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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房价增长”、“房价回落”等话题随时随处都能引起一场争论，“专家预言是否准确”、“房价将于何时下跌”等问题一直是热门。但随着专家们关于房价下跌预测的惨败，人们不再讨论相关问题，也不再关心专家们对房价的分析。经济学家们会用各种曲线、散点、数字向大众分析这一切现状的必然性，但似乎种种分析都无法从“情理”上给大家一个解释。房价为何会越来越高？高房价造成了哪些社会问题？国家大力推行的“国五条”、“国八条”、“国十条”效果到底如何？问题出在哪里？《经济》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陈光金与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世定两位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探讨高房价的社会结构来源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
最大受害者：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社会结构迅速变迁，一部分人搭乘着政策的顺风车抢先致富，而后又利用较准的投资眼光，获得更多财富。而另一部分普通的工薪阶层，在自己的岗位勤恳工作，同样怀揣梦想，只是脚步更谨慎。可谁也没想到，35年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在用哈哈镜复制过去的景色，各类社会角色与阶层发生翻天的逆转与变形，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基尼系数高居世界首列。
陈光金告诉记者：“许多材料表明，现阶段我国的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行列。”商品房价格逐渐超越了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在大城市中购买住房成为奢侈的梦想。
刘世定认为，城市中受高房价伤害最大的群体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拥有高学历、年轻的大脑、富有挑战的工作和无穷的斗志，对生活与事业怀揣梦想。然而，他们买不起房，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常年租房、搬家，生活状态始终是“漂”着，更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婚恋、家庭生活中屡屡碰壁。而正常婚育、家庭幸福对他们来说，原本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房价相对较低时买到房用来居住的普通民众，会觉得自己幸运，而较早时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其他人，就只能感觉离买房越来越遥远了。有需求却没有房子的人群难免心生抱怨，加剧社会矛盾。在“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国里，房子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不是奢侈品，但现代城市里的房子却如此昂贵，为得到它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近年来，与房产有关的夫妻成仇、兄弟反目、父子对簿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亲父子闹翻一怒上法庭，法官：莫让房子毁了亲情”等新闻标题成为一种范式，被多次引用。高房价引发的亲情破裂和利益之争让人心寒。
陈光金还重点谈到了农村暴力拆迁过程中的农民，“应该说，近两年，由于被拆迁户的抗争，城镇暴力拆迁现象有所减少，但对农业用地的低价以及暴力化征用现象则仍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些现象和问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或社会合法性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在不少农村地区，政府为了利益与开发商勾结，低价暴力征地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感。
“房屋文化”与“投资产品”的双层社会结构
刘世定曾建议各类学科的专家们不要再预测房价，他认为权威专家的预测实际上是会影响现实房价的。本次采访中，他向《经济》记者又提出一个概念——“中国人的房屋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房改，福利分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改革，缓解了当时的住房紧张状况，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自此开始健康有力地成长。“房改亦强化了人们的房屋理念，‘有房’开始成为在一个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房屋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一旦想要在一个城市立足，长期生活下去，买房就会成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存在且很难改变的，而这种成为房屋有产者的愿望，是租房所远远不能满足的。房屋不仅是资产，还是象征，象征着安全感。”刘世定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全国大量的人才，直接造就了城市中广泛的购房需求。这些有需求的购房者将房子看作一般消费品，买房行为也是一般消费行为，用来办公或居住。
另外一部分有购房需求的人群则将房屋看作投资产品。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房子看作类似于黄金、股票、债券的金融投资产品，买房后等待房价上涨。这些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导致房价上涨的主力军。新闻里整栋购买住宅的“炒房团”，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投资市场普遍不景气，股票基金风险太大、黄金玉石需要技术，相比起来，中国的房地产屹立不倒、房价一路看涨，在投资者眼里，投资房地产是再划算不过了。只要有一定的投资能力，人们都能将目光投向房地产。
刘世定告诉记者：“社会学习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问题，这两类人群就大致构成了当下城市购房需求人群的双层结构，他们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不断上涨的房价，是投资炒房阶层的福音，也是需要住房人群的噩梦。他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从这种双层社会结构出发，使改革政策对两种阶层的影响效果相协调。然而，目前的调控政策并不尽如人意。
