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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这一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宣传抗日,宣传救国,在国际少年儿童爱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揭秘历史:周恩来原是新安小学的领导
位于淮安河下莲花街的新安小学，创办于1929年6月6日。它的公开创办人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淮安位于苏北腹地,得京杭大运河之利，交通便利,经朝历代都是郡州路府的治所。尤其从唐代起，淮安成了全国漕运管理中心，至明代盛极一时。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作文里,曾生动地描述淮安“热闹繁华,俨然省会”。淮安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当时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淮安一度被誉为运河线上的一颗明珠。善于经商的安徽徽州的一部分人便先来到淮安做生意。徽州的人来多了，他们自发组成同乡会，以期互相照应,并集资买下淮安河下莲花街的一处房产，作为同乡会聚会、议事的固定场所。因为徽州历史上曾叫过新安(那里有一条河叫新安江)，这处房产就叫新安会馆。
清末,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的兴建,加之大运河的淤塞，河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淮安这颗因河而闪光的“明珠”渐渐失去了光辉，到民国初年，就仅剩一点“落日余辉”了。徽商们无生意可做，便打算卖掉新安会馆,离开淮安，可是在房地产的归属问题上又与淮安地方士绅打起了官司。谁知这场官司打了十几年，也没分出个胜败。
时任南京晓庄师范校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劝说他的徽州同乡们把这处房产交给他办一所小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以实践他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论。这样，徵州、淮安两下都同意。这所新型学校就于1929年6月6日在淮安河下莲花街南侧的原新安会馆诞生了，校名沿会馆旧名叫新安小学。
上边说的是新安小学创办时公开的一面。在新安小学创办的背后，还有受我党及周恩来领导关心的另一面。这是由以下几点史实证明的。
一、新安小学从建立之日起就设有地下秘密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直属“上海党”领导,不受“江苏党”(省委)领导。1929年的“上海党”只有党中央，并无上海市委(上海当时属江苏省)。当时向忠发虽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并无领导能力和水平，真正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并直接主持中央特科工作。
二、新安小学最早主持校务工作的李友梅是一名地下党员，与他同来的蓝九盛也是共产党员。新安小学创办时，由陶行知兼任校长，但他一生未到过淮安，学校实际工作由李友梅主持。后来，李友梅被党派往别处工作，到1930年陶行知先生才委任汪达之为新安小学校长。
三、地下党员孙铭勋也是新安小学最早的一批老师。他的女儿孙丹年(现任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回忆说，她父亲当时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在新安小学工作期间，周恩来调他到上海创办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曾在这个园中生活过。后来周恩来又派孙铭勋赴延安，让他在上海、淮安、延安等地之间穿梭往返,联络革命工作。
四、陶行知先生是人们公认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掩护革命同志，与周恩来公、私关系都极其密切。有许多地下党员对外保密，但陶行知先生却心知肚明。
据上边四个方面的史实，完全有把握推断,淮安新安小学自创办之日起，即是一处受我党中央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地下革命联络点。当时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暴露身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抓捕时，周恩来便让他们悄悄转移到偏僻的苏北淮安新安小学任教，过一段时间周恩来又派他们到另一个地方投身革命工作，像上边说的李友梅、蓝九盛、孙铭勋诸同志；同时，一些为革命牺牲或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夫妻们的孩子无人照管时，周恩来把他们送到新安小学，像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革命烈士的儿子左义华等就是这类学生。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地下斗争时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社会上才无人知晓。因此可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新安小学党组织的一名秘密领导者。
把握全局:周恩来没让“新旅”赴延安
“新旅”是1935年从淮安出发的。他们为了争取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出发日选择的是国民政府的“双十节”,与国民党官员打交道常用的一句话是:“遵照国父的遗教”。他们在南京、上海、北平、绥远等地通过街头宣传、放映电影、编写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
1938年1月，“新旅”在绥远慰问了百灵庙大捷中的抗日将士后，沿黄河西行来到甘肃平凉，经“新旅”总干事徐志贯与中共陇东特委秘书长联系，在“新旅”中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5月下旬,“新旅”顾问汪达之、总干事徐志贯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西安距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很近，“新旅”团员们都渴望去延安。林伯渠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随后,林伯渠还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去了延安再到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这清楚地表明，此前周恩来虽未和“新旅”见过面，但对他们的工作已了如指掌。
