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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是戏班里的台柱子,绝活是手定切割机——瞬间用手掌把高速旋转的切割机齿轮握停住。但有一次,父亲出意外了,两只手指被齿轮无情地锯飞掉了,台下的观众一片骚动和混乱,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放下年幼的我,疯狂地推开人群,她要找那两个被割断的手指,想尽快把它们接到父亲的手上去。
可是,人太多了,太乱了,母亲很难挪动脚,她拿着手电筒,哭着在地上一遍遍找,但地方终究是太大了,又是晚上,整个戏班的人都出动了,依然是毫无收获。
第二天天快亮时,母亲才在厚厚的灰尘里翻出了那两个手指头,但已经被人踩得面目全非,全都坏死了。
两个手指没有了,父亲再也不能做握停切割机的绝活了,为了能留在戏班里继续挣钱,养活母亲和年幼的我,他又自创了另一门新的绝活——铁头功,一分钟内开数十个啤酒瓶。父亲没有练过气功,完全靠的是头盖骨!让坚硬的啤酒瓶去砸自己的脑袋,这是一个极其残暴的表演,稍有不慎就会头破血流或者是脑震荡,父亲明白这个绝活的危险性,但为了生活,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这么做!
一次,父亲头开第一个啤酒瓶后,由于没有甩干净玻璃碎片,等第二个瓶砸下去的时候,一个浮在头发上的玻璃碎片随之刺入父亲的头颅里,父亲立即感到刺骨的痛。但他不能马上下场,而是换了头的另一个部位,继续把剩下的酒瓶全开开了,下台后,父亲痛得全身湿透了。
尽管父亲是那么努力地表演,但几年后他还是不得不带着我和母亲离开那里。因为,他老了,表演开始力不从心了,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父亲把自己最美好、最辉煌、最鼎盛,也是最苦痛的时光留在了戏班里,留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他回到老家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本属于他的田地被别人占了,本属于他的房子因风雨吹打,倒了,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田和地,父亲只好到附近的一个炸石场去工作,负责炸石头。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工作,必须要和老板签订生死状,因为这个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但父亲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他看到工资很不错。
如同在戏班里一样,父亲还是出事了。一次父亲放了一个哑炮,按规定,他不得不去排除,等他小心翼翼地走近哑炮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被炸死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仅仅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耳朵却被完全炸聋了!
此后,父亲在镇上卖起了臭干子,一个纸壳子上写着:一块钱五块……
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也去了城里。父亲不愿跟着我,一个人在无声的世界里卖着臭干子。
去年除夕,由于车票紧張,我晚上七点多钟才赶到镇上。此时已是家家灯火户户飘香了,我想父亲一定在家中焦急地等着我。
一下车,我便看见了父亲,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穿着当年在戏班时的服装,已经是非常破旧了,肩上挑着卖臭干子用的方块桌和簸箕。父亲看见我时,是那般地激动和兴奋。他抢着拎我的行李,然后,用他那只有三根手指头的手,拿起一块臭干子就往我的嘴里塞,自己还不停地张开口,意思是让我吃,那是他特意为我留下的!当我的舌头碰到那块臭臭的臭干子时,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蹲在地上,任泪水泉涌而出。
(彭根成摘自《家庭之友》)
可是,人太多了,太乱了,母亲很难挪动脚,她拿着手电筒,哭着在地上一遍遍找,但地方终究是太大了,又是晚上,整个戏班的人都出动了,依然是毫无收获。
第二天天快亮时,母亲才在厚厚的灰尘里翻出了那两个手指头,但已经被人踩得面目全非,全都坏死了。
两个手指没有了,父亲再也不能做握停切割机的绝活了,为了能留在戏班里继续挣钱,养活母亲和年幼的我,他又自创了另一门新的绝活——铁头功,一分钟内开数十个啤酒瓶。父亲没有练过气功,完全靠的是头盖骨!让坚硬的啤酒瓶去砸自己的脑袋,这是一个极其残暴的表演,稍有不慎就会头破血流或者是脑震荡,父亲明白这个绝活的危险性,但为了生活,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这么做!
一次,父亲头开第一个啤酒瓶后,由于没有甩干净玻璃碎片,等第二个瓶砸下去的时候,一个浮在头发上的玻璃碎片随之刺入父亲的头颅里,父亲立即感到刺骨的痛。但他不能马上下场,而是换了头的另一个部位,继续把剩下的酒瓶全开开了,下台后,父亲痛得全身湿透了。
尽管父亲是那么努力地表演,但几年后他还是不得不带着我和母亲离开那里。因为,他老了,表演开始力不从心了,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父亲把自己最美好、最辉煌、最鼎盛,也是最苦痛的时光留在了戏班里,留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他回到老家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本属于他的田地被别人占了,本属于他的房子因风雨吹打,倒了,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田和地,父亲只好到附近的一个炸石场去工作,负责炸石头。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工作,必须要和老板签订生死状,因为这个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但父亲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他看到工资很不错。
如同在戏班里一样,父亲还是出事了。一次父亲放了一个哑炮,按规定,他不得不去排除,等他小心翼翼地走近哑炮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被炸死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仅仅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耳朵却被完全炸聋了!
此后,父亲在镇上卖起了臭干子,一个纸壳子上写着:一块钱五块……
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也去了城里。父亲不愿跟着我,一个人在无声的世界里卖着臭干子。
去年除夕,由于车票紧張,我晚上七点多钟才赶到镇上。此时已是家家灯火户户飘香了,我想父亲一定在家中焦急地等着我。
一下车,我便看见了父亲,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穿着当年在戏班时的服装,已经是非常破旧了,肩上挑着卖臭干子用的方块桌和簸箕。父亲看见我时,是那般地激动和兴奋。他抢着拎我的行李,然后,用他那只有三根手指头的手,拿起一块臭干子就往我的嘴里塞,自己还不停地张开口,意思是让我吃,那是他特意为我留下的!当我的舌头碰到那块臭臭的臭干子时,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蹲在地上,任泪水泉涌而出。
(彭根成摘自《家庭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