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北京话说，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考试成绩顺其自然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从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书，直至小学毕业。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但他以为我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但我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可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而且还是被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好玩好玩。
　　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也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几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工夫。
　　让孩子在玩耍中成长
　　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一百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一百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比如说画画。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齐白石有了兴趣。原因是妈妈由北平带了两张齐老人的画到重庆北碚。其中一张画的是一群小雏鸡，它是父亲在济南的时候托许地山先生求来的，当然是付款的，是一张齐白石的精品。父亲对这幅画极喜爱，挂在屋中，常常一个人对着它默默地欣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来了客人，他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这张画的好处。
　　还有一张是由两小幅斗方裱在一起的，一方蟹，一方虾，也是齐白石的拿手题材。妈妈在北平的时候做过家教，辅导过齐家第一代孩子的语文课，这是得来的答谢礼，自然也属精品。
　　但是，在旁听父亲对朋友们讲解中，我不知不觉爱上了画小鸡画虾蟹，完全是模仿，居然还有点像。父亲大为得意，来了客人，他会大叫“傻小子，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他本来十分反对来了客人让小孩子当众背唐诗的那些庸俗做法，认为是一种摩登父母拿小孩当玩具，培养“出窝老”（生下来便老态龙钟）的恶习。可是，傻小子自己画小鸡，在他看来，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是天性的流露，非常可贵，值得鼓励。
　　有一次，重庆开了一次大的纪念集会，为父亲庆贺45岁生日和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20周年。他由重庆抱回一个大的纪念册页，上面全是他的作家朋友和画家朋友为他作的题词和绘画。他一时兴起，突然当众让我也在上面画一页小鸡，让一个8岁的小孩和那些大作家大画家并列，这是我和母亲以及全体在座的客人都始料不及的，都大感惊讶和奇怪。
　　还有一次，我坐在东边小山坡上写生，样子大概很认真。父亲立刻走过来看。看了一会，他居然也坐下来，拿过我的画笔，说“我教你。”据我所知，父亲对美术是一笔都不会画的，可是他很懂美术，因为他上过师范，理论上很有一套，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竟然是自己不擅画只擅写的父亲。
　　同样的，父亲教过我集邮。他也教过我打麻将，是数番的那种，很复杂，动脑筋做牌，只玩不赌。他还常带我上四川那种老百姓的茶馆，一坐一下午。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丰子恺先生来到北碚时，父亲带我去看他，是在一间山坡上特别黑的房间里。
　　夏天，父亲晚上乘凉时，给我们全家讲过美国小说，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晚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那时，他对战争题材的小说特别有兴趣，写完了《火葬》，正在酝酿写《四世同堂》。父亲带我上过公众澡堂子，一口大池，热气腾腾，男人们在里面边泡边聊，非常热闹。
　　就这样，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渐渐开了窍。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