听了林伯渠同志转达的周恩来指示,“新旅”的青少年们这才得知，周恩来对“新旅”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也非常地关心他们；同志们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新旅”留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救亡比去延安更重要，也更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局。他们愉快地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只派了程昌林(后改名林则之)、朱金山和张宜天(后改名张俊卿)3人悄悄去延安学习。其中，朱金山在陕北公学,程昌林在抗大，张宜天在鲁艺。学习一年后，朱金山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工作，离开了“新旅”；程昌林和张宜天则从延安返西安到桂林归队。
“新旅”其他同志则于1938年6月从西安来到国民党战时的临时首都武汉，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新旅”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7月1日，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热情接待了“新旅”顾问汪达之先生和“新旅”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贯。
“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周恩来亲切地抓着他俩的手，用浓浓的乡音说。汪达之和徐志贯在简单汇报了“新旅”3年来的工作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一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新旅”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冒着炎夏高温，在武汉展开了工作。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的7月2日，“新旅”就在汉口“普海春”茶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新旅”3年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还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新华日报》等报刊都辟出重要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接着，“新旅”又主动与广播电台联系，录制了他们演唱的抗日文艺节目，并在电台播放。他们还参加了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救亡文艺晚会，演出西北边区的秧歌舞，到街头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还在汉口闹市区搭了献金台，一边为群众表演歌舞等文艺节目，一边号召大家献金抗日。8月9日晚上，“新旅”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火把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高举着光闪闪的火把，振臂高呼抗战口号。火炬不仅照亮了江城，也照亮了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心；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也震醒了亿万同胞起来抗敌。
“新旅”在武汉仅仅工作了3个月，就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反响。直到这时，“新旅”的同志们才更深层地理解了周恩来不让他们去延安的道理，他们的工作也就越做越起劲了。
关怀“新旅”：周恩来机智地说服陈诚
“新旅”的青少年们在武汉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面临着极大的经费困难。“新旅”自3年前从淮安出发，一路靠募捐、卖报、放电影等获得收入以维持生活和开展活动。但这些收入都很少很少。如票价只有一分钱（一个铜板）。但还有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拿不出这一分钱来。“新旅“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工农大众抗日杀敌，当然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优惠”办法：没有钱买票又想看电影的人，只要在进出口处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免费进场看电影。这样卖出的电影票又能有多少张呢？
“新旅”到武汉后，演出多，演讲多，街头刷写标语也多；加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中国沦陷区扩大，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抗日的中心，从各地逃难来的儿童也很多，“新旅”便有选择地招收了一部分新团员，还成立第二团，这就造成了经济上的更大困难。这事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知道了。他很想帮助“新旅”克服困难，就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报告，要求政治部像对待三厅所属的“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和“抗敌放映队”那样，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
遵照郭沫若的嘱咐，“新旅”打了申请报告，并由郭沫若亲自转交陈诚。陈诚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下边的话：“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
得到陈诚的批示后，“新旅”的同志们犯难了：如果接受陈诚的收编，“新旅”就将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工作的权力；如果不同意陈诚的收编，不要说活动经费没有，连吃饭生存都存在问题。就在这进退两难、生死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又一次约见了“新旅”领导人徐志贯、汪达之。
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新旅”犹如迷航的舵手看到了北斗星。他们一边勒紧裤带，加紧工作，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边由汪达之出面求见陈诚。经郭沫若鼎力相助，汪达之才见到了陈诚。陈诚听了汪达之诉说的“新旅”几年都遵照中山先生“唤起民众”遗训的精神进行抗日宣传等情况后，很恼怒地说：“你们没有钱，又不愿接受我们政治部的收编，连自己生活都无法维持了，还谈什么抗战？你不要贻误这些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前程，趁早解散的好。”
汪达之当即据理力争：“这群孩子，为宣传抗战救国，背井离乡，如今家乡已经沦陷了，你却要我解散他们，让他们到哪里去呢？我以后又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待呢？”
