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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人们评价秦政，多批判其专制。但是对于秦完成统一事业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在新的学术条件下，有必要进行新的考察，以求形成新的理解。
技术层次的优胜使秦具备统一的条件
关于秦统一事业的成功，秦始皇自称“德并诸侯”“烹灭强暴”。对于实现“天下一统”的因素，《史记》有“是善用兵，又有天命”的说法。秦据西北僻陋之地迅速崛起，能够“强殆中国”，最终实现一统，自有重要的原因。以往曾有学者将商鞅变法解释为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认为秦的统一在于改革彻底，使得先进的制度战胜了落后的制度。然而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历史真实显然要复杂得多。
对于秦富国强兵，终于一统的具体的条件，可以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国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由此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重要因素。
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秦的学术文化倾向特别注重实用之学的特点，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胜，使得秦人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
击灭“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统一事业
秦统一后形成了新的局面，后人曾经有“六王毕，四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之说。
其实，击灭“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统一事业。秦始皇实现的统一，亦包括北河拓进以及南海置郡。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陆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年）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北河与南海经营，也是秦统一战争的主题之一。
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为真切的理解。
秦统一的作用并不限于政治层面
自战国至于秦汉，历史形势发生剧变。清代史学家赵翼有“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的判断。汤斌曾明确说：“秦之并六国也，此古今一大变局也。”正是秦实现了统一，其覆亡后，汉并天下虽经历曲折仍重新复原了统一格局，即所谓“汉承秦制”，使得中国政治文化进程走入新的境界。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
而秦统一的作用，并不限于政治层面。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而经济史的这一演进，由秦在“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原则下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以及货币的统一起始。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考察这一变化，也应当视秦王朝“书同文字”“匡饬异俗”，以追求“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大治濯俗，天下承风”推行的文化政策为重要起点。
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秦统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李学勤指出：“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的活跃表现，以“秦”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在辽阔的空间形成显著影响。两汉时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关于China的语源，有人解释为“丝”，有人解释为“茶”，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与“秦”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编者也主张“China”一称来自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的秦王朝。以“秦”为标志性符号的历史阶段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我们民族的久远记忆。
秦统一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或许可以通过中原帝国执政者对于“北边”的重视以及随后发生的历史变局予以理解。草原强势军事力量因秦王朝比较积极的战略布局，南下侵扰的行为受到遏制。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有力抗击改变了汉帝国西北形势。匈奴向欧洲迁徙的历史动向，有的学者认为自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秦始皇直道对于这一历史变化的作用。这些认识是有一定学术依据的。
秦王朝行政极端专权的特征对后世造成了政治生活的危害，这是我们在分析秦统一与秦政的历史影响时不能忽略的现象。然而秦统一的意义，后世批判秦政的政论和史论亦未必否定。李学勤说：“（秦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样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光明日报》2017.7.17）
技术层次的优胜使秦具备统一的条件
关于秦统一事业的成功，秦始皇自称“德并诸侯”“烹灭强暴”。对于实现“天下一统”的因素，《史记》有“是善用兵，又有天命”的说法。秦据西北僻陋之地迅速崛起，能够“强殆中国”，最终实现一统，自有重要的原因。以往曾有学者将商鞅变法解释为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认为秦的统一在于改革彻底，使得先进的制度战胜了落后的制度。然而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历史真实显然要复杂得多。
对于秦富国强兵，终于一统的具体的条件，可以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国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由此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重要因素。
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秦的学术文化倾向特别注重实用之学的特点，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胜，使得秦人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
击灭“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统一事业
秦统一后形成了新的局面，后人曾经有“六王毕，四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之说。
其实，击灭“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统一事业。秦始皇实现的统一，亦包括北河拓进以及南海置郡。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陆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年）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北河与南海经营，也是秦统一战争的主题之一。
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为真切的理解。
秦统一的作用并不限于政治层面
自战国至于秦汉，历史形势发生剧变。清代史学家赵翼有“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的判断。汤斌曾明确说：“秦之并六国也，此古今一大变局也。”正是秦实现了统一，其覆亡后，汉并天下虽经历曲折仍重新复原了统一格局，即所谓“汉承秦制”，使得中国政治文化进程走入新的境界。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
而秦统一的作用，并不限于政治层面。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而经济史的这一演进，由秦在“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原则下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以及货币的统一起始。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考察这一变化，也应当视秦王朝“书同文字”“匡饬异俗”，以追求“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大治濯俗，天下承风”推行的文化政策为重要起点。
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秦统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李学勤指出：“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的活跃表现，以“秦”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在辽阔的空间形成显著影响。两汉时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关于China的语源，有人解释为“丝”，有人解释为“茶”，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与“秦”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编者也主张“China”一称来自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的秦王朝。以“秦”为标志性符号的历史阶段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我们民族的久远记忆。
秦统一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或许可以通过中原帝国执政者对于“北边”的重视以及随后发生的历史变局予以理解。草原强势军事力量因秦王朝比较积极的战略布局，南下侵扰的行为受到遏制。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有力抗击改变了汉帝国西北形势。匈奴向欧洲迁徙的历史动向，有的学者认为自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秦始皇直道对于这一历史变化的作用。这些认识是有一定学术依据的。
秦王朝行政极端专权的特征对后世造成了政治生活的危害，这是我们在分析秦统一与秦政的历史影响时不能忽略的现象。然而秦统一的意义，后世批判秦政的政论和史论亦未必否定。李学勤说：“（秦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样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光明日报》2017.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