耳其与拥有土耳其后裔和文化的中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特别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过去，在20世纪初期，年轻的土耳其人开展了泛突厥运动，并把它作为头号目标。中国和土耳其在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维族人民发展的项目中已经开展了一些示范性的外交对话。在“丝路”沿线加强这种合作的举措是可能的，并可以把它作为建设新丝路的稳固基石。土耳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足以让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中心角色，特别是在建筑和民用工程领域，土耳其拥有高水平的、富有经验的企业。土耳其同样是中亚和欧洲之间能源运送的关键地区。土耳其可能成为“新丝路”沿线建立外交联盟、保持地区稳定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基石。这意味着必须采取有效的高层次的外交举措，特别是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
“新丝路”会成为保持区域稳定的关键国家之间发展牢固关系的强大工具。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国际社会和伊朗能够就核扩散问题达成协议，那么伊朗经济现代化和正常化的过程将会需要大规模投资以开发其工业潜力。融入“一带一路”框架能够允许伊朗与邻国建立和谐、多样化的关系。对巴基斯坦来说同样如此，巴基斯坦需要解决贫困、地区不平等、政治不稳定等挑战，以全面发挥稳定作用并在与印度的关系中扮演积极角色。“新丝路”带来了和平和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
在一个全球化停滞不前的时代，在一个野蛮规则下世界版图的大部分地区被威胁成为空白地带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倡议、合作和决心；我们需要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工具，需要避免使用武力和战争的所谓捷径，选择外交、多边主义和政治策略，以解决贫困和不稳定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工程。目前大家积极通过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大规模多边投资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非洲大陆的开发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来源。“一带一路”给我们与中国携手合作的机会，这是一次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是一次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合作，这是一次人民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联系起这个走向分裂的世界。
“新丝路”代表了一个新的精神符号，它让拥有不同历史、关系、思维、期望的国家在一个架构下共同发展，它将为对话、理解和最终的和平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