陈诚说：“如果你们不愿解散，那么也可以。你们人数不多，大的可以保送他们进战地干部团学习，小的可以送进难童保育院。”
汪达之当即起身明确地对陈诚说：“这件事要由‘新旅’全团讨论，我个人不能作主。”
1938年的10月10日，是“新旅”建团3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新旅”在汉口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请来了田汉、任光和陶行知等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陶行知当场朗诵他写的一首赞扬“新旅”孩子们的诗：
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尤为令人激动的是，邓颖超在百忙之中也赶到了。她一到就对大家说：“周恩来同志本来也是要来参加你们的茶会的，但他临时有事来不成了，委托我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我热烈祝贺你们3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祝贺你们‘新旅’第二团的成立。我们所有要求抗战到底的人，都应该祝贺你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共同把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邓颖超还即兴为“新旅”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你们走了二万多里路，我也走过二万五千里。”她把“新旅”的足迹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提并论，这是对“新旅”的极高评价。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鼓励与指导下，“新旅”在武汉的工作有声有色。特别是“新旅”二团，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前两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南撤长沙。就在撤离之前，他们还用驴皮胶水拌红土在沿长江边的麻石墙上、江汉关的大楼上和其他一些高大建筑物上刷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幅标语。
“新旅”撤到长沙后，刚好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长沙。“新旅”的负责人再一次向他汇报了保卫大武汉最后阶段的工作，并继续提出解决经费的问题。陈诚仍老调重弹，不予采纳。这时，周恩来便亲自出面同陈诚交涉：“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到全国各地宣传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实在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同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
由于“新旅”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加之作为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巧妙机智的劝说，陈诚无话可说了。周恩来就进一步建议说：“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安旅行团可否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
陈诚终于被周恩来说动了，同意周恩来建议的“特约”办法，并按45个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和活动经费。这样，“新旅”这一场在国统区争取生存和发展并保持独立工作的斗争，终于在周恩来的机智帮助下，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雾海指航：周恩来安排“新旅”“回家”
有了政府固定的按月经费后，“新旅”一下“富”了起来。但他们仍保持着当年艰苦朴素的生活，依旧是一分钱掰成两瓣用。
“长沙大火”之后，“新旅”遵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大卡车，从长沙安全撤至广西桂林。
1938年12月7日，陈诚在桂林中学操场上接见政治部三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旅”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也一起参加了，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同陈部长乘车来桂林，一路上看到新安旅行团写了不少宣传标语，这很好嘛！可是，我看到每幅大标语下都有‘军委会政治部新安旅行团宣’的落款，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政治部的直辖团体的，你们是特约团体嘛！”他是在巧妙地提醒“新旅”，要时时刻刻明确自己民间团体的独立性，千万不能有丝毫大意。
从1939年1月起，“新旅”可以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月领取1045元生活费和活动费。全团一致决定用周恩来为他们争取的钱扩大队伍，多做工作。于是，“新旅”经过公开招考，在桂林招收了一批男女新团员。由于人员增加，“新旅”团部不得不按年龄和性别下设了少年部、少女部、儿童部、青年部，还增设几个分团，也叫工作队，如西南工作队、贵阳工作队、湘西工作队、乡村工作队、浙东战地工作组等等。队伍壮大了，工作又开展得红红火火，“新旅”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扩大到800多人。他们的影响更大了。
1939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赴皖南、浙东的途中路过桂林。他特意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新旅”的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贯等人到办事处李克农主任的办公室，请他们汇报“新旅”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爽朗地大笑。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周恩来满意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哇，一个钱掰成两个用。人多了，工作做得多了，影响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就更多了。大家都讲你们的好话，都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你们的脚跟就站得更稳了。”
在了解了新旅的生活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和培养艰苦的工作作风有好处。但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多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特别，一看就像个‘左倾分子’。”
