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是华夏儿女心中的圣地，对常人而言，能在这里出席一次会议已属不易。然而，既不是党政要人，也非文化巨擘，更非学术泰斗，唐学元先生却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内以广东话慷慨陈词，成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以潮汕方言发言的著名潮商。
　　享有如此殊遇，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铜紫荆星章和泰皇御赐皇冠勋章的唐学元先生却是一个极为低调的人。诚实经商之余，他还热衷于奉献社会，在公益事业谱写了一曲“高调”的生命赞歌，令世人由衷钦佩！
　　
　　承严父之业扬“聚大”之名
　　
　　潮汕人向来智慧勤劳，以“一条扁担闯天下”的精神在商海留下许多传奇，唐学元先生无疑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唐学元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郊鮀浦。鮀浦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背依桑浦山，前临南海，但由于人众地少，很多人都到外谋生发展，唐学元的父亲也在其中。抗战期间，唐学元的父亲便在湛江谋生，1945年来到香港经商，经营南洋地区尤其是泰国的大米进出口贸易。不久，尚在中学学堂求学的唐学元先生也来到香港，在父亲的店铺里当起了学徒。
　　对于中学辍学，他回忆说：“那时，我刚好读完中学一年，父亲对我说，店里需要帮手，我是长子，我不帮他，谁帮他。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堂。想不到，一干就是半个世纪。今天，回想起那时的情况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当时我也是迫于生存的压力。”
　　几年后，唐学元先生协助父亲创办了聚大行，经营泰国大米在香港的代售生意，而他自己也因此经常到泰国买货和联络当地出口商。父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让他从学徒开始，担担抬抬、扫地、抹桌，甚至斟茶倒水、收拾碗筷，件件都得做。就这样，唐学元先生慢慢积累了经营米铺的经验，而且和伙计、行家打成一片。同时，深感自己文化不足的他，经常到青年会读夜校，充实自己。在严父的教导下，这段时间令唐学元先生收获很大，不但让他熟悉了所有业务，同时培养了他勤俭、待人诚恳的性格，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文化知识水平，为他以后在香港米行奠定了基础。
　　大米是香港人的主食，但香港本地却极少生产，绝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其中四分之一的大米从泰国进口。为了防止大米供应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而影响民生，香港政府一直对大米进口实行管制。因此，经营大米进口并不是获利丰厚的生意。唐学元先生回忆说：“刚入行时，每个月收入仅数十元。在香港，政府实施大米进口专利及限额政策，商人不得随意提高价格，因而做大米生意的多是诚实商人，企图投机取巧的人做不了这门生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聚大行的大米生意开始进入正轨，正赶上政府的配额制度开始实施。当时全港米业牌照数目只有六、七个，且审批条件严格：要具有良好的信誉，并且要有相当的资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米商虽然所得利润不厚，但却收入稳定，故竞标者非常多。凭藉多年来的信誉和口碑，唐家聚大行很顺利地中标，成了首批持牌的进口米商。
　　上世纪六十年代，唐学元先生开始接管父亲的生意，经营起聚大行。彼时，虽仅仅三十出头，但唐学元先生已是米行的行家了，信手抓起一把米，稍加拿捏，就能道出它们的产地、特性，对各地米业的行规更是了然于胸。
　　聚大行在1951年政府实施管制时是60家大米进口商之一，当时的进口量名列前三甲。由于竞争激烈，现在的食米进口商不断增加，最近已经达到100多家，而当时的60家米商只剩下6家了，聚大行便是其中的一家。如今的聚大行在唐学元先生及其家人的经营下，已由当初四个人组成的小米铺发展为香港米行的金字招牌。唐学元先生也在米市享有盛名，被人敬称为“香港米王”。他的生意也从一粒小小的米，逐渐拓展到地产、贸易、饮食、货仓等方面，尽管投资有长线和短线之策，但对经营米行唐先生是一如既往。
　　
　　扬诚信之风替员工着想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刻的原因，唐学元先生的成功也不例外，因此，在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中，该书作者将唐学元先生的成功之道列为经典案例。在笔者访问唐学元先生之时，从两个地方也窥见他成功的端倪。
　　首先，在唐学元先生的公司入口挂着一幅久经岁月的对联，上面这样写着：“忠厚待人宾远至，诚真处友客多来。”从跨入商海起，唐学元先生就将“信”立心头，接管聚大行更是将诚信当作经营的铁规律。不论在香港的销售市场上，还是在国外、特别是泰国的大米采购，聚大行都是有口皆碑，深受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信任。
　　


　　另外聚大行的员工年龄都比较大，这足以证明公司员工跟随唐学元先生的时间之久。诚然如此，唐学元先生一直将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将公司的员工视为兄弟姐妹，对公司实行人性化管理。公司不但为员工提供舒适的环境，而且还提供了中晚餐；员工退休后，公司都会替他们安排好养老事宜；不管是什么时期，公司经营如何，都不会裁员……各种人性化措施也令员工有了归宿感，将公司当成家。聚大行就是在这样一个和谐的内部环境下将米行越做越大，在发展道路愈行愈远。
　　
　　深深公益心浓浓潮汕情
　　
　　唐学元先生的经商为人之道令人佩服，而他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衷更深受世人爱戴。香港回归前，他被邀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积极支持中央对港政策，为香港平稳顺利回归出力。1995年为了消除港商对回归后政策的顾虑，唐学元先生亲自带领香港潮州商会的全部会员前往北京参观考察，并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亲切接见，活动最终取得圆满成功。香港回归后，他又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鉴于他的贡献，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为他颁发铜紫荆星章。
