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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单节玉琮，深藏馆内许久。玉琮有四个角，每个角中间琢凹一点，就变成立体的鼻梁。
“玉非常坚硬，四五千年前的人能做出这种雕工精美的玉器真不容易。”这个警卫转过身来，指着玉琮，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曾祖父为本馆购置的。”
威廉·毕克西比（1857～1931）是圣路易著名的收藏家和慈善家，他捐赠数百件手稿善本给密苏里历史博物馆。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筹组时，曾担任美术委员会会长。后来担任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及华盛顿大学董事，该校艺术研究所的建筑，即以他的大名来命名。他曾和布鲁金斯一起重建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
“我叫毕克西比·查尔卓司，曾是个画家。我的曾祖父总共有7个小孩，我的妈妈是他的孙女。”
我看着眼前满头金发夹杂几丝灰白的毕克西比，很难和他童山濯濯的曾祖父的照片对在一起。想来他的父母一定以身为毕克西比家族为荣，所以为儿子取名毕克西比。
老毕克西比于1919年航行至东亚大半年，为圣路易艺术博物馆收购为数可观的亚洲艺术品。我曾研究本馆所藏之北宋卷轴传为刘寀所绘的《落花游鱼图卷》，特别在亚马逊网搜寻，买到一本他写的东亚游记，书名为《日本·韩国·中国旅游志，1919》，由此确定典藏卡上“1919年醇亲王（宣统溥仪之父）出售此画给毕克西比”的说明是正确的。
我跟小毕克西比说，老毕克西比和太太越洋旅游多次，出版过多本游记，可是我只读过他的《东亚游记》。在该书序言里，说明日记纯粹是给家人和好朋友欣赏，总共只印60本。我竟然有幸买到这么珍贵的史料。
毕克西比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我真希望我能多了解他一些”。他需要巡逻去了。我重新审视这个玉琮，它来自中国东南部，可惜不知道来自哪个墓穴。
根据本馆典藏卡上记载，玉琮于1919年入馆。1933年6月，波士顿美术馆中日艺术处处长富田幸次郎应本馆之邀，来鉴赏馆藏中日艺术品。他认为，此玉琮卖主说是周朝玉器，其实是旧玉新雕，因而断定是1910年左右的玉器。在他之后到1970年间，陆续有其他专家鉴定，三位说是周朝之物，一位说是商朝之物。直到1974年艺术史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馆长屈志仁评鉴时说，类似雕有精细双眼的玉琮最近出土，应该是早于商朝的史前时代古物。
现今中国考古时有惊人的发现，可以作为许多早先出土古物的研究佐证，重写古器物的历史。比如，距今约5300年至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直到1936年才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良渚镇被发现，1959年正式命名。很多过去被当作商、周、汉代的玉器，渐次改订为良渚文化，如本馆的玉琮即为一例。
回想我在1982年读玉器研究课程时，好像也对良渚所知有限。我对玉器的喜爱就在老师的导引下而启蒙，课前课后常在附近的古玩街漫游，瑰丽的玉器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在同学们的要求下，老师带我们到一家知名的玉器店去欣赏。
中国人爱玉源远流长，民间传说玉器可以护身，那天我就用储蓄买了一件有土沁的清朝玉镯子，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她此后与玉镯不离身。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我她摔了一大跤，玉镯子碎成四块，而人平安无恙。果真灵玉保身？
我想，良渚文化用玉琮和玉璧敬天礼地，儒家以玉比德，富贵人家企图食玉延年，玉器文化深植中华民族，有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灵玉在民族心里的深刻印象胜过实质上的保身。
后来，又碰到小毕克西比。他问我金缕玉衣的传说，他曾在2006年圣路易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玉器特展中看到。其实我也应邀参观过，收藏者波尔曾亲口说，他就是喜欢那些玉器的造型，明知金缕玉衣等是仿制品，他也在说明牌上称之为“古物”。
我觉得老毕克西比的收藏态度要严肃多了。
深受好友、实业家佛利尔的影响，老毕克西比决定于1919年5月下旬带妻子丽莲和儿子瑞夫去东亚，当时佛利尔博物馆已在华府兴建中，那将是美国第一所一流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那時佛利尔虽然体弱多病，但仍让护士写信给他在东京和横滨的两位好友收藏家，提供毕克西比所需的导游、文物运输方式等。
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普遍存在，老毕克西比却不然，中日的绘画、玉器、雕塑和瓷器都让他倾心不已。他最钟爱的东亚城市是京都和北京，遍游名园山寺，往往令他流连忘返。
1919年8月7日到10月14日，他们陆续造访北京、山西大同府、汉口、宜昌、重庆、南京、上海、香港、广州等。毕克西比深入中国，常与学者对话，与中国人交往频仍，儒家宽容博大的哲理深深打动了他。他开始觉得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让信守儒家的中国人改信基督教是不必要的。同年11月下旬，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停止对海外传教的捐款。毕克西比如此敬重儒学，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人过去常说“富不过三代”，对警卫毕克西比个人而言，好像有点道理，虽然他可以享用毕克西比的家族庄园，但他没有直接继承到老毕克西比的万贯家财。然而，他老人家庞大的财富及对艺术浓厚的兴趣，嘉惠全圣路易市民，体现所谓“温润而泽，仁也”的玉之德。