在一旁的李克农同志也插话说：“更不要让人一看就像个‘小八路’。”
周恩来又对李克农说：“广西比别的地方开明，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一变了，他们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可以考虑到新四军去。是不是早些做点安排？”
“新旅”很快就落实了周恩来的指示，派张杰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联系。1939年的3月12日，周恩来还在浙江临时省会金华（时杭州已为日寇占领）会见了张杰，向他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
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方面对“新旅”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在头一天晚上秘密会见过“新旅”领导人之后，又于第二天下午带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贺衷寒，一起到桂林东江镇小学“新旅”住地看望孩子们。
周恩来一跨进校门，大家就把他围住了。周恩来高兴地和小朋友们一一握手，亲切和蔼地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生活等等。他还把和他一起来的贺衷寒向“新旅”顾问汪达之介绍说：“这是贺衷寒将军，我们是一起从桂林行营来看大家。”汪达之随即上前与之握手，连说“欢迎，欢迎”。当周恩来问到最早一批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时，他高兴地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了。”一说起淮安的桥溪巷陌，周恩来比他们谁都熟悉，乡情乡思也油然而生。几个从淮安出来的团员还特意用苏北《四季游春》调高声唱起了：
“春天到了遍地麦子青，
青年人要参军，
去打东洋兵，
挂红花，骑大马，
你看多光荣！……
周恩来也十分熟悉这些家乡小调，他一边跟着哼唱，还一边用手轻轻打着拍子。那亲切的乡音更加激发起大家誓死抗敌、保卫中华民族的决心。
周恩来摸着一个小团员的头问：“你想不想吃糖果呀？”
“我不想吃，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不一定吧？嘴上说不想吃，恐怕心里在想吧？”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一停，周恩来就接着说，“其实吃点糖果，可以增加营养嘛。我建议你们以后每星期集体吃一次怎么样？”
“好呀！以后我们每周开一次晚会，集体吃一点糖果。”“新旅”的几位负责人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你们这个晚会干脆就叫‘快乐会’吧。”周恩来轻松而又幽默的话语，赢得了小朋友们热烈的掌声，他们都从内心感激周恩来对“新旅”的关怀。
打那以后，“新旅”每个周末都举行一次“快乐会”，会上不仅表演文艺节目，做游戏，也备有糖果，让大家周末的生活更愉快。
周恩来还要求“新旅”继续努力学习，把团员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桂林形势突然变得紧张和复杂起来：先是国民党当局要求“新旅“年满18岁的团员都得参加国民党，继之停发了一切生活费和工作费，国民党的罪恶黑手随时要伸向“新旅”了。“新旅”被迫作出应付：隐瞒年龄，只让几个年岁大的应付式的去登记加入国民党，再忍痛动员一部分团员或回家，或转移，或进入其他革命进步团体，还将一部分年纪小的团员带到桂林致和村，在那里复校办了新安小学，让一部分孩子上学读书。但是，整个“新旅”怎么办呢？就在“新旅”领导们一片迷茫之际，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又通过李克农指示“新旅”迅速分批撤离桂林，经广州湾、香港、上海等地转移至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这样，从1941年2月下旬起，“新旅”的青少年们或三个一群，或五个一伙，或两个一双，分别化妆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悄悄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桂林，先后潜往苏北，来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盐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新旅”到苏北后，有了很大的发展。陈毅、刘少奇等领导备加关怀，亲切地对他们说：“新四军是你们的家，放心吧，恩来同志早就来电了。”接着号召他们组织10万儿童团支援抗战。结果，“新旅”经过努力，很快组织起18万儿童团支援新四军打胜仗：他们用文艺作为武器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用标语、口号鼓动军民们去杀敌去支前；还帮助少年儿童学文化等等。在反扫荡斗争中，“新旅”总干事张平、党支部委员张杰等壮烈牺牲。他俩当时风华正茂，一个年仅19岁，一个23岁。后来他们的英名被刻在苏北阜宁县芦蒲烈士纪念塔上，永远为后人纪念。
1945年9月，“新旅”随新四军三师十旅参加了攻打淮阴、淮安的战斗。他们背上大喇叭筒和各种宣传品，和战士们一起爬云梯进城。战士们进城后追杀敌人，“新旅”战士们不顾耳边不断的枪声，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了“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打倒日伪汉奸”等标语。“新旅”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受到了苏北军民们的赞赏，他们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
9月24日清晨，“新旅”回到了淮安河下莲花街。老团员们含着一眶热泪来到了被日本人占领时期烧毁了的新安小学旧址，莲花街的父老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流着泪水搂着10年前从这里出发的张早（原名张俊鑫）和左林（原名左义华），亲切地呼唤着他们的小名。
“新旅”回到淮安后，认真做了10年工作总结。
1946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派兵打了过来，“新旅”又一次被迫北上。他们在老乡的掩护下，一路写下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等大标语，并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脱离险境。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新旅”跟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了济南城，他们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到1950年10月国庆一周年时，“新旅”
