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可乐重出江湖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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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31日,阴天。
  清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7号,一幢略显破败的四层小楼。
  沿着阴暗的楼道直上三楼,一块牌匾——“中国天府可乐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赫然于墙上。
  牌匾纤尘不染,墙壁却斑驳不已。
  纤尘不染的牌匾代表着昔日荣光:上个世纪,天府可乐成为罕见的被冠以“中国”两字的饮料企业。
  可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天府可乐慢慢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这座小楼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失魂落魄。
  四天前,天府可乐举行了盛大的上市仪式,高调“复出”。
  从那时起,总经理钱黄的办公室电话简直被打爆了,寻求合作的商家和资本络绎不绝。
  尽管如此,钱黄并没想着整修一下小楼。
  “它的存在,提醒我们要走好复出的每一步。”钱黄说。
  刺激
  1979年年初,重庆饮料厂厂长李培全和主管部门一行四人出川考察。
  在北京饭店餐厅的货柜架上,宴席的餐桌上和手推车上,可口可乐堂而皇之地占据着醒目的位置。
  随着易拉罐的开启,一听听赤褐色的舶来饮料“哗哗哗”流入玻璃杯……
  这声音,这颜色,强烈地刺激着李培全:泱泱大国,10亿人口,难道吃‘水’也得靠外国!”
  一股热血上涌,李培全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其时,国外饮料工业发展迅速。
  美国1972年人均消费饮料110公斤,到1977年增至137公斤;日本1975年45公斤,1979年增至57公斤。
  而我国京津沪等相对发达地区,人均还不足3公斤。
  “这个巨大而仍然相当神秘的国家,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还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如是说。
  事实上,中国在当时还远称不上“可怕的竞争对手”。
  经济正在逐步恢复的中国,消费也正在悄然升级,却拿不出像样的产品参加竞争。
  当北京街头还在流行大碗茶的时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以无偿提供设备等优惠条件,已跻身中国市场。
  想到这里,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李培全和他的同事们,再也坐不住了。
  “这口气一定要争!”他的心早已飞回山城。
  【启示】
  当前,消费升级持续加快,新消费不断孕育成长,而在供给侧,我们还不能有效地满足新消费需求,因此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预测新需求潜力和倾向,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起航
  回重庆的路上,李培全心里一直反复念叨着“争一口气”。
  不过,这话他没说出口:“说出去会被笑话。”
  当时的重庆饮料厂,厂房陈旧,车间是一些临时搭起的毛毡棚子。
  厂里积压的汽水在院坝里码成了一座小山,销售不出去,只好任其“自生自灭”。
  怎样争这口气?
  “研发新品。”李培全暗下决心。
  回到重庆,李培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集全厂之力成立了重庆市饮料科研所。
  通过开发新产品,重庆饮料厂初尝甜头:当年研制出的巧克力香槟,盈利占全厂利润总额一半以上。
  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厂里研发人才匮乏,其时只有一个大专生。
  李培全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他以赶超美国可口可乐为目标,与省中药研究所联合研制一种新型国际可乐型饮料。
  八个多月的日夜熬战,历经上百次试验之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又有可乐味道的新型饮料在1981年底诞生了。
  所谓“中国特色”,在于它的配方中有中国独有的天然中药成分。
  “加入了白芍等中草药成分后,天府可乐与其说是一种饮料,不如说是一种护肝保健品,加上它独具的淡淡中药味,走红市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院长杨大坚说。
  为了获得市场认可,天府可乐还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出巨資进行了数年的病理试验。
  鼎盛时,天府可乐在全国有108家联营厂,年销量20多万吨,利税超7000万元。
  【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激活供给侧的创新热情。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应该通过创新引导需求、提升需求、扩展需求,进而通过创新,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遗失
  1994年1月18日,腊八节前一天。
  尽管天寒地冻,李培全还是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出了门。
  之所以如此西装革履,是因为那一天对他而言,太过特殊。
