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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1992年，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关时段。通过15年改革的披荆斩棘，逐步完成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及持续增长，被称之为“中国奇迹”。针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何以能突破重重藩篱，并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探路之役》一书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梳理，以高层决策为主线考察一系列互动过程，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特点和时代面相，不啻为改革开放经济史的精心之作。作者无疑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对细节的梳理仍有进一步探索推进的空间。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当代史;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2-0001-02
经过改革初期15年的探索，经济改革最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在改革观念和实践上逐步矫正，以自信、崭新的姿态迈向全球化的新纪元。萧冬连先生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追求深层的宏大意识：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走得这么远，如何成功突破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突破了改革初期经济史研究的局面。本文从这一问题视角入手，论析中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此证明中国的改革并非预先设计的完美图景，更不是西方学者视域下的“边缘革命”“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1]，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的结合”[2]。本文兼谈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省思，欲就教于读者贤达。
一、改革的缘起和社会历史条件
改革本身源于国家或社会的内外部危机和重重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间节点走向改革之路，缘起于1966—1976年那段岁月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国家百废待兴。在两年徘徊期间，初期的经济改革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宽农村政策等都是应对危机的措施。党内外也集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中国必须改革，在当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出国考察潮打开国门看世界，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学习西方成为共同的思想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折，重新唤起了精英阶层的理想，他们成为改革的重要实践力量。历史演进是有路径依賴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和所走路径要依赖于我国的社会现实，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的基础条件起点更低，拥有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多的地方分权等，这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条件是相异的。因此，“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二、改革方式的选择
所谓渐进式改革，一般是指最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稍滞后，这是因为需要保障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政策咨询、利益平衡等等。另外，包括经济改革不求一步登顶、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以便对经济政策随时调整，适应实际。最后是指改革的实验性，以问题为导向，逐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中采取了双轨制的制度设计。西方学者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诚然渐进式改革并非无瑕，但是可以从眼前着手，脚踏实地做，定会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使风险降低，阻力变得细微。局部的改革实验不会触及国家宏大的布局，其成功之道还可为之后的改革提供借鉴。其次，渐进性改革是大众参与和分享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促使各层级包括基层群众都加入进来，实现了自上而下、由下向上的双向驱动。最后，渐进式改革为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三、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
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使当时所有人喜出望外。改革的突破，让人民群众信心倍增，同时市场的能量迅速聚集释放，这是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进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缘起于集体化时代，从革命结束后的土地改革之时起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各界最初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十分激烈。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市场化的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但使群众和改革官员信心倍增，而且改革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同。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强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3]农村改革的全局影响更在于其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力量。农村改革最积极的效果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倒逼体制内经济有所改变。另外，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跨区域流动。其深远意义更在于为解构城乡二元体制，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四、开放的环境助推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国拥有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高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外部因素对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改革拥有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在开始一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沿着市场化先行的轨道逐步探索。再者，对外开放更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开放。1978年后大批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改革愿望异常强烈。“走出去”后，派出的各类考察团、留学生、访问学者络绎不绝。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不可预知的风险很大，中国的决策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奉行“全盘西化”，因此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基于自己的实践探索。
五、总结评论
改革开放史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凤毛麟角。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史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第一，有丰富的民间社会资料，有许多历史参与者、知情人健在，便于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第二，历史研究者正在经历或参与改革开放，正处在历史现场，更能深层次理解社会变革、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等。萧冬连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和民间调查，《探路之役》一书乃是作者精心研究的献礼之作。 他把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是对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具有深刻的意义。作者把握住了“探路”这条基本线索，清晰地勾勒了改革开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高层决策、思路规划、地方响应等过程联动，阐明了我们是如何随着改革进程一步一步地选择改革的下一个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就像长征一开始并不打算要去陕北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规划得那么远，而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开放才真正成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李金铮教授曾经對问题意识有这样的诠释：“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4]作者的问题意识极其强烈，没有就事论事地探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的过程本身，而是追求深层的宏大意识。就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5]历史学研究从来不是单纯地记录过去的事件事实，而是揭示当今现实的多重面相。《探路之役》一书同样蕴含着作者的现实关怀。萧冬连教授开篇即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突破重重藩篱，并一直处于发展的态势。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细致梳理做出回应，作者对改革进程抽丝剥茧式的深层解读，为我们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在史料运用上，萧冬连教授以平实严谨的文字和生动鲜活的细节，还原了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参考的史料除了原始文献、报刊报道、回忆录、学人研究著述、会议档案文件之外，还有部分是作者对改革的重要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这也使得本书的原创性、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达到了新高度。独家史料和高层决策的丰富细节，简明而凝练，也充分体现了作者不俗的文字表达功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不是可以说改革是完美的，到底有没有遗憾？萧冬连教授曾评价道：“现今的中国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一方面，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奇迹’的背后积累了太多的矛盾。”[6]《探路之役》一书对改革的缺憾没有进行有力的诠释，这是本书可以更进一步研究推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61.