奉命更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又与另外两个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歌剧院”。至此，“新旅”在历时17年旅行全国22个省、市和特别行政区后，结束了二万五千公里的漫漫征程。他们在中华民族爱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揭秘历史:周恩来原是新安小学的领导
位于淮安河下莲花街的新安小学，创办于1929年6月6日。它的公开创办人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淮安位于苏北腹地,得京杭大运河之利，交通便利,经朝历代都是郡州路府的治所。尤其从唐代起，淮安成了全国漕运管理中心，至明代盛极一时。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作文里,曾生动地描述淮安“热闹繁华,俨然省会”。淮安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当时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淮安一度被誉为运河线上的一颗明珠。善于经商的安徽徽州的一部分人便先来到淮安做生意。徽州的人来多了，他们自发组成同乡会，以期互相照应,并集资买下淮安河下莲花街的一处房产，作为同乡会聚会、议事的固定场所。因为徽州历史上曾叫过新安(那里有一条河叫新安江)，这处房产就叫新安会馆。
清末,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的兴建,加之大运河的淤塞，河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淮安这颗因河而闪光的“明珠”渐渐失去了光辉，到民国初年，就仅剩一点“落日余辉”了。徽商们无生意可做，便打算卖掉新安会馆,离开淮安，可是在房地产的归属问题上又与淮安地方士绅打起了官司。谁知这场官司打了十几年，也没分出个胜败。
时任南京晓庄师范校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劝说他的徽州同乡们把这处房产交给他办一所小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以实践他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论。这样，徵州、淮安两下都同意。这所新型学校就于1929年6月6日在淮安河下莲花街南侧的原新安会馆诞生了，校名沿会馆旧名叫新安小学。
上边说的是新安小学创办时公开的一面。在新安小学创办的背后，还有受我党及周恩来领导关心的另一面。这是由以下几点史实证明的。
一、新安小学从建立之日起就设有地下秘密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直属“上海党”领导,不受“江苏党”(省委)领导。1929年的“上海党”只有党中央，并无上海市委(上海当时属江苏省)。当时向忠发虽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并无领导能力和水平，真正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并直接主持中央特科工作。
二、新安小学最早主持校务工作的李友梅是一名地下党员，与他同来的蓝九盛也是共产党员。新安小学创办时，由陶行知兼任校长，但他一生未到过淮安，学校实际工作由李友梅主持。后来，李友梅被党派往别处工作，到1930年陶行知先生才委任汪达之为新安小学校长。
三、地下党员孙铭勋也是新安小学最早的一批老师。他的女儿孙丹年(现任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回忆说，她父亲当时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在新安小学工作期间，周恩来调他到上海创办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曾在这个园中生活过。后来周恩来又派孙铭勋赴延安，让他在上海、淮安、延安等地之间穿梭往返,联络革命工作。
四、陶行知先生是人们公认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掩护革命同志，与周恩来公、私关系都极其密切。有许多地下党员对外保密，但陶行知先生却心知肚明。
据上边四个方面的史实，完全有把握推断,淮安新安小学自创办之日起，即是一处受我党中央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地下革命联络点。当时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暴露身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抓捕时，周恩来便让他们悄悄转移到偏僻的苏北淮安新安小学任教，过一段时间周恩来又派他们到另一个地方投身革命工作，像上边说的李友梅、蓝九盛、孙铭勋诸同志；同时，一些为革命牺牲或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夫妻们的孩子无人照管时，周恩来把他们送到新安小学，像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革命烈士的儿子左义华等就是这类学生。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地下斗争时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社会上才无人知晓。因此可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新安小学党组织的一名秘密领导者。
把握全局:周恩来没让“新旅”赴延安
“新旅”是1935年从淮安出发的。他们为了争取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出发日选择的是国民政府的“双十节”,与国民党官员打交道常用的一句话是:“遵照国父的遗教”。他们在南京、上海、北平、绥远等地通过街头宣传、放映电影、编写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
1938年1月，“新旅”在绥远慰问了百灵庙大捷中的抗日将士后，沿黄河西行来到甘肃平凉，经“新旅”总干事徐志贯与中共陇东特委秘书长联系，在“新旅”中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5月下旬,“新旅”顾问汪达之、总干事徐志贯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西安距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很近，“新旅”团员们都渴望去延安。林伯渠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随后,林伯渠还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去了延安再到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这清楚地表明，此前周恩来虽未和“新旅”见过面，但对他们的工作已了如指掌。
听了林伯渠同志转达的周恩来指示,“新旅”的青少年们这才得知，周恩来对“新旅”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也非常地关心他们；同志们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新旅”留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救亡比去延安更重要，也更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局。他们愉快地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只派了程昌林(后改名林则之)、朱金山和张宜天(后改名张俊卿)3人悄悄去延安学习。其中，朱金山在陕北公学,程昌林在抗大，张宜天在鲁艺。学习一年后，朱金山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工作，离开了“新旅”；程昌林和张宜天则从延安返西安到桂林归队。
