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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人的一生长命的过个百年。现在北京城的人七老八十了，还能在大街公园利索地行走，尽享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的乐趣，说到底就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呀。新年前后，我们正纠结公交地铁的调价，特别是那些囊中羞涩的上班族，是乘地铁公交还是骑车走路，不管远近都要算计一番。实际上，现在出门还真不是有钱就能“任性”，有了公车私家车的又怎样，谁也回避不了这个超大城市的堵点。
有车却爱往公共汽车上挤，一定会让那些盼望有个车牌而久摇不中的朋友气不忿，怎么说也是占有了公共资源，不用也是浪费。如果有权力有机会占有公共资源，又可以特别“任性”地使用，其实可能会把人性贪婪的本性发挥到极致。还说北京人坐公交这点小事，应该说除了早晚上班的高峰期，基本上是老年人的天下，头班车如果是奔香山颐和园天坛的，老年人也一定是主力。
2014年末的一天，《北京纪事》杂志社的领导照顾我们这些把码字看得特神圣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新闻工作的讲话精神，畅谈对过去未来的感想。参加活动的老同事周家望现在是《北京晚报》的名记，顺手给了我一张《北京晚报》的订报卡。想当年，北京市民冬天的当家菜是大白菜，要是有什么当家报的话，那非《北京晚报》莫属了。据他说，2015年该报的发行量有60万份左右，虽然比以前80万、100万份的好日子差很多，但在手机网络全面普及的年代，站在一帮“难兄难弟”中间，仍可以笑着过日子。《北京晚报》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从年轻看着晚报一天天变老的人，跨度空间至少在50年上下。比如我父亲，上班的那些年没见他把晚报太当回事，可退了休就离不开了，到楼下信箱取报成了每天的功课，风雨无阻。到了9月、10月，订报便是很大的一件事，只有订完才踏实，这个群体是晚报真正的衣食父母。86岁的老人，看过的东西过一会儿问他，好像都不知道。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是这样，对于他们这些老人似乎要的就是一个过程。已经习惯了，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想改变很难。
其实正在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看报纸是谋生的手段之一。90年代中期互联网出现，以为事情很快会有改变，想不到20年过去了，纸质媒体还能活。有了周记给的订报卡，我这辈子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订了全年的《北京晚报》，为此还给自己住的小区的信箱花30元换了新锁，擦干净贴上楼门号。这东西自打搬过来就没用过，师傅换锁也没什么技巧，用两把改锥一撬，铁皮箱就撬开了。后来安的是办公桌抽屉用的锁，心想要知如此我也能干，纯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订报过程很简单，但取报成365天必须想着做的一件事，是不是有点烦？元旦第一天下午，带着一点朝圣的心态去取报，忽然感到连走路都有了老年人的范儿。
以前农业社会，人到了50岁就驼了背拄上了拐棍，或是三代同堂儿孙绕膝，或是在街头墙角晒太阳。现在老年人不觉得老，一个是这些年有吃有喝营养好，一个是生活没有压力还有年轻的心态。反倒是30多岁的年轻人总说自己老，常常抱怨身体不好。而我们这一代差不多已过了50岁，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干活不惜力有病不知道歇，属于不想老、不敢说又不敢装嫩的那路人。所以忽然觉得自己开始老去，一定是件惶恐的事。
第一天在信箱里没看见报纸，赶紧给亦庄开发区邮局打电话，态度很好，说查查，第二天就有了。过了两天，报纸里又多了一份《福建日报》，是家乡赠送的。以前寄到老婆单位，现在干脆也寄到家里，没看到报时都把这事忘了。接下来几天，报纸时有时无，郁闷之下再给邮局打电话，态度还是很好，说查查，也不给回复。看样子只能去信箱找结果，傍晚下楼，收到了昨天和今天的晚报，大前天的估计是找不到了，《福建日报》同一天给了两份。想到父亲有时为晚报来晚了而着急，我理解了他的心情。奇怪的是自己为什么也会在意这些见怪不怪的事，小区放信箱的屋子，到处扔着没人收的信函报纸刊物，如同一个荒废的世界，那些东西如果有灵魂的话，一定非常孤独失落。每一次乘公共汽车，我也会以一种对“独孤失落”的同情心，来看待那些貌似快乐和不快乐的老年人。免费乘车是社会给他们的特殊待遇，车上就是他们的小世界，只要在车上他们就有一种存在感和满足感。所以，上公交车会有一丝惭愧，觉得自己不应该去享受这份廉价的公共资源。北京公交车刷卡4毛钱美名天下扬，外地人羡慕，北京人自豪，坐一次就意味着占一次便宜。这也让我想起了美国的超市，同样的东西有的店卖得价格很低，有的卖得很贵，而收入比较高的中产阶级是非常不好意思去专门给穷人开的店买东西。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隔阂，在其他地方也有了很多隐形的分界线，甚至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从刘家窑坐17路公交车去前门，这条公交线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有段日子经常坐，印象里从来没有改变。在天桥站下车，旁边自然博物馆的建筑还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多了个巨大无比的恐龙骨架，好像要给走过去的人一些启示，让人不得不信，这个星球曾经是它们的世界。大概是30年前，我带向明弟弟参观过这里的展览陈列，当时我们还住在东交民巷的北京医院宿舍，兄弟之间小时候一起出去玩耍的机会不多，所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什么当时会去看这些没人讲解就根本不懂的东西，自己现在还很困惑。和旁边的皇家园林天坛相比，自然博物馆显得太小了，一个是神和帝王文化混合的产物，一个是现代科学文化的产物。从精神层面看，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它让我感到自然界是那么漫长，而人的气数有限，人类虽然能折腾，却是折腾得不知所终。