[2]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88.
[3] 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5）[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85.
[4]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J].近代史研究，2015，（3）：122.
[5]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8.
[6] 萧冬连.关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15，（1）：83.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当代史;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2-0001-02
经过改革初期15年的探索，经济改革最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在改革观念和实践上逐步矫正，以自信、崭新的姿态迈向全球化的新纪元。萧冬连先生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追求深层的宏大意识：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走得这么远，如何成功突破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突破了改革初期经济史研究的局面。本文从这一问题视角入手，论析中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此证明中国的改革并非预先设计的完美图景，更不是西方学者视域下的“边缘革命”“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1]，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的结合”[2]。本文兼谈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省思，欲就教于读者贤达。
一、改革的缘起和社会历史条件
改革本身源于国家或社会的内外部危机和重重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间节点走向改革之路，缘起于1966—1976年那段岁月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国家百废待兴。在两年徘徊期间，初期的经济改革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宽农村政策等都是应对危机的措施。党内外也集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中国必须改革，在当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出国考察潮打开国门看世界，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学习西方成为共同的思想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折，重新唤起了精英阶层的理想，他们成为改革的重要实践力量。历史演进是有路径依賴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和所走路径要依赖于我国的社会现实，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的基础条件起点更低，拥有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多的地方分权等，这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条件是相异的。因此，“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二、改革方式的选择
所谓渐进式改革，一般是指最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稍滞后，这是因为需要保障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政策咨询、利益平衡等等。另外，包括经济改革不求一步登顶、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以便对经济政策随时调整，适应实际。最后是指改革的实验性，以问题为导向，逐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中采取了双轨制的制度设计。西方学者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诚然渐进式改革并非无瑕，但是可以从眼前着手，脚踏实地做，定会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使风险降低，阻力变得细微。局部的改革实验不会触及国家宏大的布局，其成功之道还可为之后的改革提供借鉴。其次，渐进性改革是大众参与和分享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促使各层级包括基层群众都加入进来，实现了自上而下、由下向上的双向驱动。最后，渐进式改革为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三、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
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使当时所有人喜出望外。改革的突破，让人民群众信心倍增，同时市场的能量迅速聚集释放，这是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进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缘起于集体化时代，从革命结束后的土地改革之时起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各界最初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十分激烈。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市场化的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但使群众和改革官员信心倍增，而且改革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同。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强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3]农村改革的全局影响更在于其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力量。农村改革最积极的效果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倒逼体制内经济有所改变。另外，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跨区域流动。其深远意义更在于为解构城乡二元体制，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四、开放的环境助推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国拥有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高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外部因素对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改革拥有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在开始一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沿着市场化先行的轨道逐步探索。再者，对外开放更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开放。1978年后大批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改革愿望异常强烈。“走出去”后，派出的各类考察团、留学生、访问学者络绎不绝。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不可预知的风险很大，中国的决策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奉行“全盘西化”，因此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基于自己的实践探索。
五、总结评论
改革开放史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凤毛麟角。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史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第一，有丰富的民间社会资料，有许多历史参与者、知情人健在，便于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第二，历史研究者正在经历或参与改革开放，正处在历史现场，更能深层次理解社会变革、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等。萧冬连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和民间调查，《探路之役》一书乃是作者精心研究的献礼之作。 他把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是对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具有深刻的意义。作者把握住了“探路”这条基本线索，清晰地勾勒了改革开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高层决策、思路规划、地方响应等过程联动，阐明了我们是如何随着改革进程一步一步地选择改革的下一个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就像长征一开始并不打算要去陕北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规划得那么远，而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开放才真正成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李金铮教授曾经對问题意识有这样的诠释：“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4]作者的问题意识极其强烈，没有就事论事地探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的过程本身，而是追求深层的宏大意识。就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5]历史学研究从来不是单纯地记录过去的事件事实，而是揭示当今现实的多重面相。《探路之役》一书同样蕴含着作者的现实关怀。萧冬连教授开篇即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突破重重藩篱，并一直处于发展的态势。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细致梳理做出回应，作者对改革进程抽丝剥茧式的深层解读，为我们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在史料运用上，萧冬连教授以平实严谨的文字和生动鲜活的细节，还原了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参考的史料除了原始文献、报刊报道、回忆录、学人研究著述、会议档案文件之外，还有部分是作者对改革的重要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这也使得本书的原创性、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达到了新高度。独家史料和高层决策的丰富细节，简明而凝练，也充分体现了作者不俗的文字表达功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不是可以说改革是完美的，到底有没有遗憾？萧冬连教授曾评价道：“现今的中国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一方面，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奇迹’的背后积累了太多的矛盾。”[6]《探路之役》一书对改革的缺憾没有进行有力的诠释，这是本书可以更进一步研究推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61.
[2]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88.
[3] 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5）[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85.
[4]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J].近代史研究，2015，（3）：122.
[5]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8.
[6] 萧冬连.关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15，（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