“新旅”其他同志则于1938年6月从西安来到国民党战时的临时首都武汉，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新旅”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7月1日，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热情接待了“新旅”顾问汪达之先生和“新旅”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贯。
“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周恩来亲切地抓着他俩的手，用浓浓的乡音说。汪达之和徐志贯在简单汇报了“新旅”3年来的工作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一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新旅”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冒着炎夏高温，在武汉展开了工作。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的7月2日，“新旅”就在汉口“普海春”茶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新旅”3年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还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新华日报》等报刊都辟出重要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接着，“新旅”又主动与广播电台联系，录制了他们演唱的抗日文艺节目，并在电台播放。他们还参加了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救亡文艺晚会，演出西北边区的秧歌舞，到街头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还在汉口闹市区搭了献金台，一边为群众表演歌舞等文艺节目，一边号召大家献金抗日。8月9日晚上，“新旅”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火把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高举着光闪闪的火把，振臂高呼抗战口号。火炬不仅照亮了江城，也照亮了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心；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也震醒了亿万同胞起来抗敌。
“新旅”在武汉仅仅工作了3个月，就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反响。直到这时，“新旅”的同志们才更深层地理解了周恩来不让他们去延安的道理，他们的工作也就越做越起劲了。
关怀“新旅”：周恩来机智地说服陈诚
“新旅”的青少年们在武汉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面临着极大的经费困难。“新旅”自3年前从淮安出发，一路靠募捐、卖报、放电影等获得收入以维持生活和开展活动。但这些收入都很少很少。如票价只有一分钱（一个铜板）。但还有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拿不出这一分钱来。“新旅“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工农大众抗日杀敌，当然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优惠”办法：没有钱买票又想看电影的人，只要在进出口处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免费进场看电影。这样卖出的电影票又能有多少张呢？
“新旅”到武汉后，演出多，演讲多，街头刷写标语也多；加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中国沦陷区扩大，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抗日的中心，从各地逃难来的儿童也很多，“新旅”便有选择地招收了一部分新团员，还成立第二团，这就造成了经济上的更大困难。这事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知道了。他很想帮助“新旅”克服困难，就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报告，要求政治部像对待三厅所属的“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和“抗敌放映队”那样，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
遵照郭沫若的嘱咐，“新旅”打了申请报告，并由郭沫若亲自转交陈诚。陈诚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下边的话：“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
得到陈诚的批示后，“新旅”的同志们犯难了：如果接受陈诚的收编，“新旅”就将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工作的权力；如果不同意陈诚的收编，不要说活动经费没有，连吃饭生存都存在问题。就在这进退两难、生死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又一次约见了“新旅”领导人徐志贯、汪达之。
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新旅”犹如迷航的舵手看到了北斗星。他们一边勒紧裤带，加紧工作，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边由汪达之出面求见陈诚。经郭沫若鼎力相助，汪达之才见到了陈诚。陈诚听了汪达之诉说的“新旅”几年都遵照中山先生“唤起民众”遗训的精神进行抗日宣传等情况后，很恼怒地说：“你们没有钱，又不愿接受我们政治部的收编，连自己生活都无法维持了，还谈什么抗战？你不要贻误这些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前程，趁早解散的好。”
汪达之当即据理力争：“这群孩子，为宣传抗战救国，背井离乡，如今家乡已经沦陷了，你却要我解散他们，让他们到哪里去呢？我以后又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待呢？”
陈诚说：“如果你们不愿解散，那么也可以。你们人数不多，大的可以保送他们进战地干部团学习，小的可以送进难童保育院。”
汪达之当即起身明确地对陈诚说：“这件事要由‘新旅’全团讨论，我个人不能作主。”