高房价与城镇化互相掣肘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速度也无疑是可喜的。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就达到了52.6%。对这一项数据，陈光金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号称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在这个50%中，至少有15个百分点与真正的城镇化无关。我国城镇化问题解决得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城乡二元化制度体系改革进展如何。换句话说，商品房无论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多么合理，都不是初进城镇的农村人口能够购买得起的，他们进城以后解决住房问题的初步办法，必然是城镇住房租赁业的发展。当然，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问题，仍然会影响农村人口进城。”
刘世定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城镇化必然会引起房价上涨。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的上涨是健康的。健不健康，要看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显然，目前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与高得离谱的房价，是不健康的。”对此陈光金也说：“超出这样的‘规矩’，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一旦这个泡沫破裂，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这种‘一定之规’，其实就是房价上涨应当控制在既不造成泡沫、居民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一般用居民收入与房价之比来测度这样的范围。”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一正常的城镇化趋势，被投资炒房者弄得困难重重。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买房投资者，早已在城市里大量买房，等待房价上涨。将房屋当作理财产品，等待保值增值是正常的经济投资行为，但这一行为在各大城市乃至全国的蔓延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一边需要住房的人群无力购房，另一边大量房屋空置，资源被浪费。城镇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民众抱怨更多。如此循环，高房价是罪魁祸首也是恶性后果，亟须政府出面进行干预，是为民生也是为经济的长足健康发展。
“抑制”？“上涨” ！调控很“尴尬”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短期调控政策。国家应该让我们知道，我们能期待一个怎样的结果。”刘世定告诉记者。
国家显然已经意识到高房价对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阻碍力量，国务院从土地、信贷和税收等多方面入手，陆续出台相关调控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世，3个月后又紧锣密鼓地出台了“国十条”。“国十条”全方位调控房地产市场，被评为“房地产业的西伯利亚寒流”。2011年1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新国八条”应时而生，进一步明确了住房发展的宗旨，严格土地管理与金融监管，规范市场秩序。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继续强化各项政策，在各个城市的细则更是引起诸多反响。
但刘世定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上文谈到的双结构人群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效果有限，而且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抑制”二字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这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对此事的重视，内心依赖政府将房价降下来，好保障工薪阶层能买到住房。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希望，使人们坚信房价上涨是暂时现象。另一方面，“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在房产投资者和房产开发商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上涨”二字。在各种金融产品都极具风险的时代，投资房产仍然是最保险的选择。实际上，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表明政府的立场——是要把房价降下来让大部分核心家庭都能买到合适价位的房子，还是要让房子继续承担投资产品角色，仅使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够租到价位合理的房子？短期政策对投机炒房者的抑制力量有限，且房价上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的速度，普通人买房仍然是奢求。这一系列政策看似强硬，实则给予两类人群不同的导向信息，房价涨还是跌，普通人看不明白。
陈光金告诉记者：“这些调控政策可能使房价暂时蛰伏，但在蛰伏的同时也酝酿着强力反弹的图谋，而且蛰伏的时间往往很短。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一些地方的政府与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上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本来，政府担负着调控市场的责任，但一旦其本身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控就是一句空话。”针对农村暴力强拆现象，陈光金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一、完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二、加大商品房开发市场监管，遏制房地产市场暴利；三、改革政府财政制度，大幅度弱化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卖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
“关键还是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要把各级政府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让政府成为真正的监管者、调控者，而不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和分利者。否则，政府的房价调控永远都会成为‘空调’。”陈光金总结道。