公交车路过永定门，看着这个复建的城门，上面的不锈钢栏杆实在不顺眼，假的就是假的，和大前门没法比。复建永定门有不少说法，最实际的好处是给南城又增加了一大片绿色，最成功的文化创意应该是2008年北京的大脚印烟花，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
在永定门到前门之间，在中轴线的西边这一片，过去是宣武区，往远了说明清年间就开始形成所谓的“宣南文化”，融合官场商家文人艺人三教九流，可圈可点的故事就太多了。我出生在闽东，父亲念完北京医学院留在了北京工作，母亲生我之后也调到了北京。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也是“北漂”。1964年，三岁的我跟外祖母乘火车从上海转车进北京，前后应该走了三四天，到城里第一个印象就是暗夜里一闪一闪的霓虹灯，见了就使劲叫。1967年，外祖母带我和大弟弟向华回福建，高兴地上了火车，可开出没多久，就想父母亲，想北京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我们也是属于“留守儿童”吧。现在想起外祖母，老人家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北京到福建的火车在不晚点的情况下也要走两天两夜，问题是几乎都要晚点，我们来来去去又坐的是硬座。
1969年，母亲回福建老家生老三向明弟弟，不到半年把老二向华和老三向明留下，带着我回到北京。第二年父亲从非洲回来，顺路回老家把向华弟弟带回北京。过了一段时间，外祖母又一个人带着两岁的向明弟弟回到北京。一家三代六口人，在一个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20平方米的房间，团聚了。
8岁的我开始记事，这时居住在南城虎坊路的福州馆前街15号，北京友谊医院的宿舍楼，是前苏联援建的，设计上和广渠门外的安化楼一样。不同时期的建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比如宣南这一片，有明清留下的民居饭馆商铺，外地人必去的前门大栅栏，外国人必去的琉璃厂陕西巷。从珠市口西大街往南，有民国时期进行的城市新生活的试验区香厂路，但已经面目全非。从那儿再往南，就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老大哥帮着搞的前苏联风格的生活区，半个世纪过去了，基本保持原样。那天，我从自然博物馆往西走，到了新北纬饭店，其实这个饭店和永安路上的前门饭店，过去是为在华苏联专家建的。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有车却爱往公共汽车上挤，一定会让那些盼望有个车牌而久摇不中的朋友气不忿，怎么说也是占有了公共资源，不用也是浪费。如果有权力有机会占有公共资源，又可以特别“任性”地使用，其实可能会把人性贪婪的本性发挥到极致。还说北京人坐公交这点小事，应该说除了早晚上班的高峰期，基本上是老年人的天下，头班车如果是奔香山颐和园天坛的，老年人也一定是主力。
2014年末的一天，《北京纪事》杂志社的领导照顾我们这些把码字看得特神圣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新闻工作的讲话精神，畅谈对过去未来的感想。参加活动的老同事周家望现在是《北京晚报》的名记，顺手给了我一张《北京晚报》的订报卡。想当年，北京市民冬天的当家菜是大白菜，要是有什么当家报的话，那非《北京晚报》莫属了。据他说，2015年该报的发行量有60万份左右，虽然比以前80万、100万份的好日子差很多，但在手机网络全面普及的年代，站在一帮“难兄难弟”中间，仍可以笑着过日子。《北京晚报》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从年轻看着晚报一天天变老的人，跨度空间至少在50年上下。比如我父亲，上班的那些年没见他把晚报太当回事，可退了休就离不开了，到楼下信箱取报成了每天的功课，风雨无阻。到了9月、10月，订报便是很大的一件事，只有订完才踏实，这个群体是晚报真正的衣食父母。86岁的老人，看过的东西过一会儿问他，好像都不知道。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是这样，对于他们这些老人似乎要的就是一个过程。已经习惯了，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想改变很难。
其实正在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看报纸是谋生的手段之一。90年代中期互联网出现，以为事情很快会有改变，想不到20年过去了，纸质媒体还能活。有了周记给的订报卡，我这辈子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订了全年的《北京晚报》，为此还给自己住的小区的信箱花30元换了新锁，擦干净贴上楼门号。这东西自打搬过来就没用过，师傅换锁也没什么技巧，用两把改锥一撬，铁皮箱就撬开了。后来安的是办公桌抽屉用的锁，心想要知如此我也能干，纯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订报过程很简单，但取报成365天必须想着做的一件事，是不是有点烦？元旦第一天下午，带着一点朝圣的心态去取报，忽然感到连走路都有了老年人的范儿。