1938年的10月10日，是“新旅”建团3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新旅”在汉口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请来了田汉、任光和陶行知等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陶行知当场朗诵他写的一首赞扬“新旅”孩子们的诗：
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尤为令人激动的是，邓颖超在百忙之中也赶到了。她一到就对大家说：“周恩来同志本来也是要来参加你们的茶会的，但他临时有事来不成了，委托我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我热烈祝贺你们3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祝贺你们‘新旅’第二团的成立。我们所有要求抗战到底的人，都应该祝贺你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共同把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邓颖超还即兴为“新旅”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你们走了二万多里路，我也走过二万五千里。”她把“新旅”的足迹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提并论，这是对“新旅”的极高评价。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鼓励与指导下，“新旅”在武汉的工作有声有色。特别是“新旅”二团，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前两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南撤长沙。就在撤离之前，他们还用驴皮胶水拌红土在沿长江边的麻石墙上、江汉关的大楼上和其他一些高大建筑物上刷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幅标语。
“新旅”撤到长沙后，刚好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长沙。“新旅”的负责人再一次向他汇报了保卫大武汉最后阶段的工作，并继续提出解决经费的问题。陈诚仍老调重弹，不予采纳。这时，周恩来便亲自出面同陈诚交涉：“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到全国各地宣传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实在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同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
由于“新旅”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加之作为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巧妙机智的劝说，陈诚无话可说了。周恩来就进一步建议说：“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安旅行团可否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
陈诚终于被周恩来说动了，同意周恩来建议的“特约”办法，并按45个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和活动经费。这样，“新旅”这一场在国统区争取生存和发展并保持独立工作的斗争，终于在周恩来的机智帮助下，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雾海指航：周恩来安排“新旅”“回家”
有了政府固定的按月经费后，“新旅”一下“富”了起来。但他们仍保持着当年艰苦朴素的生活，依旧是一分钱掰成两瓣用。
“长沙大火”之后，“新旅”遵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大卡车，从长沙安全撤至广西桂林。
1938年12月7日，陈诚在桂林中学操场上接见政治部三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旅”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也一起参加了，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同陈部长乘车来桂林，一路上看到新安旅行团写了不少宣传标语，这很好嘛！可是，我看到每幅大标语下都有‘军委会政治部新安旅行团宣’的落款，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政治部的直辖团体的，你们是特约团体嘛！”他是在巧妙地提醒“新旅”，要时时刻刻明确自己民间团体的独立性，千万不能有丝毫大意。
从1939年1月起，“新旅”可以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月领取1045元生活费和活动费。全团一致决定用周恩来为他们争取的钱扩大队伍，多做工作。于是，“新旅”经过公开招考，在桂林招收了一批男女新团员。由于人员增加，“新旅”团部不得不按年龄和性别下设了少年部、少女部、儿童部、青年部，还增设几个分团，也叫工作队，如西南工作队、贵阳工作队、湘西工作队、乡村工作队、浙东战地工作组等等。队伍壮大了，工作又开展得红红火火，“新旅”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扩大到800多人。他们的影响更大了。
1939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赴皖南、浙东的途中路过桂林。他特意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新旅”的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贯等人到办事处李克农主任的办公室，请他们汇报“新旅”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爽朗地大笑。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周恩来满意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哇，一个钱掰成两个用。人多了，工作做得多了，影响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就更多了。大家都讲你们的好话，都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你们的脚跟就站得更稳了。”
在了解了新旅的生活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和培养艰苦的工作作风有好处。但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多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特别，一看就像个‘左倾分子’。”
在一旁的李克农同志也插话说：“更不要让人一看就像个‘小八路’。”