对于人民的不满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正在努力采取政策缓解问题。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条款体现了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但始终无法使我们看到可以期待的方向。高房价不再仅仅是经济名词，它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且正在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家眼里，高房价是一场社会结构战争的结果。住房需求人群、投资炒房者、开发商、政府、农民，在这一系列角色中，政府改革如何取得利益平衡，政府改革如何在住房需求人群、投资炒房者、开发商、政府、农民这一系列角色中取得利益平衡、体现社会公平，是一道社会难题。我们盼望强有力的政策、明确的指导思想来传达国家对民众的关怀。
最大受害者：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社会结构迅速变迁，一部分人搭乘着政策的顺风车抢先致富，而后又利用较准的投资眼光，获得更多财富。而另一部分普通的工薪阶层，在自己的岗位勤恳工作，同样怀揣梦想，只是脚步更谨慎。可谁也没想到，35年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在用哈哈镜复制过去的景色，各类社会角色与阶层发生翻天的逆转与变形，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基尼系数高居世界首列。
陈光金告诉记者：“许多材料表明，现阶段我国的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行列。”商品房价格逐渐超越了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在大城市中购买住房成为奢侈的梦想。
刘世定认为，城市中受高房价伤害最大的群体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拥有高学历、年轻的大脑、富有挑战的工作和无穷的斗志，对生活与事业怀揣梦想。然而，他们买不起房，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常年租房、搬家，生活状态始终是“漂”着，更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婚恋、家庭生活中屡屡碰壁。而正常婚育、家庭幸福对他们来说，原本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房价相对较低时买到房用来居住的普通民众，会觉得自己幸运，而较早时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其他人，就只能感觉离买房越来越遥远了。有需求却没有房子的人群难免心生抱怨，加剧社会矛盾。在“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国里，房子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不是奢侈品，但现代城市里的房子却如此昂贵，为得到它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近年来，与房产有关的夫妻成仇、兄弟反目、父子对簿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亲父子闹翻一怒上法庭，法官：莫让房子毁了亲情”等新闻标题成为一种范式，被多次引用。高房价引发的亲情破裂和利益之争让人心寒。
陈光金还重点谈到了农村暴力拆迁过程中的农民，“应该说，近两年，由于被拆迁户的抗争，城镇暴力拆迁现象有所减少，但对农业用地的低价以及暴力化征用现象则仍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些现象和问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或社会合法性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在不少农村地区，政府为了利益与开发商勾结，低价暴力征地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感。
“房屋文化”与“投资产品”的双层社会结构
刘世定曾建议各类学科的专家们不要再预测房价，他认为权威专家的预测实际上是会影响现实房价的。本次采访中，他向《经济》记者又提出一个概念——“中国人的房屋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房改，福利分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改革，缓解了当时的住房紧张状况，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自此开始健康有力地成长。“房改亦强化了人们的房屋理念，‘有房’开始成为在一个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房屋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一旦想要在一个城市立足，长期生活下去，买房就会成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存在且很难改变的，而这种成为房屋有产者的愿望，是租房所远远不能满足的。房屋不仅是资产，还是象征，象征着安全感。”刘世定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全国大量的人才，直接造就了城市中广泛的购房需求。这些有需求的购房者将房子看作一般消费品，买房行为也是一般消费行为，用来办公或居住。
另外一部分有购房需求的人群则将房屋看作投资产品。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房子看作类似于黄金、股票、债券的金融投资产品，买房后等待房价上涨。这些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导致房价上涨的主力军。新闻里整栋购买住宅的“炒房团”，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投资市场普遍不景气，股票基金风险太大、黄金玉石需要技术，相比起来，中国的房地产屹立不倒、房价一路看涨，在投资者眼里，投资房地产是再划算不过了。只要有一定的投资能力，人们都能将目光投向房地产。
刘世定告诉记者：“社会学习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问题，这两类人群就大致构成了当下城市购房需求人群的双层结构，他们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不断上涨的房价，是投资炒房阶层的福音，也是需要住房人群的噩梦。他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从这种双层社会结构出发，使改革政策对两种阶层的影响效果相协调。然而，目前的调控政策并不尽如人意。
高房价与城镇化互相掣肘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速度也无疑是可喜的。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就达到了52.6%。对这一项数据，陈光金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号称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在这个50%中，至少有15个百分点与真正的城镇化无关。我国城镇化问题解决得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城乡二元化制度体系改革进展如何。换句话说，商品房无论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多么合理，都不是初进城镇的农村人口能够购买得起的，他们进城以后解决住房问题的初步办法，必然是城镇住房租赁业的发展。当然，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问题，仍然会影响农村人口进城。”