　　上世纪七十年代，汕头市政府邀请唐学元先生去内地投资酒店，承诺将建成后的酒店前五年的全部收益都归唐学元先生。唐学元先生投资154万将酒店建成后，前三年就将成本收回，对于后两年的收益，他坚持分毫不取，全部归家乡政府支配。按照酒店的经营效益，他差不多将200万留给了当地政府。由于汕头淡水资源供应不足，他还主动捐资兴建水厂。1996年4月他捐款建造造价53万元的睢县蓼堤镇唐学元希望小学。
　　对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他往往一掷千金，做善事无数。问及究竟哪次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唐学元先生笑着表示：“那是1998年金融风暴后，当我知道下岗工人的苦况后，就拿出一笔钱支持再就业培训。那次有六个省的代表前来，他们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香港潮州商会是香港百余万潮人中历史最长且最具代表性的团体之一，在香港有相当实力及影响力。唐学元出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那年正值香港“九七”回归。在他的领导下潮州商会积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拥护香港《基本法》和祖国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在香港过渡期坚决团结一百多万乡亲和其它香港同胞，为香港长期稳定繁荣做出极大的努力。
　　其后，唐学元联合香港嘉应商会及四邑会所、顺德联谊总会等几家粤属社团，举办《基本法》讲座，动员会员出席听讲，加深对《基本法》的理解。1996年，他又联合二十余家粤籍社团发起成立粤属社团庆祝回归委员会，为“九七”香港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9年，第十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被唐学元先生引以为傲的一次成功大会。他作为香港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前任北京海外交流协会的名誉顾问。早先，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就表达过希望唐学元先生带领世界各地的华人到北京走一走，观光旅游。于是，他灵机一动，建议国际潮团联谊会在北京召开，最后一共来了三千七百多位世界各地的潮商，唐学元先生作为团长在人民大会堂用“潮州语”发言，引来阵阵掌声，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爱浙大无言 育子女有方
　　
　　


　　“爱就像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绵长悠远；爱就是一首田园诗，纯洁无暇，和煦清淡；爱就像清晨的春雨，洗去铅华雕饰，留下清新自然；爱就像一首情歌，宛转悠扬，轻吟浅唱；爱是一阵清风吹朔雪纷飞，带来春光无限。”这是浙江大学的学子对唐学元先生的大爱的赞歌。由于与曾经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的友谊，让唐学元先生与浙大结下难解的情缘。早些年，唐学元先生就投资50万元决定在浙江大学建立财务分析实验室。2004年10月15日，“唐学元财务分析实验室”在浙大城市学院落成。2007年，在浙江大学110周年华诞之际，唐学元先生及其儿子唐大威先生再次捐资110万元港币，支持浙江大学“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并设立“浙江大学唐大威优秀学生赴港实习计划”。同时，他还将自己编写了十年的著作捐赠给学院。
　　唐学元先生对祖国的教育事业如此关心，对于子女的教育更是从未懈怠。在子女的心中，唐学元先生不但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唐学元先生之子唐大威先生向笔者介绍说：“从我父亲身上，我学到了勤劳与拚搏。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胆大心细，遇事多思考。更主要的是，他让我知道，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应该多为社会做好事。”
　　在唐学元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唐大威先生学有所成，从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毕业，成为香港注册会计师，现在已经开始接手聚大行的日常工作。他像其父亲一样关心和奉献社会公益事业，并担任香港第二届立法局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样，他也心系浙大的发展，担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客座教授。
　　
　　后记
　　
　　唐学元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长者，依旧身体健硕，精神矍铄，虽然已将公司放手给了儿子，但是每当有重大事项，他都会亲自决策。
　　对于养生之道，他笑言：“人勤快多思考，身体就不老；多做善事对社会有情，就永远年轻。”
　　子曰：“仁者长寿。”唐学元先生的人生确如圣人所云。
　　
　　【人物简介】
　　 唐学元先生，祖籍广东汕头。现任香港聚大行总经理，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副主席、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副主席、香港潮州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北京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北京海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顾问、浙江大学顾问教授等。曾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铜紫荆星章、泰皇御赐皇冠勋章等。