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的经验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决策非常正确。一个进步的地方就是它依赖于体制的转变,或者叫社会转型,并对如何转型做了具体的探索,指出了它的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把农民变成市民,从效率低的部门大量转向效率高的部门,提高了我们的效率,转向了集约的增长方式。第二,提高我们制造业的附加值,我们这个制造业可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但是我们的制造业集中在低端,还不能说是现代的制造业。现代制造业的特点是这个产业链很长,不完全是加工、装配、制造。形象的说法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即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知识含量,那么也就提高了利润提高了收入。第三,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现在世界各国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的品种、花色众多,而且占GDP一般都在一半以上,我们现在占的比重低于印度。印度发展水平比我们低得多,但是它的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就业容量也比较大。第四,就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主要任务、转型途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个转型的成效不大。就全国来说,有些地方做得是不错的。但是总体来看,“十一五”的执行情况不是那么好。为什么没有达到理想呢?能不能转型,需要打破转型的体制性障碍。
　　“十一五”讨论的时候说,有四个体制性障碍,第一个体制性障碍是政府操办经济太多了。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这样一来,考察我们官员的政绩主要指标就变成了GDP。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利,特别是从“九五”以来,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生存之本,这个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体制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变成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第三个障碍就是财税体制,财税体制使得各级政府领导同志都要赶快把经济总量搞上去,不搞上去他日子很不好过,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收入,一半政府收入是靠增值税,增值税跟产值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支出,支出责任过分下移,下移到县。这样一来各级政府就要赶快把GDP做大,他又有这方面的权力,又能够配置资源,于是动员资源搞大GDP,变成了政府的职能,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改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原来以为是因为技术力量薄弱,所以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但这个经过30年改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技术创新的力量从人数上看应该说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的研发投入是世界第二,高于日本。技术发明简直是成千上万,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接近前沿的。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产业化非常困难。
　　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够好,这方面的建设牵扯到很多方面,不只是经济体制还包括政治体制,比如说法制。因为我们的法制不健全,一创新以后就被仿冒,执法又地方化,这样一来就都不愿意创新了。所以创新创业环境好,首先要把法制建立起来。
　　总之,一方面要破除障碍,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环境。这个靠什么呢?靠改革。就是我们不管从经济体制上、政治体制上都要建立一个现代性国家。在未来的十年应该重启改革议程,如果我们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能够往前推进,那么我们的转型、结构优化都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