他的富贵福泽不只传三代，更可以传之久远。如今我在圣路易艺术博物馆任研究员，因而能研究他购买的玉琮及其他中华文物，也是一种因缘福分。
“玉非常坚硬，四五千年前的人能做出这种雕工精美的玉器真不容易。”这个警卫转过身来，指着玉琮，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曾祖父为本馆购置的。”
威廉·毕克西比（1857～1931）是圣路易著名的收藏家和慈善家，他捐赠数百件手稿善本给密苏里历史博物馆。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筹组时，曾担任美术委员会会长。后来担任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及华盛顿大学董事，该校艺术研究所的建筑，即以他的大名来命名。他曾和布鲁金斯一起重建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
“我叫毕克西比·查尔卓司，曾是个画家。我的曾祖父总共有7个小孩，我的妈妈是他的孙女。”
我看着眼前满头金发夹杂几丝灰白的毕克西比，很难和他童山濯濯的曾祖父的照片对在一起。想来他的父母一定以身为毕克西比家族为荣，所以为儿子取名毕克西比。
老毕克西比于1919年航行至东亚大半年，为圣路易艺术博物馆收购为数可观的亚洲艺术品。我曾研究本馆所藏之北宋卷轴传为刘寀所绘的《落花游鱼图卷》，特别在亚马逊网搜寻，买到一本他写的东亚游记，书名为《日本·韩国·中国旅游志，1919》，由此确定典藏卡上“1919年醇亲王（宣统溥仪之父）出售此画给毕克西比”的说明是正确的。
我跟小毕克西比说，老毕克西比和太太越洋旅游多次，出版过多本游记，可是我只读过他的《东亚游记》。在该书序言里，说明日记纯粹是给家人和好朋友欣赏，总共只印60本。我竟然有幸买到这么珍贵的史料。
毕克西比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我真希望我能多了解他一些”。他需要巡逻去了。我重新审视这个玉琮，它来自中国东南部，可惜不知道来自哪个墓穴。
根据本馆典藏卡上记载，玉琮于1919年入馆。1933年6月，波士顿美术馆中日艺术处处长富田幸次郎应本馆之邀，来鉴赏馆藏中日艺术品。他认为，此玉琮卖主说是周朝玉器，其实是旧玉新雕，因而断定是1910年左右的玉器。在他之后到1970年间，陆续有其他专家鉴定，三位说是周朝之物，一位说是商朝之物。直到1974年艺术史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馆长屈志仁评鉴时说，类似雕有精细双眼的玉琮最近出土，应该是早于商朝的史前时代古物。
现今中国考古时有惊人的发现，可以作为许多早先出土古物的研究佐证，重写古器物的历史。比如，距今约5300年至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直到1936年才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良渚镇被发现，1959年正式命名。很多过去被当作商、周、汉代的玉器，渐次改订为良渚文化，如本馆的玉琮即为一例。
回想我在1982年读玉器研究课程时，好像也对良渚所知有限。我对玉器的喜爱就在老师的导引下而启蒙，课前课后常在附近的古玩街漫游，瑰丽的玉器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在同学们的要求下，老师带我们到一家知名的玉器店去欣赏。
中国人爱玉源远流长，民间传说玉器可以护身，那天我就用储蓄买了一件有土沁的清朝玉镯子，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她此后与玉镯不离身。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我她摔了一大跤，玉镯子碎成四块，而人平安无恙。果真灵玉保身？
我想，良渚文化用玉琮和玉璧敬天礼地，儒家以玉比德，富贵人家企图食玉延年，玉器文化深植中华民族，有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灵玉在民族心里的深刻印象胜过实质上的保身。
后来，又碰到小毕克西比。他问我金缕玉衣的传说，他曾在2006年圣路易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玉器特展中看到。其实我也应邀参观过，收藏者波尔曾亲口说，他就是喜欢那些玉器的造型，明知金缕玉衣等是仿制品，他也在说明牌上称之为“古物”。
我觉得老毕克西比的收藏态度要严肃多了。
深受好友、实业家佛利尔的影响，老毕克西比决定于1919年5月下旬带妻子丽莲和儿子瑞夫去东亚，当时佛利尔博物馆已在华府兴建中，那将是美国第一所一流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那時佛利尔虽然体弱多病，但仍让护士写信给他在东京和横滨的两位好友收藏家，提供毕克西比所需的导游、文物运输方式等。
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普遍存在，老毕克西比却不然，中日的绘画、玉器、雕塑和瓷器都让他倾心不已。他最钟爱的东亚城市是京都和北京，遍游名园山寺，往往令他流连忘返。
1919年8月7日到10月14日，他们陆续造访北京、山西大同府、汉口、宜昌、重庆、南京、上海、香港、广州等。毕克西比深入中国，常与学者对话，与中国人交往频仍，儒家宽容博大的哲理深深打动了他。他开始觉得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让信守儒家的中国人改信基督教是不必要的。同年11月下旬，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停止对海外传教的捐款。毕克西比如此敬重儒学，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人过去常说“富不过三代”，对警卫毕克西比个人而言，好像有点道理，虽然他可以享用毕克西比的家族庄园，但他没有直接继承到老毕克西比的万贯家财。然而，他老人家庞大的财富及对艺术浓厚的兴趣，嘉惠全圣路易市民，体现所谓“温润而泽，仁也”的玉之德。
他的富贵福泽不只传三代，更可以传之久远。如今我在圣路易艺术博物馆任研究员，因而能研究他购买的玉琮及其他中华文物，也是一种因缘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