  他赶往扬子江饭店,主持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与某国际品牌可乐的合资签字仪式。
  签约现场,看到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香槟酒瓶,李培全笑了起来,笑得颇有些自豪——它们全出自天府可乐集团。
  那时,天府可乐还有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隐忧已经显现。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风光的外表下,天府可乐其实在管理、资金、人才等方面已经捉襟见肘,经济效益迅速下降。
  此时,某国际品牌可乐的投资,被视为“雪中送炭”。
  “他们承诺将帮助天府可乐发展壮大。”李培全说。
  只是李培全未曾想到,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合资的第一年即1994年,天府可乐产销量占企业74%。
  而第二年,天府全系列产品骤降至51%。
  到了第三年,这一比例变成了23%。
  若干年后,这一比例居然降到了微不足道的0.5%!   “我们在合资合作的过程中,基本不懂市场规律,上了很多当,吃了很多亏。” 李培全说。
  一厢情愿地认为外资品牌会帮助发展自己的品牌,从而放弃“天府可乐”这个品牌的主导权,让天府可乐有苦难言。
  【启示】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会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同时,新的市场空间也会产生新的市场规律。“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企业还应及时学习和把握新的市场规律,避免损失。
  寻回
  2006年,钱黄被选为天府可乐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这一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债务达1.4亿元人民币,被迫出售全部股份,结束与某可乐公司的合作。
  当时,一座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是天府可乐集团的全部家当。
  三个月后,在那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会议室里,钱黄召集老员工开会,抛出一个计划:要和外资品牌讨个说法,让他们归还天府可乐的配方和商标。
  满屋子寂静,然后是喧闹。
  吵声中有惊讶,有否定,有愤怒,也有叹气。
  “归根结底是大家自信不够,和那么大的公司打官司,‘想想都可怕’。”钱黄说,“也有人认为我太冲动,是个人感情作怪。”
  不过钱黄显然不是感情冲动。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当初的投资合同找出来研究了好几天,发现里面有很多漏洞。”钱黄说。
  会议持续了三天,钱黄解释了三天,反复提及一句话:“只要我们索回配方和商标,我们就不会死。”
  2006年10月15日,致某可乐公司的第一份函件,从这个破旧的小楼发出。
  这场官司是辛苦的,双方力量悬殊,一打就打到了2013年,天府可乐才艰难地通过司法途径索回配方和商标。
  錢黄深知,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如今的天府可乐集团犹如空中楼阁,没有土地,没有车间,没有设备,只有这幢破破烂烂的楼。”钱黄说。
  空有品牌和配方,天府可乐能续写昨日辉煌么?
  【启示】
  塑造品牌,不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也是着力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品牌意识应一以贯之,在注意保护无形资产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提高品牌价值。
  复出
  2014年7月15日上午9点,钱黄像以往一样准点来到石坪桥横街7号的办公室。
  他准备泡杯热茶,伸出去提水壶的手还在半路,便急忙缩回来——手机又响了。
  “对,天府可乐是准备复出。”
  “我们欢迎各路资本投资。”
  …………
  面对手机另一端一拨接一拨的陌生人,钱黄忙得有点不可开交。
  2014年6月,天府可乐被纳入首批“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面向非公资本项目”向民资开放,开启引入PE(私募股权投资)及管理团队的工作。
  “这代表着我们可以和社会资本进行合作。”钱黄说。
  面对蜂拥而至的投资者,钱黄并不意外。
  从2011年起,天府可乐就恢复了研发中心,不但恢复了天府可乐原有的口味,还顺应当今的健康概念,开发了一批新品。
  政策的适时助力,为天府可乐的复出添了一把火,顺利找到投资方。
  相比上次的合作,天府可乐这次明显游刃有余了许多。
  “我们分工明确,我们将牢牢把控住配方和商标,而专业的运营则交给投资方带来的专业团队做。”钱黄说。
  2016年4月初,成都春季糖酒会上,天府可乐时隔十几年后,再次现身,顿时引来无数赞誉。
  仅川渝两地,天府可乐就收到一亿元订单,甚至新加坡、日本等海外市场也有不少。
  “我现在担心的是产能能不能跟上。”钱黄眉头依然紧锁,不过这已经是幸福的烦恼。
  【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产品升级还是营销手段升级,不少企业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缺口。这时,应进一步打开视野,“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尽量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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