周恩来又对李克农说：“广西比别的地方开明，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一变了，他们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可以考虑到新四军去。是不是早些做点安排？”
“新旅”很快就落实了周恩来的指示，派张杰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联系。1939年的3月12日，周恩来还在浙江临时省会金华（时杭州已为日寇占领）会见了张杰，向他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
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方面对“新旅”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在头一天晚上秘密会见过“新旅”领导人之后，又于第二天下午带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贺衷寒，一起到桂林东江镇小学“新旅”住地看望孩子们。
周恩来一跨进校门，大家就把他围住了。周恩来高兴地和小朋友们一一握手，亲切和蔼地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生活等等。他还把和他一起来的贺衷寒向“新旅”顾问汪达之介绍说：“这是贺衷寒将军，我们是一起从桂林行营来看大家。”汪达之随即上前与之握手，连说“欢迎，欢迎”。当周恩来问到最早一批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时，他高兴地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了。”一说起淮安的桥溪巷陌，周恩来比他们谁都熟悉，乡情乡思也油然而生。几个从淮安出来的团员还特意用苏北《四季游春》调高声唱起了：
“春天到了遍地麦子青，
青年人要参军，
去打东洋兵，
挂红花，骑大马，
你看多光荣！……
周恩来也十分熟悉这些家乡小调，他一边跟着哼唱，还一边用手轻轻打着拍子。那亲切的乡音更加激发起大家誓死抗敌、保卫中华民族的决心。
周恩来摸着一个小团员的头问：“你想不想吃糖果呀？”
“我不想吃，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不一定吧？嘴上说不想吃，恐怕心里在想吧？”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一停，周恩来就接着说，“其实吃点糖果，可以增加营养嘛。我建议你们以后每星期集体吃一次怎么样？”
“好呀！以后我们每周开一次晚会，集体吃一点糖果。”“新旅”的几位负责人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你们这个晚会干脆就叫‘快乐会’吧。”周恩来轻松而又幽默的话语，赢得了小朋友们热烈的掌声，他们都从内心感激周恩来对“新旅”的关怀。
打那以后，“新旅”每个周末都举行一次“快乐会”，会上不仅表演文艺节目，做游戏，也备有糖果，让大家周末的生活更愉快。
周恩来还要求“新旅”继续努力学习，把团员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桂林形势突然变得紧张和复杂起来：先是国民党当局要求“新旅“年满18岁的团员都得参加国民党，继之停发了一切生活费和工作费，国民党的罪恶黑手随时要伸向“新旅”了。“新旅”被迫作出应付：隐瞒年龄，只让几个年岁大的应付式的去登记加入国民党，再忍痛动员一部分团员或回家，或转移，或进入其他革命进步团体，还将一部分年纪小的团员带到桂林致和村，在那里复校办了新安小学，让一部分孩子上学读书。但是，整个“新旅”怎么办呢？就在“新旅”领导们一片迷茫之际，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又通过李克农指示“新旅”迅速分批撤离桂林，经广州湾、香港、上海等地转移至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这样，从1941年2月下旬起，“新旅”的青少年们或三个一群，或五个一伙，或两个一双，分别化妆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悄悄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桂林，先后潜往苏北，来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盐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新旅”到苏北后，有了很大的发展。陈毅、刘少奇等领导备加关怀，亲切地对他们说：“新四军是你们的家，放心吧，恩来同志早就来电了。”接着号召他们组织10万儿童团支援抗战。结果，“新旅”经过努力，很快组织起18万儿童团支援新四军打胜仗：他们用文艺作为武器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用标语、口号鼓动军民们去杀敌去支前；还帮助少年儿童学文化等等。在反扫荡斗争中，“新旅”总干事张平、党支部委员张杰等壮烈牺牲。他俩当时风华正茂，一个年仅19岁，一个23岁。后来他们的英名被刻在苏北阜宁县芦蒲烈士纪念塔上，永远为后人纪念。
1945年9月，“新旅”随新四军三师十旅参加了攻打淮阴、淮安的战斗。他们背上大喇叭筒和各种宣传品，和战士们一起爬云梯进城。战士们进城后追杀敌人，“新旅”战士们不顾耳边不断的枪声，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了“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打倒日伪汉奸”等标语。“新旅”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受到了苏北军民们的赞赏，他们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
9月24日清晨，“新旅”回到了淮安河下莲花街。老团员们含着一眶热泪来到了被日本人占领时期烧毁了的新安小学旧址，莲花街的父老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流着泪水搂着10年前从这里出发的张早（原名张俊鑫）和左林（原名左义华），亲切地呼唤着他们的小名。
“新旅”回到淮安后，认真做了10年工作总结。
1946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派兵打了过来，“新旅”又一次被迫北上。他们在老乡的掩护下，一路写下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等大标语，并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脱离险境。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新旅”跟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了济南城，他们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到1950年10月国庆一周年时，“新旅”
奉命更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又与另外两个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歌剧院”。至此，“新旅”在历时17年旅行全国22个省、市和特别行政区后，结束了二万五千公里的漫漫征程。他们在中华民族爱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