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在上市前是“合伙人”制,对风险的掌控非常理性。上市后,公司面对股东,盈利成为首要任务,当然要选择更赚钱的交易,那就是做多做空。然而交易有的时候是要与客户对着干,这种从传统的“握手”到“杀手”的公司文化转变,如今把这家称霸华尔街的投行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高盛真是百毒不侵。在美国失业率高达10%、各行业一片萧条的时候,这家投资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高达32.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倍,平均每天净赚360万美元,相当于每小时赚150万美元。然而发布这个业绩那天,股价反应平淡。原因是4天前,美国证监会对高盛提起民事诉讼,称其在一桩复杂的次贷产品销售过程中,没有向投资者披露其本身的利益冲突。
　　去年《滚石》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把高盛比做“庞大的吸血乌贼”,紧紧地在美国民生命脉上不停地吸血,然而不到一年,这只乌贼看来正在失血。无论是有罪无罪,高盛都面临自身信誉危机,连带着把整个金融业多年来的游戏潜规则呈现于大众面前。
　　高盛在1999年上市之前,是“合伙人”制,提供投行业务服务,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形同私人关系,对风险的掌控非常理性。上市后,公司面对股东盈利成为首要任务,投行为客户提供投资服务固然利润不菲,但是更赚钱的是交易,做多做空,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有本事的交易员都能给公司赚大钱。然而交易有的时候是要与客户对着干,这种从传统的“握手”到“杀手”的公司文化转变,让不少高盛人忧心忡忡,现在果然把这家称霸华尔街的投行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高盛服务于所谓“高端客户”,也就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买卖两方在金融知识、市场判断上不相上下,没有太大信息落差造成的先天不平等,所以监管部门主要保护对象是散户投资者,对大头是“不告不理”。今年4月中旬起诉的案件涉及10亿多美元,在华尔街是个小数字,但是用意在告知世人,监管机构对银行金融系统改革要动真格了。高盛先是措辞强硬死不认错,然后又说自己在那桩交易中也赔了9亿美元。后来《纽约时报》查了这笔账,发现高盛在多头上赔了,可是在空头上赚了,前后相抵,事实上还是赚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呼吁媒体要谨慎,不能再被忽悠,这等于指着高盛的鼻子说:你们在欺骗大众。
　　灰头土脸的高盛马上又来了另一招:这件案子出自政治意图,执政的民主党要推进金融改革,把高盛拿出来做祭品。这一招也打得不漂亮,因为高盛多年来与华盛顿政界关系紧密,几届财长都曾经是高盛的头儿。高盛的高管们在万分无奈之下,推说这些恶劣毒资产交易出自一个在伦敦的法国籍交易员手下,推卸责任的伎俩更无法令人信服。
　　高盛怎么落到今天的地步?
　　财经媒体一向对高盛持有望而生畏之心,好像只有吹捧高盛才能显出自己水平高超。然而这个拉拉队从去年夏天开始改变,许多高盛操作的方式就被抖露了出来。“零对冲”博客透露出高盛如何使用高频率的电脑交易来影响股票市场运作,根据这个线索,《纽约时报》头版调查报道引起监管方面和国会关注。不久,高盛如何帮希腊政府隐藏债务又见诸报章。接二连三的负面报道不断出现。到了4月中旬,证监会高调起诉时,财经媒体已经顾不得回避刺眼措辞,直接称证监会调查高盛涉嫌“诈骗”。
　　站在高盛的公关危机风口浪尖上的是高盛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兰科发,他在2006年接替离职前往华盛顿担任财政部长的鲍尔森成为高盛的头号人物,次年以6800万美元创下个人年度分红记录。布兰科发于197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许多高盛的高管也都是哈佛大学的,于是网上开始谈论为什么美国名校教育出来的学生一个劲儿投身华尔街,而不去为社会创造福祉,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心何在?
　　笔者的女儿是哈佛1993年毕业生,当年有700人报名参加高盛在校园的招聘会,几乎应届毕业生3个人中就有1个想进高盛。高盛让他们觉得好像被接纳到一个精英俱乐部。于是很多人抱着“干两年以后再看吧”的心态扎进去。一旦进入,金钱换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令人沉湎。两年下来,即使不留在高盛,也在私募基金之类的领域打转。
　　高盛是否误导客户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诈骗”,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家公司的所作所为,难道仅仅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吗,至少也要考虑是否合理正当。一旦失掉客户的信任,公司又将如何生存下去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项目主任,前路透社驻纽约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