以前农业社会，人到了50岁就驼了背拄上了拐棍，或是三代同堂儿孙绕膝，或是在街头墙角晒太阳。现在老年人不觉得老，一个是这些年有吃有喝营养好，一个是生活没有压力还有年轻的心态。反倒是30多岁的年轻人总说自己老，常常抱怨身体不好。而我们这一代差不多已过了50岁，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干活不惜力有病不知道歇，属于不想老、不敢说又不敢装嫩的那路人。所以忽然觉得自己开始老去，一定是件惶恐的事。
第一天在信箱里没看见报纸，赶紧给亦庄开发区邮局打电话，态度很好，说查查，第二天就有了。过了两天，报纸里又多了一份《福建日报》，是家乡赠送的。以前寄到老婆单位，现在干脆也寄到家里，没看到报时都把这事忘了。接下来几天，报纸时有时无，郁闷之下再给邮局打电话，态度还是很好，说查查，也不给回复。看样子只能去信箱找结果，傍晚下楼，收到了昨天和今天的晚报，大前天的估计是找不到了，《福建日报》同一天给了两份。想到父亲有时为晚报来晚了而着急，我理解了他的心情。奇怪的是自己为什么也会在意这些见怪不怪的事，小区放信箱的屋子，到处扔着没人收的信函报纸刊物，如同一个荒废的世界，那些东西如果有灵魂的话，一定非常孤独失落。每一次乘公共汽车，我也会以一种对“独孤失落”的同情心，来看待那些貌似快乐和不快乐的老年人。免费乘车是社会给他们的特殊待遇，车上就是他们的小世界，只要在车上他们就有一种存在感和满足感。所以，上公交车会有一丝惭愧，觉得自己不应该去享受这份廉价的公共资源。北京公交车刷卡4毛钱美名天下扬，外地人羡慕，北京人自豪，坐一次就意味着占一次便宜。这也让我想起了美国的超市，同样的东西有的店卖得价格很低，有的卖得很贵，而收入比较高的中产阶级是非常不好意思去专门给穷人开的店买东西。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隔阂，在其他地方也有了很多隐形的分界线，甚至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从刘家窑坐17路公交车去前门，这条公交线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有段日子经常坐，印象里从来没有改变。在天桥站下车，旁边自然博物馆的建筑还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多了个巨大无比的恐龙骨架，好像要给走过去的人一些启示，让人不得不信，这个星球曾经是它们的世界。大概是30年前，我带向明弟弟参观过这里的展览陈列，当时我们还住在东交民巷的北京医院宿舍，兄弟之间小时候一起出去玩耍的机会不多，所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什么当时会去看这些没人讲解就根本不懂的东西，自己现在还很困惑。和旁边的皇家园林天坛相比，自然博物馆显得太小了，一个是神和帝王文化混合的产物，一个是现代科学文化的产物。从精神层面看，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它让我感到自然界是那么漫长，而人的气数有限，人类虽然能折腾，却是折腾得不知所终。
公交车路过永定门，看着这个复建的城门，上面的不锈钢栏杆实在不顺眼，假的就是假的，和大前门没法比。复建永定门有不少说法，最实际的好处是给南城又增加了一大片绿色，最成功的文化创意应该是2008年北京的大脚印烟花，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
在永定门到前门之间，在中轴线的西边这一片，过去是宣武区，往远了说明清年间就开始形成所谓的“宣南文化”，融合官场商家文人艺人三教九流，可圈可点的故事就太多了。我出生在闽东，父亲念完北京医学院留在了北京工作，母亲生我之后也调到了北京。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也是“北漂”。1964年，三岁的我跟外祖母乘火车从上海转车进北京，前后应该走了三四天，到城里第一个印象就是暗夜里一闪一闪的霓虹灯，见了就使劲叫。1967年，外祖母带我和大弟弟向华回福建，高兴地上了火车，可开出没多久，就想父母亲，想北京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我们也是属于“留守儿童”吧。现在想起外祖母，老人家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北京到福建的火车在不晚点的情况下也要走两天两夜，问题是几乎都要晚点，我们来来去去又坐的是硬座。
1969年，母亲回福建老家生老三向明弟弟，不到半年把老二向华和老三向明留下，带着我回到北京。第二年父亲从非洲回来，顺路回老家把向华弟弟带回北京。过了一段时间，外祖母又一个人带着两岁的向明弟弟回到北京。一家三代六口人，在一个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20平方米的房间，团聚了。
8岁的我开始记事，这时居住在南城虎坊路的福州馆前街15号，北京友谊医院的宿舍楼，是前苏联援建的，设计上和广渠门外的安化楼一样。不同时期的建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比如宣南这一片，有明清留下的民居饭馆商铺，外地人必去的前门大栅栏，外国人必去的琉璃厂陕西巷。从珠市口西大街往南，有民国时期进行的城市新生活的试验区香厂路，但已经面目全非。从那儿再往南，就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老大哥帮着搞的前苏联风格的生活区，半个世纪过去了，基本保持原样。那天，我从自然博物馆往西走，到了新北纬饭店，其实这个饭店和永安路上的前门饭店，过去是为在华苏联专家建的。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