刘世定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城镇化必然会引起房价上涨。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的上涨是健康的。健不健康，要看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显然，目前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与高得离谱的房价，是不健康的。”对此陈光金也说：“超出这样的‘规矩’，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一旦这个泡沫破裂，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这种‘一定之规’，其实就是房价上涨应当控制在既不造成泡沫、居民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一般用居民收入与房价之比来测度这样的范围。”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一正常的城镇化趋势，被投资炒房者弄得困难重重。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买房投资者，早已在城市里大量买房，等待房价上涨。将房屋当作理财产品，等待保值增值是正常的经济投资行为，但这一行为在各大城市乃至全国的蔓延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一边需要住房的人群无力购房，另一边大量房屋空置，资源被浪费。城镇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民众抱怨更多。如此循环，高房价是罪魁祸首也是恶性后果，亟须政府出面进行干预，是为民生也是为经济的长足健康发展。
“抑制”？“上涨” ！调控很“尴尬”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短期调控政策。国家应该让我们知道，我们能期待一个怎样的结果。”刘世定告诉记者。
国家显然已经意识到高房价对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阻碍力量，国务院从土地、信贷和税收等多方面入手，陆续出台相关调控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世，3个月后又紧锣密鼓地出台了“国十条”。“国十条”全方位调控房地产市场，被评为“房地产业的西伯利亚寒流”。2011年1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新国八条”应时而生，进一步明确了住房发展的宗旨，严格土地管理与金融监管，规范市场秩序。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继续强化各项政策，在各个城市的细则更是引起诸多反响。
但刘世定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上文谈到的双结构人群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效果有限，而且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抑制”二字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这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对此事的重视，内心依赖政府将房价降下来，好保障工薪阶层能买到住房。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希望，使人们坚信房价上涨是暂时现象。另一方面，“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在房产投资者和房产开发商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上涨”二字。在各种金融产品都极具风险的时代，投资房产仍然是最保险的选择。实际上，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表明政府的立场——是要把房价降下来让大部分核心家庭都能买到合适价位的房子，还是要让房子继续承担投资产品角色，仅使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够租到价位合理的房子？短期政策对投机炒房者的抑制力量有限，且房价上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的速度，普通人买房仍然是奢求。这一系列政策看似强硬，实则给予两类人群不同的导向信息，房价涨还是跌，普通人看不明白。
陈光金告诉记者：“这些调控政策可能使房价暂时蛰伏，但在蛰伏的同时也酝酿着强力反弹的图谋，而且蛰伏的时间往往很短。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一些地方的政府与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上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本来，政府担负着调控市场的责任，但一旦其本身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控就是一句空话。”针对农村暴力强拆现象，陈光金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一、完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二、加大商品房开发市场监管，遏制房地产市场暴利；三、改革政府财政制度，大幅度弱化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卖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
“关键还是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要把各级政府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让政府成为真正的监管者、调控者，而不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和分利者。否则，政府的房价调控永远都会成为‘空调’。”陈光金总结道。
对于人民的不满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正在努力采取政策缓解问题。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条款体现了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但始终无法使我们看到可以期待的方向。高房价不再仅仅是经济名词，它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且正在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家眼里，高房价是一场社会结构战争的结果。住房需求人群、投资炒房者、开发商、政府、农民，在这一系列角色中，政府改革如何取得利益平衡，政府改革如何在住房需求人群、投资炒房者、开发商、政府、农民这一系列角色中取得利益平衡、体现社会公平，是一道社会难题。我们盼望强有力的政策、明确的指导思想来传达国家对民众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